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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部队有一种不良倾向，农村入伍的士兵一旦提干穿上四个兜干部服，立刻成了“高价小伙”，看不起农村对象一刀两断。甚至结婚有了孩子的干部，宁肯降职挨处分，也和妻子分道扬镳，在城市另觅新偶。这种行为在军内外影响很坏，军报有关栏目曾开展过大讨论。为了教育年轻干部树立正确人生观，要塞区要求各守备区进行教育整顿，处理犯错误的年轻干部以儆效尤。守备区司令部一个年轻参谋结婚有了孩子，提出和农村妻子离婚，悬崖勒马挨了处分。招待所某招待员刚提干任管理员，嫌弃农村对象，经过人生观教育提高了认识，痛改前非之后主动向农村对象陪礼道歉，在部队举行了婚礼。医院一个助理宁肯降职挨处分，坚决和农村妻子离婚，被守备区取消了干部资格降为战士。他后悔已晚，复员回到原籍之后，妻子坚决和他离婚，可谓赔了夫人折了兵。
高三连文书不要农村对象的消息，迅速在守备区传开。我没脸见人，躲在宿舍里不出来，也不去后勤灶吃饭。不多不少，我来机关帮忙整整一个月，一切努力又要付诸东流。我无法预测这件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欲哭无泪，更无颜回高三连。宿舍里没有半点可吃的东西，连点水都没有。我半下晌悄悄溜出去，低着头挑没人的地方走，到军人服务社买东西充饥。柜台内摆着两本《现代汉语词典》，我花五元四角钱买了一本。我用剩下的三分钱，买了三块糖。我忍住口水出了军人服务社，嘴里面的糖没了，不知什么时候进到了肚子里。我轻车熟路地顺小道上坡下坎，进入一条直通大海的雨裂沟，来到李振厚自杀的那块草地上。
曾几何时，我经常在这里教他练习基本功和长拳。他刻苦认真，只是韧带僵硬，动作不连贯没有节奏感。此时，脚下绿草茵茵，四周树木葱茏，他的死丝毫没阻止草木生长。一场大雨过后，草地上的血迹被冲刷干净。草地中间，有一小块地面野草枯萎。我断定，这就是李振厚的开枪自杀之处。据说埋葬努尔哈赤之地，曾经杀过骆驼洒过鲜血。骆驼有闻到同类血腥味儿跪倒哀鸣的习性，以此确定帝王葬身之处。李振厚不是努尔哈赤，我也不是被杀的骆驼。他出生在盛产“拉锅沿”虾皮的“将军石”，自小把虾皮当饭吃。他血液里的盐分肯定浓于常人，因此齁死了这片小草。有人去商店见过那个女人，满不在乎。
我来到那家商店，始作俑者正有说有笑地和人唠嗑。我在心里默默地呼唤，李振厚啊李振厚，你的灵魂在何处荡游？你岂能一死了之？一失足成千古恨，悔之莫及。我想起淘潜的诗：亲者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虽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仇科长了解了我和曹小花的情况，感到棘手，让我慎重考虑认真对待。虽然恋爱自由反对父母包办，毕竟在参军之前，我已按习俗和她订婚，是我合法的未婚妻。部队历来对这种问题处理严厉，况且事情发生在人生观教育的浪尖上。
他说：“你只是个战士，和高价小伙风马牛不相及。自从发生了李振厚自杀事件，要塞区发出通知，要求在守备区以上机关帮忙的战士，全部回原单位，并作为一项纪律执行。你在短时间内被采用这么多稿子，不但在守备区、要塞区，在军区都是前所未有的，提起你没有人不竖大拇指，不为你惋惜。”
在守备区党委会上，赵主任几次提出，董太锋不属于“高价小伙”。曹小花一连给守备区党委来了十几封上告信，措词越来越激烈强硬。在昨天的来信中，她说要在近期，和妈妈一起来部队。有的领导又提出，将董太锋作中途退役处理，被赵主任顶住。教导员表态：董太锋是高炮营的战士，不能把问题推给机关。
政治部向守备区打报告，提拔董太锋当秘书。守备区向要塞区打报告，要塞区批复下来，等我学习回来既下命令。曹小花的告状信，又让我失去了提干机会。这决不是曹小花的个人所为，背后肯定有个写作班子。他们要是知道我被折腾得鸡飞蛋打焦头烂额，一定手舞足蹈弹冠相庆。这一次，我应该万劫不复了。
