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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一出生，就是一个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大连人。我的故乡是小西山，她的故乡是天津街。我眼里的天津街是不堪回首，她眼中的天津街是金色童年。我第一次走进和最后一次走出小西山，都经过董万全家门前的那道“坎子”。女儿和妈妈刘萤一样，人生的第一次出入，都经过胡同里面那道小木门。女儿牙牙学语的第一句话是 “爸爸”，会写的第一个字是“花”。“八〇后”独生子女被称作小皇帝，是因为有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四个老人的宠爱。我和刘萤，既是爷爷奶奶也是姥爷姥姥，爸爸妈妈的身份，是终身奴仆。我做贼心虚，仿佛到别人家地里偷掰了青苞米一样偷了个孩子。我做为人父，仿佛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骗局，迟早会被揭穿。我对女儿娇生惯养，既是对她负责，也是对自己困苦童年的补偿。
冬天，我在外面窗户上钉一层塑料布，买足蜂窝煤，让小屋里面温暖融融。夏天，我在窗户和屋里门上各起下两块玻璃，钉上纱网，让里面通风凉爽。我成宿半夜地给女儿抓蚊子，扇凉赶蚊子。只要眼前出现一丝异样，我就知道有蚊子飞过，落在什么位置，精准地拍死。被我消灭的蚊子，足有几个军团。
女儿出生之后，我们只有两次托付给别人。女儿六个月大时，为了房子，我和刘萤晚上出去送礼。我用高高的枕头把女儿夹在中间，托付刘绣和齐国邦照看。回来之后，女儿的鼻子擦破。她是如何翻跃枕头掉到地上，不得而知。再一次我和刘萤也是为了房子出去送礼，把女儿托付给送牛奶的老太太照看。
女儿记忆中唯一的一次灾难，是五岁时，住了一次长托哭了两天。有一次我象征性地抱了抱别人的孩子，引起女儿的不满，说：“你只痛苦别人的孩子，不痛苦自己的孩子。”她要月季花，我晚上冒雨潜入劳动公园，给她剪回一抱。
她要蝉，我去山上抓回一袋子。她要一百只蜻蜓，我超额完成任务。
从女儿三岁时开始，我俩送她去市少年宫学舞蹈，一直到十二岁。她的家常便饭是“四云楼”烧鸡、肯德基，饮水是“雪碧”、“芬达”。刘萤自己穿什么都行，把女儿打扮得花团锦簇，全是高级童装。昂贵的童鞋刚穿到女儿脚上，她往墙上狠踢一脚，将装饰在鞋面上的蝴蝶踢飞。女儿喝彩：“爸爸你看，蝴蝶飞了！”我鼓励她：“太好了！再踢下一只。”女儿用力一脚，把另一只鞋上的蝴蝶踢飞。
邻居大娘大婶们劝我俩别太娇惯孩子，我俩不为所动。女儿看电视剧《小龙人》如醉如痴，我模仿剧中人物的造型，用彩纸和塑料条，给她精心制做道具，把她装扮成“小龙人”。我一遍遍地记谱记词修改，教她学会了全部插曲。
我几乎把古今中外著名的童话故事讲完，再即兴为女儿现编现讲。我编的童话故事包罗万象，讲得绘声绘色，记录下来，能编一套新的世界著名童话故事大全。我只在三岁照过一张照片，十六岁留下第二张照片。每年“六一”这一天，我们都为女儿拍一张标准照片留作纪念。我为女儿拍了近千张彩色照片，攒了上百部影集。我还买了放大机、烘干机等全套摄影器材。小屋是一间天然暗室，我随时随地为女儿放大黑白照片。女儿天资聪慧，我俩花七百元钱，让她提前一年上小学。学区“永和小学”校舍破旧，被“九州”大酒店遮挡，上课开灯。
分校到本校上课间操，还要冒着危险，穿越临街一条电车道。班级只要一个同学没完成作业，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陪作二十遍。女儿除了完成课堂作业，还要陪落后同学做作业，直到三更半夜。我模仿女儿的字迹替她完成，让她睡觉。
