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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山东回来，去沈阳参加军区文化工作会议。
邵部长传达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在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共分十大部分，为全军文艺创作指出了方向。“讲话”尤其强调了部队业余作者的作用，让我倍受鼓舞。为了贯彻落实《讲话》精神，《解放军文艺》开辟“90方队”专辑，每期只发表一个业余作者的作品。邵部长要求，全军区最低要有一个业余作者的作品，进入“90方队”专辑。军区还要隆重举办一次“起飞笔会”，为每位业余作者插上腾飞的翅膀。这次会议，也是挺进“90方队”的动员会和誓师会。他说：“军区创作室专职创作员年龄老化，有的多年没在部队刊物上发表作品。对于那种不具备专职创作员水平和条件，不管通过什么门路想进来的人，要坚决抵制。靠一篇儿童作品、几首小诗、一则民间故事、甚至新闻报道想进入创作室做专职创作员，在我的任期内想都别想。我们有的专职创作员，不敢承认自己正在写东西，有人进来赶紧把稿子收起来，装作什么事没干。这样的人怎么能创作出好作品？如何进入创作室的？提高军区的文学创作水平，必须寄希望于有生活、有创作激情、有成果的业余作者身上。不将这些人补充到创作室，就是严重失职。解放军文艺的‘90方队’专辑，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谁的作品进入‘90方队’，谁就理所当然进创作室。”
根据柯云路同名小说改编电视连续剧《新星》，成功塑造了一个厉行改革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是最具轰动效应的改革剧。八十年代的陕西古陵县，年轻的新任县委书记李向南，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向旧体制、旧观念发起挑战。
邵部长像极了李向南，锐意改革，对军区的文化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他尤其对某些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批评，不留情面，甚至点到人名。他说：“我到各单位走了一圈，各种不负责任的现象触目惊心。某单位一块价值上百万元的天鹅绒幕布，随便堆在后台，被耗子咬成一个个窟窿，你们当领导的真的看不见吗？你家一块窗帘被老鼠咬了，你看没看见？看见了心不心疼？眼下问题成堆，出工不出力，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谁想着集体和工作？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果四平八稳纸上谈兵，我这个部长当与不当又有何妨？”
做李向南式的人物固然痛快，军内的情况和地方不同。邵部长是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之中，李向南是虚构的剧情之中。邵部长的改革肯定要得罪不少人，我着实为他捏了把汗。在晚上招待会上，胡世宗主任让我代表军区业余作者，给邵部长敬酒。邵部长非常和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有你这样的业余作者，我说话才有底气。你要坚定信心，从现在开始，为作品加入‘90方队’做准备。”
我表示绝不辜负首长的期望，保证完成任务。军区文化部副部长魏宝贵，与著名歌词作家邬大为珠联璧合，创作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红星歌》《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师长有床绿军被》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影响激励着全军将士。魏副部长过来给我敬酒，说：“你的小说语言，都能改成歌词。”朱光斗是延安时期的资深艺术家，他创作表演的快板《学雷锋》，深受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和好评，他也对我进行鼓励。进入解放军文艺“90方队”，是一场决定我命运的攻坚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开会时，我正在校对拟发表的中篇小说。大连陆军学校教研室主任常万生说：“你是个闲才，到陆军学院当教员吧，每个月两节写作课，不耽误写作，在大连市内有房子。”我说：“党史办很快就有编制。”
无已经箭在弦上，回大连后，我马上进入创作状态，将“材料库”里的素材进行归类筛选。那天傍晚，一位部队司机敲门进来，把我接到军人俱乐部。
在读书班招待所，我见到了来警备区搞调研的邵部长。他特地找我了解情况，进行鼓励。他年富力强，在广鹿守备区入伍，是我的海岛老前辈，在感情上又近了一步。他重视文学创作，几次到创作室调研，听取王主任和胡主任的汇报。
他说：“你最有可能进入‘90方队’，我对你寄予了很大期望。”
我向邵部长汇报了情况，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烧的是创作。你能进入‘90方队’，就是对我工作上的最大支持。你是全军区成绩斐然的业余作者，在创作上我不会对你有所指导，但是，可以帮你改善创作环境。我和政治部首长打了招呼，先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
