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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岳父背着刘英雄给刘绣写了一份遗嘱，房子由她继承。害怕大妈和爸爸登记结婚得到房子继承权，刘英雄天天来闹。为了息事宁人，岳父又背着小女儿，给儿子写了一份遗嘱。刘英雄和刘绣商量，动迁之后，房子如何分配。
刘绣十分慷慨，只要那个农村人不占面积，爸爸写给她的遗嘱作废。刘英雄答应她的条件之后，刘绣当着哥哥的面，烧了那份遗嘱。刘英雄为了感谢妹妹，给了她一万元钱。我到编辑部送一篇小说稿，遇到我熟悉的曲胜文和赵广霖两位编辑。他们知道我目前的处境，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曲编辑说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刚调到宣传部，任文艺处处长。他不提宣传部还好，一提我差点儿当场休克。
我说：“我去过多少次，最后被赶出来。”他说：“我的这位同学非常好，有才华，我写封信，你拿着去碰碰运气。大连现在没有一个专业小说作家，都是兼职。文化局还有个戏剧创作室……”我苦笑着说：“我早打听清楚，创作室只是个空架子，所有的编剧下放到剧团，工资也由百分之百降到百分之六十。为了编写大连文化志，创作室暂时得以保留，文化志编完马上解散。我现在想进创作室，无疑是痴人说梦。”赵编辑鼓励我：“你去碰碰运气，不行再想其它办法。”
我只好带着曲编辑的信提着作品，硬着头皮去宣传部自取其辱。这回没人拦我，顺利地进到办公室。一身书卷气的张处长比我小两岁，热情地和我握手。
他看过曲编辑的信翻阅我的作品，诚恳地说：“我非常同情你的处境，不该被边缘化。发现优秀作者并为他们解决困难、改变创作条件多出好作品，是我的职责。市里一直重视文学创作，这些年出了不少在全国有影响的好作品。市文联没有专业作家编制，文化局暂时保留创作室，只是个空架子，编完文化志马上解散。只有保住创作室，才能保住编剧。下到剧团的编剧一个都不往回调，创作室想调人，局里都没权批准。”他仍给创作室荣主任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
让我没想到的是，对方答应和我见面。创作室位于南山街，对面是大连外国语学院食堂。我提着一捆作品上了七楼，我敲门进去，会议室里大桌子上，摆满了书稿和图片，人们正在埋头编写《大连文化志》，我走进了主任办公室。大连物价局局长宋维家，长的特别像父亲。每当他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心里一悸：“我爹又露面了！”宋局长和我隔着荧屏，有着生离死别的距离感。眼前的这个“爹”和我面对面，我百分之百地相信父亲确实没离去，终于和我见面了！
和瑞士亚力山大·列克德克的油画《狂风中的橡树》相反，“辽大”中文系毕业的主任荣培伟，却是一棵病树。他瘦骨嶙峋有骨气，虽然有病更有主见。父亲是随和里面包藏着杀机，荣主任是正气里面包藏着随和。他对下属关怀备至，是大家的依靠，说是创作室的“爹”也不过份。他果然是我的“亲爹”，推心置腹和盘托出，和我说了许多：“在主管局长的力主和我的坚持下，创作室总算以‘整理文化志’的形式苟延残喘。我们省是艺术大省，大连举足轻重，一个县级市都有创作室，我们为什么解散？我没保住编剧，但是保住了创作室。创作室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李明曾经是延安时期的首席小号手，韩纲长是《回娘家》的歌词作者，韩振是《小拜年》的词曲作者，张秀琢是著名作家阿红的亲哥哥，解散了对得起他们吗？现在的创作室是个空架子，沦落成一个服务单位，在全省绝无仅有。只要我还在，创作室就在。什么时候解散创作室，我什么时候辞职。既然创作室存在，就得养编剧。下到剧团里的编剧我要不回来，只要有新生力量，我想方设法也要调进来。