我俩攒钱买了彩电，在屋子里面铺了地毯，处处让她称心如意。
春节回小西山，公共汽车再拥挤，我都为她营造一隅空间，躺在我的怀里。刘萤喂她吃饭到七岁，我抱她上学到二年级，直到被班主任老师看见了批评。
冬天上学一进教室，我替她把羽绒服脱下来。放学后她不会自己穿衣服，在漫天大雪中抱着衣服跑回家。每天上课间操过电车道、学校进行校外活动，我都在暗中跟踪保护。有个男同学欺负女儿，我差点儿做出伤害未成年人的蠢事。如果谁把恶作剧搞得唯妙唯肖，在我和女儿之间保留一个，我不会活到下一秒。
女儿对痛苦的记忆，仍是在幼儿园里让她住了一夜“长托”。她谴责我欺骗她，说好了只住一宿，却让她住了两夜。我说起自己小时候的痛苦生活，她听了哈哈大笑。学校去看电影《背着妈妈去上学》，电影场上，小学生笑成了一片。
如何把女儿转到一所条件好的学校，成了我俩的心病。市内最好的两所小学，一是中心小学，二是实验小学。从“永和小学”转到这两所小学，比当初进“六一幼儿园”更难。即使这两所学校同意接收，还得教育局批示。即使教育局批示，学校不接收也是白费。再说，“永和小学”不开具转学手续，也转不成。
刘萤孤注一掷，找到“永和小学”教导主任，说学生要转学。主任问转到哪所小学，刘萤随口说“中心小学”。主任说：“我可以开证明，你要是转不过去，我们再不接收了。”主任开了证明，刘萤硬着头皮，去中心小学碰钉子。
她的一位男同学在这里做总务，找校长说明情况，办理了接收手续。刘萤又到教育局去碰钉子，没想到她小学班主任老师，最近调到局里任主要领导，立刻作了批示。刘萤办完转学手续回到“永和小学”，学生还没放学呢。教导主任瞠目结舌：“你太厉害了，真是金不换。”我们用艰辛和坎坷与女儿的命运进行交易，只要为她做事，一顺百顺。我们马不停蹄，为女儿勘测一条最佳的上学路线，早晚由我接送。刘萤的那位男同学，对女儿格外照顾。女儿中午带饭，我挖空心思让她吃好。那天放学我去接女儿，她说：“你只给带了米饭，没带菜。”
我把排骨炖海带放在米饭下面，女儿竟没发现。我们越对女儿娇生惯养，她还越能吃苦、越抗折腾、还敢冒险。一天中午，她带几个男同学爬上高高的大墙上面，表演倒立。下乡学农，她一只脚踩在一根高粱茬子上，表演“燕式平衡，又用两只脚踩在两根高粱茬子上，表演下腰……除了基因作祟还能是什么？
正如小西山的一句俗语所说：龙王爷的闺女不会凫水？
除此之外，女儿参加全区小学生作文比赛，获得了一等奖。她唯有数学和我截然相反，在班级名列前茅。她能跑能跳，在学校几项体育比赛中，获得头三名。她练功刻苦持之以恒，顺利地考进市妇联小太阳艺术团。送女儿到巾帼大厦跳舞，也是我的专利，两个小时后下课。我到附近的劳动公园，坐在石台上看报纸。
台海战争一触即发，我枕戈待旦跃跃欲试，若有战召必回，重新入伍。周围的人们悠闲恬静，毫无紧张情绪，不在意造船厂和化工厂能否遭到敌导弹袭击，仿佛报纸只对我一个人造谣。我又来到儿童公园，走了几个来回，怎么也走不回十一年前。我和刘萤当年租住房的位置，座落着一片造型别致的别墅。
喜蛛在挂历上降临，命运是个没到青春期的孩子，长不高也长不快。大概也和人一样，有早长晚长，只要骨垢没闭合，总有“窜高”的一天。今天“九个九”平行，千年一遇，本世纪唯一的一天。久旱下了场阵雨，算是与以往不同。
刘萤同学患了肺癌，病入膏肓，留的电话号码也歪歪斜斜踉踉跄跄。他年龄没有我大却长得人高马大，帮我们买过立柜。这个年龄段，疾病和死亡开始叩门了。什么时候响起“笃笃”的敲门声，如同瓮中之鳖网中之鱼。必须要抓紧时间做事了，突破围追堵截，攀登事业高峰，作品要一部比一部精彩、成熟。
那个星期天，我俩一起送女儿跳舞，也到了中午。我俩在一家露天冷面馆，伴着翻飞的苍蝇吃冷面。几年来，我俩第一次在外面吃饭，感到非常优越。
我小心翼翼试探，女儿以为天下只有她自己幸福无比，我放心了。
