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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来，光棍们在老碾房里自娱自乐、到永宁城赶庙会看戏、闹红、白喜事，过年踩高跷演“俊孩”、正月十五“抬尿罐子”、二月二“龙抬头催款抡灰囤”、瞎子算命、跳大神等、到西庙山赶庙会，都是小西山的文化娱乐活动。
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群众的文化生活。一九五八年，永宁公社成立了放映队，到每个大队循环放电影。农闲时节，复州城艺人来小西山唱大鼓书。艺人们们都住在南头子董希举大爷家，老两口没有子女。晚上，他家外屋地是舞台，梁柁上悬挂一盏明亮的“伞灯”，是灯光。外屋地早挤满了人，外面的人进不去，踩着板凳顺“上亮子”往里面看。两个艺人吃完饭，坐在炕头上稍作休息，穿了黑布长袍来到外屋地。瘦艺人坐在板凳上，膝盖上铺块帆布，眯着眼睛弹三弦，一边弹身子一边不住地摇晃。胖艺人一只手捏着铜板一只手持鼓锤，开场戏是《半块古铜钱》。大概是一位富家小姐郊游拣到半块古铜钱，引起一场爱情悲剧。
胖艺人一边唱一边交替敲鼓和铜板，嘴时而咧成正方形，时而咧成三角形，里面镶的金牙暴露无遗。等他唱完了《肖飞买药》，下半夜才散场。
县评剧团每年都下乡演出，很少来盐场，更别说大、小西山了。郝振东大爷家的一群姑娘，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演出消息。下半晌，我们跟着她们来到八里地之外的辛庄，看评剧《杨三姐告状》。戏子咿咿呀呀地唱个没完没了，让我心烦意乱，什么印象没有，就想赶紧散场回家睡觉。那一次到永宁看评剧《千万不能忘记》，我记住了“丁志纯”三个字。我遇想有一枝双筒猎枪，到南海底打海猫子，到沙湾底打大雁。中国少年报上刊登一张揭露台湾现状的漫画，“冰棍败火，拉稀别找我”。我手拿二分钱一根的冰棍，舍不得吃，化了都不知道。
拿一年暑假期间，外地一个剧团来盐场演出，在学校里住了好几天。一个女演员表演《我是公社养猪娃》，边唱边舞边甩着鞭子赶猪。我挤到前台边上，女演员的鞭梢抽到了我脸上，火辣辣地灼痛感到很荣幸，还想让她再抽一下。
一个穿旗袍的女人背对着我们，怀抱琵琶像抱了个木头大“尜瓢”，两片丰腴的大腚撑满一面袋子白面，沉重地压在凳子上。她才不管后面有没有人，自弹自唱，从头到尾“牙酥酥雨苏苏”，再“雨苏苏牙酥酥”，一句都听不懂。
小西山人呛呛到冬天天，也没破译出来女演员唱的是什么。到了春节之前，才由董万开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鸭叔叔”和“鱼叔叔”犯了牙疼病。
现在揣摩，十有八九是苏州评弹。上个世纪一九六三年春节前，盐场大队排练歌剧《三世仇》。腊八那天，大队来小西山演出，在东南地老生产队搭台唱戏。天奇冷，一个大人都没有，台下除了我们一群孩子，还有几头散驴。演出提前开场，佃户王老五一家，拉着生产队的一副犁杖，边唱边上。恶霸地主王二爷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戴墨镜拄文明棍，迈四方步上台，骄横地唱：二爷我家住在苏家庄上，有钱有势独霸一方！大皇军在这里，我当过村长……我们只对于殿久男扮女装的巫婆感兴趣，坚持没走。他浓妆艳抹捏了手绢上台，尖起嗓子边扭边念：我上神喝烧酒，下神吃饽饽……等到他搔首弄姿唱：三月里来桃花开，蝴蝶双双把蜜采……我们实在坚持不住，冻的往家里跑，台下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一边跑一边回头看，那些演员是不是还在演给那几头毛驴看。只见一群人抱着乐器扛着道具穿着花花绿绿的演出服装，缩缩脖子勾勾腰往盐场跑。