我平静地问：“科长，我什么时候回去？”仇科长无奈地说：“现在。”
仇科长说：“我已经给你们连长和指导员打了电话，和营里协商，你暂时不去砖厂在连队留守。我给你带些稿纸和信封，有好的新闻素材继续写稿。”
仇科长给我拿来稿纸信封，还有发稿签，说：“文化处刘干事来电话，让你准备参加军区八月份在漠河举办的文学创作笔会。赵主任和营里打招呼，你不去砖厂在家留守，不站岗不参加劳动，住一间宿舍，全力以赴修改小说稿。”
我找后勤灶司务长，把伙食关系转回高三连，王巴蛸赶毛驴车来接我。我从早上到现在没吃饭没喝水，顾不上有脸没脸，回高三连填饱了肚子再说。
还是王巴蛸还是这辆“驴吉普”，拉的还是我和我的行李和东西。我像走失了一个月，他又把我找回来，再顺原路把我拉回来。一路上，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不住地说，我不住地点头。我不住地说，他也不住地点头。从他口形上看，主要是说“大红花”和“五好”，表情神秘而无奈。我饿的前腔搭后腔，最关注的是晚上吃什么饭，同时，也要吞下“爬多高跌多惨”的苦果。
高三连越来越近，到了从高空坠落前的一瞬间。但是，我绝不向命运低头。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任何人都会遇到坎坷和困难，只是大与小、多与少。
据说关副政委预测极端战士的死亡准确率百分之百，不相信栽在我身上。他说：“李振厚死了，董太锋再死了怎么办？不能让他死在机关。”
就和让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预言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破产一样，我也要让他的预言在我身上破产。即使天塌地陷生不如死，我也不做第二个李振厚。
我是正在搬运中的蚂蚁，被乌云遮住的太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该死该活屌朝上。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的命运也是景阳冈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是要吃人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我岂能被一泡鸟粪击垮？再一想，我还有参加军区创作“笔会”这张底牌，顿时有了底气。“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又回到了“北小圈”高三连。和普希金童话《金鱼和渔夫》里的渔夫一样，眼前还是那座破草房和破木盆。和渔夫不一样的是，渔夫还有个老太婆陪伴，我什么都没有。我向留守的司务长朱金好介绍情况，他嘴角显现一丝小刀般的微笑。
他说：“营里李副教导员已经通知连里，我知道了。”
晚上会餐，很丰盛，有鱼、海兔和虾爬子。我喝了六瓶啤酒，吃了六碗米饭。连队闲下大部分空房，我要求住一个房间。司务长说：“营里要求，任何人不准单独行动，不准独宿。”我是“戴罪之身”，和留守人员住在一间大屋子里。
我躺在罗春华和杨义武中间，他们翻身打滚，鼾声和梦呓让我彻夜难眠。
下了一夜雨，早上才停。我很欣慰，一是为自己打足了气，重新确立奋斗目标，再是下了场分田到户后的第一场透雨，农民有了指望，禾苗也心满意足。
留守人员和平时一样，按时起床出操，回来叠内务，吃饭前站队唱歌，然后到地里干活，还要训练，还要到阵地站白天岗和晚上岗。我对司务长说：“我要全力以赴修改作品。”他决绝地说：“既然你回连队了，就不能搞特殊。”
那天一大早，留守人员打扫卫生。中午，连队坐登陆艇从砖厂回连队，参加守备区人生观教育总结大会。指导员贺红光见了我待搭不理，连长对我视而不见。