我谢绝了邵部长的好意，表示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环境，不会耽误创作。他说：“我们立下军令状：你进入90方队之日，就是你进入创作室之时。”他和我谈了许多，也对“为行人守坑”的做法不敢苟同。为行人守坑不去看戏的人固然是好人，不守坑去看戏的人也不是坏人。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好人，有不同的标准。自私自利的人，在大公无私的人眼里不算好人。对于坏人来说，好人都是坏人。是非分明、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坚持原则的人，肯定要受到非议。为了坚持原则而得罪了利益阶层的人，会受到诬陷打击，也是好人。八面玲珑、曲意逢迎、口是心非、见风使舵、损人利己的人，也不算好人。有的人强调“先做人后做事”，你要求他先做什么样的人？等他做成了你认可的“好人”，还能做成什么事？
他强调，你尽管放心，在我这里，绝不让有才华的人受到曲解和埋没。所谓的“好人”，也别想在我这里钻空子、占位子。刚直不阿的少部长像极了父亲，我暗暗祈祷，别因为言多有失栽了跟头。烧部长决定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为我解决住房解除后顾之忧。他征求我的意见，先把我调到军区设在大连的“电影发行站”。影发行站人员已满，他说：“可以安排其他干部转业，为你腾地方。”
我特地抱着女儿，路过斯大林路86号，看见那个女军人带着孩子在工作。这让我想起溺水身亡的小永，顿时打消了顶替她调到这里的想法。为了解决我的职务问题，邵部长可谓用心良苦，要调我到军区前进歌舞团办公室。调动之前，我在警备区可以提升一级职务，调到歌舞团再调一级职务。胡世宗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感谢，坚决服从首长的安排。歌舞团孙文心政委和著名歌词作家邬大为老师，分别和我谈话，介绍歌舞团的情况和我的工作职责，由干部科打报告，向警备区干部处发了调令。他们让我回警备区办理手续，马上来歌舞团报到。
为两个演员的离婚问题，我现在就得外出搞外调，停下小说创作。刘萤单位加班，没人帮她照看孩子，也不敢把孩子留在那种环境里。狠下心把孩子送回老家小西山，除了不放心，我也不想给老人增加负担。那次我俩回家，大妹妹的孩子掉进街上井里，双手扒住石缝喊“救命”。幸亏刘萤在街上，跑进园子里把他从井里拽上来。妈妈除了照顾病危的父亲、爷爷奶奶，还有一大群鸡鸭鹅狗。况且，农村死个孩子不算回事。命运又把我推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由我选择。我认为：顾此失彼只能得不偿失，绝不会鱼和熊掌兼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千头万绪抓根本。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矛盾迎刃而解。让作品进入“90方队”，才是我的当务之急。军区那边调令来了，我让干部处把调令再打回去。
从早到晚，我脑子里行进着浩浩荡荡的“90方队”。我跟在“方队”后面疲于奔命，刚挤进“方队”寄去一篇小说，就被编辑退回一脚踢了出来。纵观现实生活中，没有一样东西一件事，与“90方队”有联系。我到“修竹”市场买菜，小贩子在推销“90年代土豆”，我一次买了十斤。解放军艺术学院招生，文学系主任黄献国三次来电话，让我报名。他说：“系里每年都特招有成就的业余作者。你来‘军艺’学习，我们这一届就算完成了任务。每一届能培养一到两个专职创作员，就算不错了。”盛情难却，我答应了黄主任。
我到军区参加统一考试之后，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白石桥”报名。
主管助理看过我的表格，说：“一会儿我单独和你谈。”我正琢磨上学这两年，孩子谁照顾，那助理和我谈话。他张口就质问：“你为什么要对我造谣中伤？”
我莫名其妙，说：“你认错人了吧？”他说：“你叫董太锋，这没错吧？”我说：“你把话讲清楚，我没听明白。”他对我不屑一顾：“我懒得和你这种人说话，你可以回去了。”我说：“你必须和我讲清楚，我怎么对你造谣中伤。”他说：“你为了能上军艺，说一位女作者，和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和什么女作者，你是凭空捏造血口喷人。我给黄主任打电话。”他说：“黄主任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生气。”我问：“你直说，我上军艺有没有希望？”
他说：“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水中捞月一场空。”我说：“我无故蒙冤，谁为这件事情负责？”他说：“那位女作者的丈夫，会找你算账的。”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已经对这种事情见怪不怪。每到这种时刻，我都告诫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忍耐忍耐再忍耐。我找出许多不上军艺学习的理由，说服安慰自己。我离开这几天，刘萤放弃奖金，开诊断书在家看孩子。传说天津街要动迁，刘英雄又到家里驻守。老家那边，父亲不知道还能撑多长时间。我即使被军艺录取，也不一定能来上学。并且我曾经发誓：此生不再上学。
但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问那助理：“我就这么走了吗？”他嗤之以鼻：“难道让我派车送你走吗？”这斯肯定不知道，我此时掐死他的心都有。
我朝他怒视片刻，将手里的那张表格撕碎，扭头走出招生办。
我回大连第二天刚上班，那助理从北京给我来电话。他说：“我首先向你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一场误会。你马上来北京，上军艺的事情已经内定。”
我重重地放下电话，任凭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一个奋斗者的人生路上，必定有许多地雷和陷阱。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是祸躲不过，我必须有所准备，时刻保持警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道路坎坷不平，我就做命运路上的“跟头匠”。