以后，我眼中的地主就有了固定形象。我在课本空白处和练习本上，除了画枪和军官，还有守着一堆金元宝的地主。除了猎枪，我还想有一根文明棍。
除此之外，每当过年，大队组织高跷队秧歌队等到各屯演出。尽管多少年都是千篇一律的“如今盐场大变样”，也是人山人海。县文化馆和公社文化站，每年都举行文艺汇演，还有各种球类书法象棋比赛。山东快书《孔老二吃韭菜》，就是通过文艺汇演涌现出来的优秀节目。徐百礼的大鼓词，也是如法炮制。
我家从边外回来，在小西山掀起一场“洋戏匣子”狂潮。每年过年，盐场傻春林“唱落子”要饺子和“大红票”。“文革”时期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唱样板戏说俏皮话，小成子舅舅弹马头琴，都属于不同时代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
土地承包后，家家户户有了电视机，削弱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日子越来越好过，总有人想不开成了黑刺挠鱼，气大，动辄寻死觅活。
小时候，我经常和东南地的二田子、林富有去西南海抬鱼。爷爷办丧事时，二田子是杠夫。他比我大两岁，却管我叫“大哥”。我俩闲聊，他说起在鲅鱼圈打海蜇木头船大战铁甲船的场面。他说：“大哥，我们要有你这两下子，肯定把铁甲船打得落花流水。我太累了，要不是还有两个儿子，真不想活了。”
我说：“你刚到四十岁，正是人生最好的阶段。”他说：“你活五百岁都不嫌多，我这样的人活一天就得遭一天罪。”我推心置腹地说：“我遭的罪半点不比你少，甚至你都没听说过。”他说：“生在农村就是掉进了火坑，能走出去的人才配活着。别看我们都是人，浑身上下那套玩意儿一样不少，但是你遭罪和我们遭罪是两码事儿。”我说：“那也别死，都像你这么想，小西山早死绝了。”他说：“走出小西山要是像去趟永宁那么容易，屯中早没人了。”我说：“太君大哥都七十多岁了，比你更累，乐乐呵呵地活着。”他说：“咱们现在不一样啊……”
二田子结”婚早，儿子到了成家的年龄，盖完了房子喝了农药。我经常想，在二田子喝农药之前，让他看一场笑星演出，说不定就能改变主意不死了。
郝振东大爷和大娘生了八个孩子，六个姑娘两个儿子。大姑娘叫香子没“镶”住，二姑娘叫“全挡子”没挡住。三姑娘叫“隔子”才隔住，生了大儿子郝文贵，比我大四岁。五姑娘丫蛋和我同岁，我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起长大。
小时候带我们看戏赶海割草的三个大姑娘，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先是大姐投井，再是三姐投井。半年之后，丫蛋也服毒自尽。丫蛋的丈夫吃商品粮有正式工作，有了孩子夫妻感情深厚。丈夫悲痛欲绝，守着她的遗体呼唤了几天几夜。郝振东大爷和大娘一直健在，姑娘们没有任何理由选择不归之路。
盐场和大西山，却很少发生这种事情。盐场人自发成立了“歌唱队”，王忠巾弹三弦，黄桂巾拉二胡。一大群人随帮唱影自娱自乐，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一来二去唱出名了。三里五屯办红、白喜事，搞庆祝活动，都请他们去唱堂会。
大西山人晚上集中在屯边老场院，男人们敲锣打鼓吹喇叭，老娘们穿红戴绿扭秧歌。有什么愁事想不开，嚎嘹几嗓子踩着鼓点跳一晚上，给钱都不死。
小西山的文艺爱好者陈大友子也老了，年轻时用大竹筒子做的大胡琴，早已铸剑为犁做了大粪勺子。那当时，老碾房房倒塌，在露天地轧碾子。晚上，大伙儿坐在他家后园大榆树下，听他自拉自唱《老两口学毛选》，打发寂寞的漫漫长夜。任何时代的小西山女人都拉一把一筋筋，打死都不去大西山扭秧歌。