战士们表情怪怪的，对我敬而远之。我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不和人搭讪。
午饭后，我随连队坐车去守备区开会。大礼堂里人头挤挤，各单位报数整队坐下，由关副政委作总结报告。他说：“通过这次人生观教育整顿，我们达到了三个目的：提高了觉悟，纯洁了思想，净化了灵魂，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我们有的干部提干之后成了高价小伙，不要农村对象。我们有的战士连党都没入，也不要农村对象了！”下面哄堂大笑，唯独他不笑，目光在下面寻找。
他明知故问，威严地：“高三连从砖厂回来了没有？”连长起立大声回答：“到！”他又问：“董太锋来没来？”没等连长回答，我站起来，山崩地裂般大声回答：“到！”顿时，上千名官兵们扭头，齐刷刷往我这边看。他摆了摆手，说：“你坐下吧！”我如同眼镜蛇那样凝视他片刻，慢慢地坐下。
这回没人笑，许多官兵为我鸣不平，认为关副政委的话和做法太过分。
事后，教导员刘文玉专门找过他，表示对这件事情处理的不满。董太锋还是个战士，不属于提干只后不要农村对象的“高价小伙”，在全守备区大会上点名亮相不合适。曹小花给守备区党委写信告状，虽然不能说是无理取闹，也不符合程序。关副政委给我指出的十三条劣迹，其中一条是随意损坏公共物品：
据说有一次，董太锋在宿舍里一个飞脚，踢碎了头顶上的灯泡。我一个战士，时刻都要经过关副政委有色眼镜的滤光，不但处境艰难、而且更加艰难。我在政治部帮忙时，营副教导员李清账每当见到我，都是眉开眼笑一口气背诵：
本报讯从延边地区偏僻山村入伍的朝鲜族新战士朴永根到部队三个月学会了留百多个汉字还能用汉语简单对话董太锋。
那天他来连队找我，横眉冷对大声训斥：“你怎么还不写检查？”我反问：“我写什么检查？为什么要写检查？”他说：“你对农村对象曹小花动手动脚，抛弃不要！”我强抑愤怒：“你要对自己的话负责，要不要她是我的权利。”
他严厉地说：“你赶紧到大李家砖厂烧砖，有船就走！”
指导员贺红光坐登陆艇，从砖厂回来，第一时间和我谈话。他说：“李副教导员指示，你必须要写检查。”我说：“他让我检查什么？”他说：“曹小花告你对她动手动脚，写个检查交到守备区，就没事了。”我脑袋里左轮手枪转轮般转过一个念头，说：“我坚决不写。”他说：“你把和曹小花相处的经过写成材料，我拿去和守备区打官司。”我都笑成出声了：“你一个连队指导员，为一个战士的私事和守备区打官司？真是痴人说梦啼笑皆非。你傻还是我傻？还是守备区某个首长傻？”他又问：“你在连队期间，和地方女青年有没有过接触？”
我轻描淡写地说：“空口无凭，我只能说没有。”他说：“你还不止曹小花一件事，还有其他的事。”我说：“你全说出来，没关系。”他说：“五好说，他儿子是高三连文书董太锋的，大红花还寻死觅活跳过海。”真可谓虱子多了不咬人，我甚至轻蔑地笑了一下：“就这么一件小事吗？你挑大一点的说。”
指导员说：“曹小花告你的信我都看过，你多次对她动手动脚。你在十四岁时以定亲名义，糟蹋了一个九岁小女孩。你在学校教学时，搞遍了班级女同学，还把女音乐老师搞怀孕。你姐姐甘当公社武装部长小老婆，你才当兵躲到部队。不能说全是真的，但是无风不起浪。你到了部队，还不吸取教训。”
这些龌龊的编造除了马希阔和“五好”，全人类都编不出来。我跳进黄河洗不清，索性死猪不怕开水烫，权当听故事。这些信不是曹小花所写，她没有这么高的文字水平，更不会如此下作。关副政委指示，不能让董太锋在家留守，必须随连队行动。副教导员和指导员软硬兼施，只要把我弄到砖厂就算大功告成。
我推心置腹地说：“我到了砖厂，就参加不上军区笔会，这是我在部队的最后机会，给我处分也不去砖厂。”指导员说：“关副政委指示，你必须和我一起回砖厂。”我说：“我有创作任务，所以政治部决定，让我在家里留守。”
他说：“当初不让你去帮忙你非要去，现在，他们把你推回连队不管了是不是？”我说：“这是两回事，你别拿这个话题说事。”他以“入党”诱惑：“只要你好好表现，年底复员前一定让你填表。”我笑了笑说：“你把我当成小孩子了，哪怕全连同志都能入上党，我也入不上。你们不是又把我定为重点人，报到保卫科备案了吗？”指导员请示营里，副教导员要给我处分，教导员不同意。