我接连给解放军文艺刘增新编辑寄去多篇小说故事梗概，有部队题材也有地方题材，也是我奋斗精神的写照、命运的主旋律、人生和人性的透视，至今杳无音信。我怀疑邮路受阻，编辑没看懂，还有不可预料的原因。我期待邵部长寄予重望的“起飞”笔会，也没“起飞”。兄弟军区业余作者的作品，开始进入“90方队”专辑，专家逐一点评。我虽然得到了邵部长的青睐，进不了“90方队”也等于前功尽弃。又一个消息让我心灰意冷，因为军区党史办放弃总政批下来的十个编制，这一回只给军区三个编制，都被留用。没有编制，我将面临转业。
我放弃去军区歌舞团和去军艺学习的机会，是不是误判形势意气用事。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刘编辑终于来信了，在我寄去的十几个故事梗概中，确定了四个短篇小说：《大冰冻》、《北碱沟》、《刨鱼》、《火龙卷》。他在信中说：
因为全军绝大部分业余作者的来稿，几乎都是军事题材作品，既雷同又没有新意，无法体现全军整体创作水平和趋势。经过编辑部研究，在全军范围内确定了几个重点作者，你是其中之一。除了军事题材作品，非军事题材的作品也要占一定比例。这一决定，得到了文艺社领导的批准和支持。你比别的作者更具备两种优势：除了创作军事题材的优势，创作非军事题材作品更是你的拿手戏。因此，才确定你的四篇非军事题材小说。为了更符合杨白冰主任的《讲话》精神，编辑部决定，你的作品，将和杨白冰主任的《讲话》发表在同一期《解放军文艺》上，也是落实《讲话》的具体成果。要求：创作手法要新颖、艺术标准要等于、高于专职创作员。因此，对作品有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四个短篇小说的故事梗概。但是我也感受到，这是一部颂扬人生、生命，抗争、奋斗、强者的交响曲，《大冰冻》是主旋律，一定要写好；不是非军事题材而是超越了军事题材。在具体创作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因为写的是人，就要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作品中人物都是中国人——以前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和以后的中国人。说到底，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语言要有韵律感，题材要有新意，你已经具备了。在哲学上、思想上，一定要形而上。作品中的人物既凤凰涅槃，又要浴火重生，百折不挠死而复生、生生不息。作者在故事的叙述当中暗设诡谲，让读者在阅读当中品茗般品味韵律，在不经意之中发现金矿；在失意中有所斩获，在落寞中有坚守，在松散中有硬核。作品既要雷霆万钧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更要举重若轻二量棉花落地。要让读者感受到，作品似乎不是出自业余作者之手，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杨白冰主任肯定阅读这一期杂志，你尽快写出第一稿寄给我。
我被编辑的信吓住了，一时间束手无策，无所适从。我的小说故事梗概都有原稿，与编辑的要求相差甚远，很难另起炉灶。我让刘小丫为我想办法，她看过小说原稿后，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你的小说原稿完全符合编辑要求，不用修改。”我说：“你想的太简单了。”她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没听她的话，冥思苦想另起炉灶，都失败了。
她说：“你在原稿的基础上加工充实润色，你修改我誊写。”我心里仍没有底，说：“我压力很大，一时间无法解脱。”她认真地说：“找个人陪你睡觉减减压，然后再修改。”我不无得意地说：“你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坐怀不乱。”
刘小丫不无讽刺一针见血：“什么坐怀不乱？你不过是忍精不射。”
我满脸通红，尴尬地笑了，也感动地说：“我听红颜知己的。”为了能挤进“90方队”，我奋不顾身别无选择，乖乖地和刘小丫走了。我浴火重生，以这次契机，向百年家族魔咒发起挑战。我按编辑的意见，这边修改小说原稿，刘小丫在那边誊写。一个星期之后，我俩把四个短篇小说寄出去。又一个星期之后，刘编辑来信，对我的写作速度和小说质量大加赞赏。这一切，无不来自刘小丫的肯定和启发，、深情和奉献。刘编辑让我写一篇体现根性的《作者自白》，附一张近期彩色照片。我写完“自白”，刘小丫挑选照片，是她在冯玉祥将军墓前为我所拍。
作者自白
童年也有许多痴迷的幻想，不过是赤脚上学渴望有双鞋，穿上鞋渴望有辆自行车，绝少浪漫而不乏沉重，除此不敢作其他奢望。自那年暮春闯入校园，撬开图书馆盗出大量禁书事情败露，再被游斗数日逐出校门后，命运就成为一张时刻都需补缀的网。那些年，拼命想跳出那块贫瘠而又山清水秀的土地，每年征兵都去公社人武部吃一顿好饭，直到吃了快十顿，才在漫天大雪中换上一套新军装。后来便遭命运玩弄，不时被挤进小胡同，又时刻蒙承机遇的恩泽。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也不死心。朋友建议把名字改为“泰峰”，喻泰山之颠之意。岂敢。自感成熟得要发霉之时，觉出常常把耍小聪明当作睿智，把惰性当成坚忍，把钻牛角尖当作机敏，于是乎孤芳自赏也就成了深沉。可悲可叹！新近总感恍恍惚惚，虽早已离开故土，思绪总幽灵般游回那片土地。那片土地算不上博大和恢弘，但总觉得有样东西栽种在那里，永远也拔不出来了——就是常说的“根”吗？
我第一时间给邵部长写信报喜，然后给胡主任打电话回报情况。他高兴地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我问：“我们的‘起飞笔会’什么时候召开？”他幽默地说：“你已经提前起飞了。”我这才抽出身，准备休假回家陪伴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