在部队服役时，每年交旧换新，绝不为穿衣戴帽而发愁。军装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军官服和士兵服之分，衬衣必须干净。转业到地方，穿衣戴帽必须讲究，况且居住在有着“苞米肚子料子裤子”传统的城市。刘萤给我买了件体面的黑夹克衫，只洗了两次就褪了颜色。我穿一件单、棉两用羽绒服，春天取下里子穿单，冬天套上里子穿棉。别人这样穿再正常不过。我这样穿着，却招来了非议。有人说：“看他穷的，五冬六夏只穿一件衣服，也不嫌丢人。”刘萤给我买了一双带网眼的皮鞋，许多男人都穿。彭成万戏说：“今天我看见街上一个讨饭的，穿的就是你这样的鞋，长的和你差不多。”我自我解嘲：“那个讨饭的就是我。”
刘莹为病人私开药方，治愈了多年的顽症，得到一笔丰厚回报。她结婚后再没买新衣服，给我买了名牌皮夹克、皮鞋等。创作室只有我没安家庭电话，单位有活动，都给刘萤打电话。办公室主任在单位门上贴了张字条“单位看电影”，一个星期之后我才看见。刘萤为一位外籍商人开了几副药，家里安上了电话。
李春波的知青歌曲《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正在流行。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我听了心里充满感激，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是挑着家庭重担的泰山挑夫，刘萤的辅助，是肩上的那根“挑杠”。《幽默小品》杂志上，刊登一幅题目为《压力》的漫画。一个男人坐在河边钓鱼，身后釜中滚水沸腾，妻子扎好围裙，准备烹鱼。坐在桌子后面的两个孩子，垂涎欲滴望眼欲穿。坐在河边的钓者，压力如山心急如火。那位钓者舍我其谁？
只要剧目获得戏剧梅花奖，就能住上专家楼。有“两万”的围堵拆台，连排练都不可能。靠获戏剧梅花奖住进专家楼，还不如让我自己盖一座自家楼。
唯一的可能是写电视剧剧本，三万元钱就能买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我根据中篇小说《牛黄》，写成四十五集电视连续剧剧本。我又写了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黄金屋》，将创作室积压的稿纸写光。我将故事梗概寄给几家电视台和影视公司，都先后给我打来了电话。某制片人约我在“天富大酒店”门前见面，带走了《黄金屋》。外地两家制片人先后来到大连，一个和我谈剧本修改，一个谈合作条件。一个带走了剧本杳无音信，一个支支吾吾不见了下文。
我对其中一位刘姓导演的想念，比当年在岛上思念刘萤还抠心挖肝。除了文化产品，任何产品都可以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已经有编剧为了版权、剽窃等，和制片方对簿公堂。我的剧本流失在外，没签合同，多次索要无果，如同送进狼口中的小羊。第一个吃螃蟹敢为天下先，我产生了登报售卖剧本的念头，给一家著名文艺报广告部去信咨询。对方很快来信，同意刊登电视剧《牛黄》广告。
昂贵的广告费，让我望而却步。就在我犹豫不决之时，北京一家晚报捷足先登，刊登一位作者售卖电视剧剧本的广告，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广告刊出第二天，编剧的二十三集剧本，被一家影视公司以二十三万元钱的天价买走。
刘萤借了两千元钱，我填好合同和故事梗概，用特快专递寄到报社。半个月之后，“董泰峰售卖45集电视剧本《牛黄》”的广告登报。一个月过去，我连一个购买剧本的电话和信件都没收到。一部与《牛黄》孪生的电视连续剧《狗宝》，在某电视台隆重播出。玩失踪的那位导演名字，赫然出现在电视剧篇花上。