我听了张处长介绍你的情况，有三点让我动心：一点你是个握枪杆子的，让我信任。二是你来自农村，苦孩子出身，肯定有感悟。三是你发表了这么多作品，我相信你能做个好编剧，写出好剧本。除了这三点之外更主要的是，你不是为了谋份体面工作，而是为了文学艺术而献身，把创作当成终身职业。在你之前，也有两个部队转业干部找我，一个滔滔不绝讲了一上午，我说我不缺教师爷。一个只想谋份体面工作，被我婉拒。我身为主任，目前还没有权力调进一个编剧。你能不能进创作室，还得局里决定。能不能把编剧调进来，也决定创作室能不能保留下来。把你调进来，下到剧团里的编剧们肯定得闹着回来。当初局里为了保留编剧，才全部下放到剧团，一个都不准往回调。最坏的结果，是因为调你而导致编剧们闹着回来，局里只得提前解散创作室。把你调进来保住了创作室，编剧们仍安心在剧团里开百分之六十工资，是最好的结果。如果编剧们找我算账，我就躲在家里装病。每当遇到棘手问题，我都故伎重演。”
荣主任见我笑了，说：“我和你们拿枪杆子的人不一样，不这样不行。现在谁干这一行？你。这也说明你有战胜困难的勇气，也让我心里有底。”
要想成为创作室编剧，山高路险困难重重，我仍要做最后一搏。我说：“感谢主任的理解和信任，我要以实际行动，报答您的厚爱。”我要告辞回去，荣主任说：“你先别着急，我和主管艺术工作的副局长汇报一下情况，让你暂时脱离杂技团，如何安排你合适，做些什么工作。”我强调说：“主任，我不懂编剧，没写过剧本。”他说：“你写小说之前，不是也不懂小说吗。”我说：“我写剧本是外行。”他说：“隔行不隔理。”我说：“我进创作室之前需要做什么？”他说：“最好写一个大型话剧剧本，获全国大奖，我好为你说话。”我吓了一跳，表示：“我短时间之内无法实现。”他说：“我和你开个玩笑，我为你创造学习机会。”
我以为要去中央戏剧学院进修，这回一定不能失去机会。他说：“我挤出四百元钱，你去省里参加三天学习班。”我说：“三天？我能学到什么？”他说：“你先熟悉一下情况，再住两个月，到了‘119防火宣传日’确定三周年纪念日。局里要求剧团进行演出，现在缺小品剧本。这是个机会，如果你创作一个防火题材的小品，并且由话剧团演出，你进创作室就有了敲门砖，我也好说话。”
我把心放下来，信誓旦旦地说：“主任，我保证写出小品，绝不会耽误剧团排练演出。一个月之内，我再写出一个荣获全国大奖的话剧剧本。”荣主任笑了，说：“写剧本不是女人织毛衣照，照《编织大全》就能完成。每个编剧两年之内写出一个剧本，不管是否排练演出，都算完成任务。”我更感到不可思议，说：“时间太长了。”荣主任说：“一个大型话剧剧本，相当一部长篇小说。许多作家一辈子只写一部长篇小说，遇上事件耽误十年二十年，三部曲都写不完。小说写完可以发表出版，‘十年磨一戏’。我们有的编剧，一辈子也没写出一个成功剧本。即使获得全国大奖的剧本，因为各种原因，也不一定都能被剧团排练演出。”
看我还不理解，荣主任说：“一个剧本从创作到演出，之间要召开多次研讨会，请有关领导、专家、导演提出意见，作者多次修改定稿，再由局里决定是否排练。排练之前资金必须到位，因为导演、演员的聘请、服装、道具的制作和购置、演出场地的租借、推广和宣传等都需要钱。文化部门是清水衙门，除了配合党、政、国家重大事件、活动和宣传，市里不会额外提供经费。这期间由于种种不可预测的原因，排练停止或者夭折，就得前功尽弃。做为一个编剧，首先要熟悉舞台。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根据情节和刻画人物的需要或叙述或描写或议论。影视剧是银幕荧屏平面艺术，可宏观可特写可推拉仰俯。戏剧表现的范围只局限在三尺舞台上，与观众面对面。还需要灯光音响等制造各种情境，在有限的时空内调动观众情绪。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要进行几度创作，才能搬上舞台。导演做案头如何导、演员理解角色如何演、观众如何观赏，都是再度创作。写戏的是骗子，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三句话已把戏剧说透。艺术是分寸，不能太夸张不能太恣意。庄重题材和严肃的题材，不能太搞笑。但也不是说，做编剧难到无法做下去的程度，再难也得有人做，只要用心，没有做不成的事。”