一茬茬光棍们，靠说“疙瘩话催款攮怂话”揶揄解闷。小西山的“太”字辈董太运是个人物，走到哪里都笑声不断。那当时，赵本山刚刚在辽宁电视台春晚露面。许多人看过他的小品《摔三弦》，我还不知道赵本山是谁。那一年春节回家，董云增四大爷问我：“今年春节联欢晚会，赵笨三（本山）还能出来吗？导演还是李春明吗？他哪赶上咱小西山的小太运？”在我的记忆力，董太运只会说“野狼嗥喝水喝一瓢，王大瞎喝酒吃地瓜”之类的顺口溜，再无其他。
不管专业和业余，笑星必须有自嘲的决心和勇气，董太运完全具备。有一次他和陌生人唠嗑，那人问他姓什么，他说姓“人”。那人说：“没听说还有姓‘人’的，你叫‘人’什么？”他说：“我叫人怂货囊，一肚子谷糠外加海秧菜汤稀里咣当。”又有一次他对别人说：“我姓‘屁’，叫‘屁臊寡淡精稀胶黏。’”
他还说自己姓驴，别人以为姓吕，他说：“我叫驴屌子顶不起锅盖。”
那天，我在山上遇见头发乱糟糟的董太运，说起小品。我说：“你‘攮怂话’会说‘疙瘩话’，半点不输在央视春晚演小品那些农民，你带几个人组成个演出班子，走村串户演出，起码好吃好喝伺候。”他说：“咱小西山人炕头汉子豁不上脸，出了地东头就见不得人。”我说：“我给你联系个地方展示一下，你肯定能成把好手。”他连连摇头，说：“我要是靠说‘疙瘩话’‘攮怂话’‘耍狗坨子’吃香喝辣，就不是个正经物，驴粪蛋子被捧上金銮殿，早晚得滚下来。”
我说：“你认为小品是什么？”董太运说：“小品就是尖辣椒炒猪大肠，许多人好这口。再往好点说，是用发好的人粪尿，给园边子青苞米上肥料，尝鲜解馋。”我说：“三里五村的人，都说你是小西山的赵本山。”
他嗤之以鼻：“他演小品糟蹋老太太，我能糟蹋我奶奶吗？让我到北京住，我想家。在北京建大舞台，我舍不得小西山。我买飞机在官道北修机场，糟蹋好地。买游艇往哪儿开？让我这种虾皮蟹盖开创过了山海关就是小西山，不是屁臊寡淡也是精稀胶黏。年年大伙儿不看春晚，都跑到我家听我说疙瘩话。”
董太运帮小西山人度过了“文化瓜菜代”，不想死了还赚个乐和。
我到省里学习一个星期，正愁回大连没法向荣主任交代。我中途回了趟小西山见了次董太运，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小西山家家户户才是创作室，人人都是编剧和演员。我大受启发，创作小品《请菩萨》：夫妻俩装修房子，媳妇主张用阻燃材料，丈夫图省钱还迷信，请回一樽菩萨保佑。家里发生火灾，丈夫跪求菩萨。关键时刻，媳妇从红布下面取出置换的干粉灭火器，将火扑灭。
在剧中，我第一次引用小西山的“疙瘩话”：一朵鲜花插牛粪，这是鲜花的幸运；牛粪里面有养分，鲜花越开越有劲。这是我第一次写小品剧本，也幸亏小西山人不知道我当编剧，否则会说“疯狗”不闹正经的，这辈子算瞎了。
回大连第二天，我到创作室向荣主任汇报情况，把剧本交给他。他认真看过剧本，高兴地说：“你出手不凡，确实胜任编剧。我和毛局长打个招呼，明年推荐你去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就可以写大剧本了。”我心里说，你还不如让我回小西山学习了。他给话剧团团长羊角打电话，让我马上去送剧本。他嘱咐我：“你要多长点精神，经常到剧场去看看，剧本排没排练。”我莫名其妙，说：“剧团排练之前，不和创作室和编剧商量吗？”老荣苦笑，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自从“大庙”动迁，各艺术团体作了鸟兽散。话剧团租借位于昆明街的造船俱乐部，外面贴一张话剧演出海报，编剧后面，挂火车车厢般排了九个名字。