刘萤的一位男同学从国外回来，同学聚会，只有她没到位。她没有衣服穿，总不能穿着白大褂去见老同学。那位同学来了几次电话，说开车来接她。经理让她提前下班参加同学聚会。她不敢面对老同学，从小门出去回家里躲着。
上级召集全体员工开会，会场设在某大酒店，缺席扣全年奖金。刘萤实在没有衣服可穿，无奈之下，穿了女儿一件红色外套。衣服太小拉不上拉链，她只好当成马甲，套在一件过时的毛衣外面。她尴尬的搭配产生了意外效果，更加凸显靓丽和曲线，惊艳撩人。那位领导在台上，一直在关注她。第二天，机关人事部门了解情况，要调她到机关办公室当秘书。刘萤说让她想一下，回家和我商量。我喜出望外，百分之百支持。刘萤说：“在什么位置上的男人都是男人，我彻底理解了男人。”我说：“包括我吗？”她说：“你还有脸说呢。”我得意地笑了。
那位领导在基层任职时，就对她有好感，她一直敬而远之。她说：“我不图嫁得好，只想辅助喜欢的男人共同改变命运。”我说：“常言道，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她说：“因为我是个失败的女人，因此你才一直没成功。”
我说：“拥有了你和女儿，才是我最大的成功。”最终，她仍没去机关。
岳父的一口假牙，“咯噔咯噔”有滋有味地咀嚼猪头肉。从他嘴里，从来没说出“人心也是肉长的”。他常说“我不能把你一碗凉水看到底”，我的心也和水一样凉透。铁石心肠的人，吃多少肉都不往心上长。以前下雨，有人喊，“下雨了！收衣服了！”现在，窗外晾的被子掉下来，没人吱声，大妈把人得罪光了。
在家具商场，我觉得每一件贵重家具都应该买、立刻就买。我尤其看好了一张折叠床，真想躺在上面睡一觉。老战友穿风衣，三天两头来这里，拿了卷尺，专门测量贵重家具。售货员以为来了位大客户，殷勤地跑前跑后，滔滔不绝地推销介绍。他的钱大部分用来抽烟喝酒，养成“量癖”只量不买，净添麻烦。他换了高级卷尺又前来测量，服务员忍无可忍，对他下了逐客令。那天我在一家宾馆门前，看见他用卷尺测量一辆高级奔驰牌轿车，司机赶紧下来帮忙。
天热的要命，靠汗毛孔散热哪够用，必须像狗那样伸出舌头。我俩给女儿买回一个落地书架，成了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情。回来之后才知道，这不是书架而是鞋架，必须要用板条加固才能使用。小仓库里有把用塑料布包裹的锯，被岳父视为鲁班真传。看我非用不可，他千叮咛万嘱咐，用过之后用塑料布包好，他好用。他已经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天知道到哪儿去用。掌灯时分，我终于把鞋架改造成书架，用书摆满，只为博得女儿“千金一笑”。女儿见了，不屑一顾。
一位大西山知青工农兵大学毕业后，来天津街和我喝酒。他喝了半杯啤酒醉翁之意不在酒，以哭诉形式谴责老婆实则炫耀。他将方言土语英文家常话进行组合，像用几缕线麻、长短不一的纸绳和铺衬筋子，拧成一根一拽就断的绳子：
昵（人家）念大书啊（university）太锋哥呀杂（咱）惹不起呀（nobody dares to provoke you）好像比别人会点什么！
十年前北楼起火，在九户居民的强烈要求下，十年后终于修复入住。搬回来的居民，一定进入了时空隧道。当年的老人还健在的成了老寿星、年轻夫妇成了大叔大婶。当年的少女领回了孩子，当年的孩子变成了少男少女。当年一个跳橡皮筋的小女孩，搬回来第二天举行了婚礼。当年一位窈窕大嫂，变成了马面猪婆，见了我一惊一乍：“你还没搬走？住了一百多年吧？哎呀妈呀都老成这样了，头发都白了，牙没掉吧？”我说：“床上拉床上尿。”她瞪了我一眼，扭头走了。
今天下雨，刮北风，终于盼来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只是姗姗来迟，被酷热扼死了太多的惬意。也把人从蒸笼里面赤条条地拎出来，直接扔进了冰窟窿。