他特别提醒：“你在站岗放哨，别人正在读艺校。别人功成名就，你才踏进艺术的门槛。别人攀到半山腰，你才来到山根下。我不会强你所难、逼你纳投名状，要求你和别人一起攀上巅峰。你必须拿出一个剧本，让人信服。”
我表示：“既然我踏上了起跑线，就别无选择，只有强行军。”
开完介绍信，荣主任说：“你开这两个‘鼻戈子’别说养家糊口，给孩子买零食都不够，我打电话请示一下副局长，帮你解决一下燃眉之急。”
副局长让我在创作室帮忙，他和杂技团打招呼，每月为我增加五十元钱。不管能不能进创作室，我都对荣主任感激万分，更加相信他是父亲的化身。
那天吃完早饭，我背着一提包沉重的画稿，去火车站和老铁会合。老铁是专业编剧，荣主任怕我不熟悉情况，和剧团领导打了招呼，出钱进行委托，让他带一带我。这些画稿，是我按记忆恢复的长篇小说《带枪的父亲》草图。
自从稿子丢失，我挖空了心思，用文字无论如何无法恢复。那天我突发奇想，画了一幅父亲击毙汉奸、日本特务鲁一次郎的草图。我按图索骥，竟恢复了这一片断。我返回到读图时代，夜以继日地画了上千张草图，艰难地向文字过渡，快成高玉宝了。我害怕再丢失，只好随身携带。拐过九州大酒店，一个西装革履的小伙子夹着黑皮包，钻进一辆轿车。在关门一瞬间，从车内掉出厚厚一沓钱。
我大喊“钱掉了”，没等把钱拣起来，身后一个男人一把抢走，神秘地对我说：“大哥，见一面分一半，这样吧，把你的提包给我，这些钱全归你。”
那当时，骗子们经常上演这种掉包把戏。我笑着说：“都给你吧，我一分前不要。”他仍缠上我说：“你别害怕，咱俩到那边去分。”我拉开提包：“一包废纸，一分钱不值。”他认真翻了翻，看了又看，只好拿了“钱”悻悻地走了。
在火车上，老铁和我喝酒吃鹅肉，不时龇牙咧嘴地揉着胸口。
他的硬气功十分了得，我看过他表演的胸口大锤破石，大锤砸钢钎穿胸。我以为他练功导致胸口疼痛，要给他掐解痛穴位缓解。那天人少，车厢里没几个人，大半个车厢都空着。他伸出脑袋前后望了望，说：“早上，让老婆穿高跟鞋踹了一脚。”他撕开胸膛给我看，吓了我一大跳，心脏部位一个大血窟窿！
我大惑不解，说：“高跟鞋的鞋根，还能比大锤砸钢钎厉害？”他说：“表演之前都是运好了气，老婆是在我没有准备的情况，狠狠地下踹了一脚。”我倒吸了一口冷气：“鞋跟如同锥子尖，没把心脏扎漏了，是万幸中的万幸。”
我同病相怜地撸起袖子，展示胳膊上两排带血的牙痕，还自嘲：“我以为爱情能化解危机，结果成了螳臂挡车。”他拿过我的胳膊认真察看伤情，内战内行地说：“创伤发生在两个小时之内，和我的伤发生在同一时间段。早晨这段时间要克制，属于夫妻战争高发期。”他判断准确，说：“你还远不止这些。”
果然，他发现我胳膊上陈旧的牙痕，喝了一口酒，说：“我伤在心脏部位，你在胳膊部位，不是要害。”我说：“你的伤痕里面有爱，可以写成剧本，题目叫《穿心之爱》。”他说：“你确实能做编剧，老荣确实有眼力。”我趁机问：“我能不能正式调进创作室？”他撕下一块鹅胸脯肉塞进我的嘴里，说：“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我被那口肉噎着了，好半天才咽下去，很不舒服。
他问：“你的提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我的一篇长篇小说底稿，怕起火，随身背着。”他尖刻地说：“你随身背着稿子，把老婆孩子撇了？”
我没告诉他实话，否则还得被他嘲笑，说：“我差点儿被掉包，还不如让他调走了，还能赚一百元钱。”他又撕了块肉往我嘴里填，我刚张开嘴，他晃了一下填进自己嘴里。我拿起一只鹅腿，狠狠咬了一块肉吞进肚子里，喝了一大口酒。我顿时不知天高地厚，重蹈在高三连写诗朗诵的覆辙，说：“参加学习班回来，我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写出小品，一个月之内写出一部大型话剧剧本。”