据说羊角团长很不一般，长相端庄，某大学中文系毕业，眼高手低写文章中学生水平，爱话剧胜过了老婆，身边总是众星捧月般围绕一群小女人。他喜欢偷偷摸摸地修改别人的剧本，就像私下为别人的老婆检查妇科。他一个人花光了单位的全年经费，参加各种文艺盛会，为节省经费吃五十元钱一碗面条。回来后他兴犹未尽，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一连好多天回味无穷。多年来，被他扼杀的剧本够开一家大型造纸厂。被他消灭的剧中人物，能填满几座万人坑。文化生态园招致他这类害虫，后患无穷颗粒不收。据说大连文艺界的“十大坏”，此人稳坐前三名。我进团长室没等自报家门，长相酷似某大汉奸的团长接过剧本。
他一眼没看，将那几页纸不屑地扔在办公桌上，忿忿地说：“老荣算老几？他不知道创作室被砍掉、搞文化志暂时保留？他让你给剧团写剧本，下放到剧团的编剧做什么？团里养了一群编剧，最不缺的是剧本，”出言不逊，“你一不是科班出身二没有文凭三没写过剧本，你的剧本放在我这里，就像九州饭店下面坐了个丑陋的老农民，极不和谐。连市里都没权往创作室调人，老荣想把你调进来，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不自量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创作室已经死亡你给鬼当编剧？即使创作室保留，这么多正式编剧都得回去，你的位置在哪儿？再说，老荣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就回家装病，编剧们一窝蜂地回去，他能管你？”
我万念俱灰，赶紧拿剧本准备走人。羊角已经将剧本锁进了抽屉，继续训诫我：“年轻人谈稿费没有出息。”我更加莫名其妙，老农民如此丑陋，怎么被他给留在九州饭店里面了？根本没有排练的可能，他和谁谈稿费？我说：“你把剧本还给我。”他说：“只要送到剧团的剧本，没有往回要的。”
一个演员模样的人找他有事，我只好不辞而别。
荣培伟将一个转业干部调进创作室的消息传开，编剧们都把自己捆成炸药包，准备和老荣同归于尽。我写的小品《请菩萨》，不但没请来“菩萨”灭火，倒招来一群火神爷。编剧们把对局里错误决定的抱怨，全朝荣主任身上发泄。
我怕荣主任像太爷骂袁世凯一样百日之内被骂死，到创作室安慰他。刘书记说：“你赶紧回去，这几天千万别来创作室。”我吓了一跳：“书记，出什么事了？”她说：“你一露面，让人以为你真被调来了，对你和荣主任都不利。”
光看每月增加的五十元钱，我也不敢去创作室，别把好事自己搅黄了。香港某企业家在火车站广场修建“胜利地下商场”，已经开业。那天上午即将发生日全食，天津街人山人海，滤镜火卖。我遇见已经转业的原政治处主任，说：“我已经五十挂零了。”我说：“我也快四十挂零了。”我更增加了紧迫感。
日食复原，我和刘萤带女儿去“胜利地下商场”。露天舞池四周人山人海，正在观摩演出。那句熟悉的台词，让我为之一振：一朵鲜花插牛粪，这是鲜花的幸运；牛粪里面有养分，鲜花越开越有劲！为了纪念“119防火宣传日”确立三周年，话剧团正在演出我创作的小品《请菩萨》，赢来观众们的阵阵笑声。
我找到羊团长，问：“你排练演出小品，怎么事先没告诉我一声。”他还是那句话：“年轻人谈钱没意思。”第二天我到创作室，向荣主任汇报了小品被排练演出的情况。这回该荣主任成了炸药包，火冒三丈打电话，质问羊团长。
羊团长说：“这是预演，小品已被省里选中，十一月九日正式演出。”
在“消防法颁布一周年”电视文艺晚会上，全是省消防局的歌舞和小品。我创作的小品《请菩萨》，被改编成舞剧《开业大吉》，署名“集体创作”。“菩萨”被改成一瓶“茅台酒”，他们如此冒犯菩萨，不怕遭到报应。晚会结束演员谢幕，我的小品被剽窃，找谁告状、有钱告、能告成吗？当年我在岛上接待某大学教授时，因为他羞辱军人没有文化，在喝酒吹牛时被我奚落羞辱，无可奈何地连连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我是何等豪迈！现在，秀才和兵的位置颠倒，我是秀才他们倒成了兵。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老老实实接受强奸就是了。