卖螃蟹的瘦女人，把一条麻袋披在身上，还冷的浑身发抖。卖草莓柿子的胖男人，钻进了大卡车上面的帆布里。过往行人都把脑袋缩进脖子里，似面临屠城。
我衡量热好还是冷好，一想起热汗腾腾的蒸笼岁月，毅然选择冷。冷不死人，今年夏天却热死了人。冷到感冒也不怕，喝一个星期的开水就能痊愈。
在山水楼门前，我见到写“李狗砣子耍大刀”成名的朴再舀。我刚要躲开被叫住，他不怀好意地说：“我已经等了你半天了。”他多次和我“搞本子”，就像搞破鞋，都被他搞成了习惯性流产，刚有点希望就被他一脚蹬了。一次终于保住了胎快要足月，又被他狠心地一脚踹掉。他说：“我想看看你的剧本《你是一棵树》，这回一定和你认真搞。”我实在被他搞怕了：“你自己搞吧，我有点事。”
我借故离开，绕了一大圈刚回来，朴正舀的电话也来了。他在电话里面得意地说：“你的那棵树，已经在我的手里了。”昨天，我把剧本送给一个有口皆碑的“好人”，哪知道好人如同鲅鱼食“晴天烂”，已经在二十四个小时之内变坏。
他故意“暴尸荒野”，把剧本放在剧团会议室桌子上，结果被野狗叼走。
一伙住在城乡结合部的饲养者在某酒店里谈生意，喝得东倒西歪。他们在吹牛中，说起有个叫“彪董”的人为了剧本走火入魔，感到不可思议。养鸡的“鸡人”和“养狗”的“狗人”打赌，“鸡人”对“狗人”说：“你能把‘彪董’弄来，我一口气吹五十瓶啤酒。催款鸡人”哪知道，“狗人”是朴再舀的发小，说能投资拍电视剧，我请了他两次客。他立刻给我打电话，拿腔拿调：“北京来了一位制片人，等你看剧本，再不来他就要休息了，乘明天早班飞机回京，过了这个村可没了那个店了。”我赶紧从被窝里爬起来，带了刚开的一个月工资，扛了剧本打车，第一时间来到酒店。“狗人”躲进厕所，“鸡人”喝的烂醉如泥。我为他们结完账，打车把“鸡人”送回鸡场。我舍不得打车，跑四十里路回来吃午饭。
有个搞心理咨询的女人，患了妄想症要搞电视剧。没人和她搞只有和我搞，把我约到酒店，掏出铅笔和一张白纸，煞有介事地在上面画来画去。我按照她的创意，写了二十集心理健康题材的电视系列剧。剧本很快写完，她在看剧本的过程中治愈了心理疾病，找了几个患者喝了顿酒，说是开研讨会，再无下文。
我被写剧本的经历，足可以写出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在这些人的培养下，我的剧本一次次被剽窃白忙一场场，只有编剧水平，被锤炼得炉火纯青。
一位德高望重的兄长，听说我的电视剧本《昨天》被剽窃，怒发冲天拍案而起，频频来天津街造访，了解事情来龙去脉，誓言帮我揪出剽窃者对簿公堂。不久，他的电视剧《今日》热播，穷泊潦倒的“我”站在废墟中茫然四顾，面对苍天无可奈何声嘶力竭：“我的家在哪里？谁来告诉我？谁来告诉……”
我只知道他剽窃成瘾，哪知道连窝边草都不放过，还打着为兄弟伸张正义的旗号。“今日”获奖他又来找我：“你火速写一篇《除了今日还有明天》，附一张近期照片，我给你写篇文章登报，把你推出去。”他如同冯台东又让我为他推销姊妹篇，我断然拒绝。我漫山遍野捕捉狐狸不见狐狸踪影，原来是我的猎人大哥。他开导我不如说挖苦：“你在八十岁之前出不了名享受不到一切，算是白忙一场。”他帮我往出版社推小说，见我喜出望外的样子，不忘在烧红的钢条上浇些冷水淬火：“你别高兴太早，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局。”我说：“你背走了就算出版了。”他开心大笑，背着稿子出了小木门的背影，似一条老狼背走了一只大肥鹅。
老天爷肯定在考验我能不能成气候，能的话，就让我多遭点罪，不能的话，早点把我打发了。四方来干扰，八方来捣乱，一刻不得消停。光顾最多的，是编辑部的用稿通知和退稿，退的多用的少。每天从早到晚，外面的人们来来往往，进来找我的人，出出进进。真正有事的人少，闲极无聊别有用心的人不少。