我逃出牢笼又落进陷阱，夜夜失眠。于其躺着煎熬，还不如两点钟起来，到山上炮阵地站岗。我起早贪黑地和留守人员到地里劳动，保证连队吃菜。
那天，连长盖房子回连队，继续做我的工作，让我去砖厂。他动了恻隐之心，劝我和曹小花恢复关系。否则复员后，赔了夫人折了兵还丢了人。
我说：“我和曹小花没有感情，复员回家也不和她结婚。”
他说：“这就不值得了，复员后你还有什么条件选择？”
我是个另类，必须用另类的方式，应对眼前的困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一败涂地无怨无悔。容国团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我一切从零开始，忘掉烦恼和幻想，往前看往前走不回头。
那天晚上，我在阵地站了一夜岗，在弹药室里对着手电筒，抄完了小说稿《梅花结》。连长仍让我回砖厂，打电话请示营里，营里说：“连队处理。”
我只好说：“等连队杀完猪，我去砖厂送肉送菜。”连长说：“你写份保证书，否则我没法向营里交代。”为了拖延时间，我写了份保证书交给他。
如果这期间，要塞区通知我参加军区文学创作“笔会”，我再借机逃离是非之地。我急的浑身都要生出海蛎子了，要塞区就是不来通知。李副教导员催促司务长抓紧时间杀猪拔菜，让董太锋吹灯拔蜡送到砖厂。我站了一夜岗，午睡起来晚了，司务长用笤帚把屋子里扫得暴土扬场。他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会写那么几个字，到了政治部帮忙就不要农村对象，在家时耍流氓，当老师全班女学生都搞出了孩子，到部队把大红花和小辣椒肚子的都弄大了，思想最肮脏。”
现在来看，关副政委预测我百分之百上吊、投海、跳崖，绝非空穴来风。是我以超强的抗压能力，才使他的预言破产。那天来船，几份报纸同时刊登我的六篇稿子，《人生观教育结硕果，军营处处新花开》《副连长正确处理恋爱婚姻二三事》《刘喜全奋不顾身扑灭烈火》《罗春华耳穿孔不住院坚持工作》《看病途中为大娘买车票》《千里寄书表深情》。“北小圈”的高音喇叭里，正转播旅大人民广播电台“旅大新闻”：副连长谭友劲创作长篇史诗怒海风云。
留守的弟兄们说：“老大回连队是暂时的，还得回政治部。”
我正在地里起土豆，罗春华气喘吁吁地从连队跑来，让我赶紧回去给伍干事回电话。弟兄们都说：“老大，这回你可真要提了！”司务长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低头拣土豆没抬头。我放下镢头往连队跑，该去参加军区文学创作“笔会”了。伍干事在电话里说：“你写的‘谭友劲创作事迹’稿件，严重失实。军区文化部成立了调查组，近期到要塞区进行调查。谭友劲的诗稿早已经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退回，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哗众取宠的闹剧。谭仍不承认撒谎，正在要塞区关禁闭。他精神错乱，说他老婆为了鼓励他，骗他说作品近期出版。你发稿不符合审稿程序，造成了重大新闻失实，马上写一篇深刻检查，等候处理。”
继“僵指事件”，我又开了一次国际玩笑。搞报道既艰苦又担风险，比搞破鞋还提心吊胆。我呕心沥血为他人作嫁衣裳，倒落得个到处被追杀的下场。
伍干事说：“要塞区文化处通知你明天下岛，去漠河参加军区笔会……”我迫不及待：“我马上去订船票……”他说：“因为你的报道失实被取消了。”
司务长趁热打铁，马上杀猪，一时找不到屠夫。我比他还着急，恨不能马上离开是非之地，自告奋勇杀猪。我碰巧抬头，和司务长眼神相撞。我炫耀般笑了一下，顺猪喉咙一刀深深地捅了进去。他脸色煞白魂飞魄散，窝头跑到菜地。
我杀完猪，司务长也带人拔完了菜，装了几十条麻袋，让我有船就送到大陆砖厂。我说：“仇科长要来连队，看我写的检查。”我不说还好，一说他更着急了，说：“你现在就走。”我说：“海面狂风巨浪，你让我去投海吗？”