三瘸子看见弟弟掉进水坑里不回家叫人，自己躲进棉槐趟子里，直到弟弟快淹死了，才回去叫人。羊角哪比得上“三瘸子”？只能用为侵略者带路的汉奸形容此人。鲁迅笔下的那些国人，围观日寇杀戮同胞。我是围观别人杀害自己。
荣主任看了晚会，第二天上班后犯了心脏病，被人扶到楼下诊所扎吊瓶。他破釜沉舟，自己举着吊瓶坐车去局里，据理力争甚至以命相抵。不久前局里处理一个干部，几年不长级不发工资。那干部说尽好话，领导无动于衷。那干部破釜沉舟，天天随局长上下班，局长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没到一个月局长妥协，补发能干部全部工资，安排岗位调了级。荣主任从来不去局里，此时躺在局长办公室沙发上，脸色蜡黄一动不动，有进气没出气，随时都能咽气。局长被吓坏了，只得顶住各方面压力，劝老荣赶紧起来上医院，同意将董太锋调到创作室。
荣主任一个高从沙发上跳起来，吓得局长逃到门外，以为诈尸了。
具有高中以上文凭，才有资格进行专业技术评定，有职称才算正式编剧。我以为逃脱了文凭这张网，没想到自投罗网。我的复县二十五中学毕业证书，二十多年前被学校扣押。爷爷在漫天大雪中要回证书，被妹妹剪了小人碎尸万段，再被我扔进火盆里面付之一炬。那一年，我们几个九年一班同学去见原班主任，我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的大学是二十五中学。”真是认贼作父自作多情。
城市的马路、灯杆、电线杆、墙上、路面，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各种各样野广告，被称作“城市牛皮癣”，只要花几十元钱，就能做一张以假乱真的假文凭。
许多人在提职、职称评定、技术考级、资质认证等，用的都是假文凭。部队保送我上“军艺”、白给我文凭都不要，我绝不做一张假文凭自欺欺人。伍干事在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为我补发一张高中文凭。此文凭不是“银样镴枪头”，也不是堂·吉诃德的长矛。它是“小米加步枪”，从此后伴我在职场上搏杀。
我是小品《请菩萨》的原创者，理所当然属上我的名字。我调进创作室，应该名正言顺地评为中级职称，下一步参评“副高”。我被团长出卖，为防止夜长梦多，将我定为四级编剧。我熬了一年零三个月，成为专业编剧圆了作家梦，开全额工资，创作室因此被保留。编剧不用田田坐班，每星期一召集一次。
楼上一位大婶旷工在家织毛衣，被单位除名。她得知我不用上班照开工资，羡慕得不行，找到我：“你这工作最适合我干，和你们领导说一说，把我也调到你们单位，天天在家织毛衣还开工资。”我说：“我得在家里写剧本，两年交一部大型剧本。”她不以为然地说：“那还不简单，找小五划拉一个不就得了。”
在她眼里，小五才是天津街的文化人，尽管连个表格都不会填。我恶作剧故意说好，她竟然当真，晚上来家里送礼，好不容易把她劝走，带走了礼物。
荣主任告诉我：“你的房子问题，局里还无法解决，编剧都是自己解决住房。一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导演，全家一直住在大楼顶上私建的小屋里。如果编剧的剧本演出之后获得戏剧梅花奖，市政府在博士公寓奖励一套房子。”
我眼前顿时悬浮一套三室一厅住房，尽快写出一部大型剧本一炮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