他严峻地说：“如果说搞文学的人是文学怪物，搞戏剧的人何尝不是戏剧怪物？都说文学和戏剧隔行不隔理，绝非同出一辙。把一块石头放进铁桶里摇晃，碰撞得‘叮叮当当’，大概是文学。把一团棉花放进铁桶里摇晃，悄然无声，大概是戏剧。在戏剧和文学上都有造诣的人，只有老舍先生。你是搞文学出身，在戏剧上很难以有所造就。我在剧团里做了十几年跟头匠，练了十几年硬气功，而立之年当编剧，感到这一行水太深，深不可测；意志太软弱，一捅就破，如同我的胸膛架不住老婆的一高跟鞋。在戏剧界，你只看见周围的人们在做什么，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普通人都是关注生活中的某些戏剧性变化，搞戏剧的人，终生在制造舞台上的戏剧性变化。他们一辈子都在忙忙碌碌地‘搞艺术’，死到临头才明白什么都没搞、没搞成。生活才是一台大戏，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上暗流涌动。舞台上的主表演区只是主角的天下，如同蜜蜂世界里的蜂王，其它人都是工蜂。十年磨一戏是磨人，编剧得磨一辈子。你连编制的门槛都没迈过，遑论一个真正的编剧？写剧本更是门外汉。因此，你离戏剧还有十万八千里。你选择干这一行，我佩服你的勇气；你能干出名堂，我佩服你的本事；如果能干到底，你是个大英雄。你的感悟会比我更多更深刻，总之一句话，慢慢地磨吧。”
对他的话，我不敢苟同。戏剧也一样，通过个人努力都能成功。
我探究：“写完一个剧本，都要经历什么？如何才能搬上舞台。”
老铁所问非所答：“有的人一直和编剧过不去，让我们和演员、导演打成一片，实际上是甩包袱。财政每年都为艺术生产拨款，这些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编剧写了剧本不能搬上舞台，还下放到剧团百分之六十开工资，如何调动积极性？把创作室减掉了，而艺术研究所和艺术咨询中心这样的单位不但保留，还不断扩展，这是什么逻辑？没有鸡评论个蛋？这也好比一座医院，精简医生保留护士，岂不咄咄怪事？评论一篇一篇地写，评论集一本一本地出，剧目一个没有，滑天下之大稽！有的评论员卖乖，说现在编剧写不出剧本，得我们写了，不得把人气死？这些人恣意妄为崽卖爷田，为什么没人说句公道话？监管部门干什么去了？正如马明捷老师所说：有些事情不能生气，生气就得被活活气死！每当演出前，舞台上有句行话：角儿往前站学员往后退。现在这一行现实情况是：外行往里进内行往外退。你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有承受这一切的思想准备。”
我到省里学习三天，如同鸭子听雷，许多概念和名词听都没听过。老铁和其他市、县的同行们热烈讨论，只有我一言不发。领导是个温文儒雅的老大姐，知道我是新编剧，非常善解人意，很少让我发言。但是，我仍如同被关进拘留所刑讯逼供了三天，懵懵懂懂战战兢兢。在回大连的火车上，老铁说：“我考考你，你这次来省里学习了三天，什么是斯坦尼体系和布莱西特体系？”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知道。”他说：“你怎么理解就怎么回答，没关系。”我说：“是太阳系和银河系。”老铁问：“你说说，什么是编剧法？”我说：“障眼法，胡诌八扯法。”他又问：“什么是散点式？”我说：“三点式……”
老铁笑了，说：“还光腚式呢。学习三天想当编剧写小品？下一个月之内想写出大型剧本？你想的太简单了。编剧这个饭碗，想端起来不容易。”
我感到危在旦夕，回去如何向荣主任汇报？火车到了瓦房店，我终于下了决心，和老铁匆匆告别，说：“我回趟老家。”他说：“你不想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