他给码头管理所打电话问船，对方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他一刻都不想让我待在连队，让王巴蛸套了毛驴车，装上血淋淋的猪肉和蔬菜。我和王巴蛸顶风冒雨去码头。一直等到下午，差点被九级阵风掀进海里。我给司务长打电话，他让我们把猪肉送到冷冻库，把菜拉回连队。我写了一夜检查，午睡又起来晚了。
司务长故意用笤帚扫的满屋子烟尘，又砸又摔。我被烟尘呛醒，翻身下床，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笤帚，狠狠地扔到窗外。他说：“你想干什么？”我不再忍让，笑眯眯地照他喉咙比量一下，说：“你再欺人太甚，我就对你不客气。”
仇科长和伍干事来了，司务长赶紧躲到菜地。我向仇科长呈上“检查”，他看过之后连声叫好，和我在《解放军报》上了头版头条一样高兴。如果我不写检查或者检查不过关，也影响到他的升迁。他说：“这次报道失实的主要责任，由文化处承担，把《检查》送到有关部门就没事了。你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千万要吸取教训。”倒是罗春华和杨义武，昨晚因为打扑克打到了一起，难解难分。
送走了仇科长和伍干事，我在心里默念“理智，冷静，修养”。
我拿了铁锨到菜地，先向司务长陪礼道歉，然后和大家一起排水。
司务长无奈地说：“营里连里都向我施加压力，必须让你去大李家砖厂，当做一项政治任务完成。你好好休息几天，什么时候有船再什么时候走。”
晚上看电影《405谋杀案》，不知道我将被几“05”谋杀。回来后我主动去山上阵地站岗，在弹药室里打着手电筒，阅读《中国青年》杂志潘晓的文章。她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代表了某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肯定要被批判。外面又下雨了，一阵紧似一阵，再下就多了，庄稼该涝了。
陈有全上山接岗，我没下山，和他挤在弹药室里唠嗑。他老生常谈，要在海岛找对象，费用便宜。他说：“你没回连队之前，‘五好’和‘大红花’回来了。‘五好’抱儿子来连队，说：‘这是老文书的儿子，让你们看像不像？’”。
我好奇地问：“你看见了吗？像不像我？”陈友全由衷点头，说：“孩子确实像你，半点不像五好，弟兄们背地里说，老大肯定把大红花干了。”
“五好”威胁，等守备区举办“军民共建成果展览”，先把孩子送去展览，再去大连买刀，回来和董太锋拼命。他还哭诉：“部队不处理董太锋，我就把儿子托付给首长，然后跳海。”大家苦劝“五好”，不该对老文书落井下石。
“五好”委托司务长交给我一封信，被李副教导员截获。
王巴蛸接我那天，说话口形像“大红花”和“五好”，是向我披露这方面的消息。营里、连里和司务长，双管齐下动员我去砖厂，也是在保护我。
“五好”真的扛了一麻袋刀具，要来连队找我决斗，被老栾和于铁匠劝了回去。他们说：“捉贼拿赃捉奸拿双，否则你就是对连里抹黑。你和老文书动刀，就是对部队动刀，就成了敌人。再说老文书是神枪手，打你鼻子不打眼。他还会武功，一巴掌把你拍成肉饼。他杀猪就像杀小鸭，你是他的对手吗？”
“大红花”死活要离婚，“五好”更咽不下这口气，天天在连队附近蹲坑守候。营里连里如临大敌，轮班昼夜保护我。他们怕我不堪压力做出过激行为，对我严格保密。别说去大李家砖厂，即使逃到天边外国，我也在劫难逃。
虱子多了不咬人，我能吃能睡无比轻松，惬意舒心。我去找“五好”解释清楚，“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五好”还没见到影子，听说老文书来了，屁滚尿流地逃往海边，驾着小船“突突”地开往孤砣子，再没敢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