和女儿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爸爸，满头大汗骑自行车载着一卷红地毯，送给刘萤，倒霉的是逢我在家。我给他倒了杯滚烫热茶，他坐立不安好不尴尬。
有位盲人艰难地探索来找刘萤，说某年某月某日找她买药，提了一袋在海边随意能抓一大把的海红，坐下不走。刘萤下班进来，他眼睛顿时复明，说你穿这套衣服真好看。我留他吃饭喝酒，他吹嘘自己广交朋友，女朋友比男朋友都多。他深情地回忆第一次见到刘萤时的情景，穿什么衣服等，哪是什么眼病？
贺洪亮凭一口流利的外语，转业后在市政府某外事部门任要职。牟前途得知我和贺的关系不错，非让我打电话为他调整工作。贺洪亮婉拒，牟前途仍督促我，让我早、午、晚三个时间点打电话。我不好驳他面子，和被定了时的机器人一样，每天打电话骚扰贺洪亮。牟前途既自私又不自量力，每天跟我到电话亭，现场监督我打电话。贺洪亮在电话里不耐烦地说：“我晚上请你俩吃点饭吧。”我向牟前途表明贺红光的态度，他毫无自知之明，晚上按时赴宴。贺红光来电话，说：“我晚上有个应酬，有时间再聚。”牟前途埋怨：“都是你电话打的不够连贯，把该办成的事情搞砸。”第二天，他仍让我给贺打电话，放大音频现场监听。贺在电话里说：“你问他到车场看车干不干？”牟这才作罢。我中午留他吃饭，他趁我酒后睡过去，对刘动手动脚。刘萤怕影响我俩的关系，多年之后才告诉我。
朴再舀再次把我堵在子里，谈“树”的运作，和千里之外的导演商榷。我在厨房做菜，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打电话。他不知道门玻璃被我换上了纱窗，我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他和一个女人肉麻地调情，足足一个多小时，哪是什么导演？
在酒桌上，他信誓旦旦地对刘萤说：“喝酒和电话的费用，都由‘剧组’报销。”他以为我喝多了，不断地给刘萤使暧昧眼色，一语双关地进行挑逗撩拨。
那天下午难得清静，我刚想写点东西，吴宗南兴冲冲地敲门进来，说：“我带你去个地方换换脑子，占用不了多少时间。你去了就知道了。”他把我带到一家旅馆，房间里有个女工程师，还有个女技术员，我以为她们因为图纸或者设计文字上的事求我。女工程师迫不及待地贴上来，抱怨：“我在感情上受挫，性生活不满足……”紧紧黏住不放。另一张床上，吴宗南已经和女技术员动作了。
我说：“我还有事。”使劲推开已将手伸进要害部位的工程师。女工程师气急败坏，狠狠地掐了一把。我“嗷”地一声凄厉惨叫，捂裆夺门而去。
那次回家，我顺便采访一位模范人物，动笔写剧本。“小秘密”马上来电话，说：“上面已经和我打了招呼。”小西山的董千溪，一辈子在山上挖锨占地，自己不开也不让别人开。“小秘密”打着上面的旗号不让别人写，自己先把好题材都占上。我照样写完了剧本，存进剧本库。数量就是质量，不演也没关系。
不该来的人推不出门，盼望的人连影儿都不见。“小能人”吴超凡东山再起，人来了嘴没来，一句话没说走了。葛小兰说：“谁愿意搭理没有钱的人，自己请客还的别人掏钱。”电视中一个男人说：“一个穷泊潦倒的人，有什么资格谈感情……”兄弟姐妹都和我疏远了，我想他们想得寝食难安。
姐姐每星期都来大连拿资料，离我住的哪家单位，我投弹都能超越。我从外面回来，她在“山水楼”外卖窗口吃包子，我叫进屋坐一坐，她说赶紧赶火车。弟弟的影子在窗外昙花一现，我急忙跑出去，找遍了天津街没有踪影。俗话说：穷在都市没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与人之间似乎没有好与坏、远与近之分，只剩下了贫与富两种。我既盼望有钱又害怕有钱，一旦富足了也该完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