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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双眼皮，英俊。弟弟单眼皮，长相一般弟弟埋怨妈妈给他弄成了单眼皮，妈妈说双眼皮招灰，洗脸还洗不干净。弟弟不想呆在家里，报名参军去了。参军一年后，弟弟的眼睛变成了双眼皮。一个男人要像藏獒一样无敌，狐狸一样机敏，猪一样的生存和适应能力，马一样的高贵，老鼠一样的智慧。赵连与我合作，一个字不写，还是第一编剧，拿一半稿酬。钱维一毛不拔，要和我当成亲戚走动。孙坚为我推荐长篇小说，没到编辑手里，倒被他一枪给毙了。黎双江给我打电话，让女儿帮忙找大学校长，保送他女儿读研究生。他女儿就读一般大学，女儿虽然就读名牌大学，根本办不到。他强人所难还诅咒：“你女儿没有好下场。”
我和植物具有向水性一样，向往梦寐以求的成功。实际上，我想要的东西已经超倍得到了。与其顶个“不会做人的”的帽子，不如做个“不仁不义的终结者”。
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那个人是我。父亲当年用一根绳子栓住一串扎马贼，我要用一根绳子栓住风。铁可弯钢可折海可枯石可烂，董太锋不可弯不能折不能枯也不能烂。我把绿波桥当成奈何桥，把人生路当成黄泉路，大把抛洒红纸钱。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既见证历史也终将成为历史。历史埋藏着我们原来的秘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是新闻的初稿。古代神话传说，都是历史的影子。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新闻是时代的纪录。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些年我写了几十个剧本，都被“两万”羊角之流当成废品进行收购、篡改、剽窃、损毁、出卖。他动辄“观众满意，演员满意，我们专家满意”，听了让人起鸡皮疙瘩。“外科手术之父”裘法祖说：如果一个司机和电工有机会，也会成为专家。只有做学问的人才称得上专家。他们不学无术整夜打麻将排斥异己处处掣肘，何来的专家？如果是“专家”，不过是文化的病毒和病虫害罢了。没有一部名著不是以统治者与平民产生尖锐矛盾为背景，所谓的“国家不幸诗家幸”。我坐在车公共汽车上，正值下班高峰，里面拥挤得转不过身。一个女人踩了一个男人的脚，男人骂了很难听的话。后面一个女人大声喊：“我们都是上班族！都被社会压在最底层，我们受的伤害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相互伤害？”女人的话荡气回肠，让我产生哭的感觉。男人女人顿时鸦雀无声，全车人鸦雀无声。
我住在天津街时，一个“城管”抢劫一个孕妇满满一水桶海蛎子，到另一个市场卖钱。彭成万数着厚厚一沓奖金，如同“城管”抢劫孕妇凯旋归来。
这一届那一届都是“阴阳届”，这个奖那个奖都是狗屁奖。文化乞丐、文化汉奸、文化小丑、文化内奸。彭成万说电视连续剧《新儿女英雄传》，由抗日题材原著改成了“汉奸戏”。我说最精彩的一笔，是把文化人康明理改成了瘸子。
上面有了创作任务轮不到任何人，都被彭成万悉数糟蹋了。如同那一年新疆大火“让领导先走”，我和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一样，只有被活活烧死的份儿！
每当打开电视机，满屏清朝古装戏，一恍惚回到清朝。要恢复帝制？
电视台“新视点”播出：大连演出场地被大肆占用，如某团的《追赶浪潮》某某剧团的《路上奇遇》，杂技团曾让美国布什总统赞赏的节目都没地方演出。几位文化名人和剧团领导面对镜头，慷慨激昂地谴责有关方面卖掉场地……一位参与卖场地的团长，恬不知耻让编剧为剧团“量体裁衣”。只有做寿衣才可体。
被真正的精英所否定，注定没有出头之日。被颠倒黑白别有用心的人所诽谤，就是肯定和褒奖。只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等待的只有成功与辉煌。
早上晨练，一男人牵一条大狼狗。因为大狼狗的威武，男人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人仗狗势。有了电脑不用写字不用看报纸，在网上什么都可以做到。一个人能走进另一个人的心里，如同精子穿透卵子，别提多么幸运。自然的植被如果像胖子身上的肥肉那样丰厚，生态平衡才有希望。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说中人物的吃喝拉撒睡上，忘记了自己也需要。虚构的人物应有尽有，我却简简单单。
热心的“洪妈妈”只算个救生圈，没有动力和方向，只是随波逐流。把政治用在对立面上，是智慧；用在人际关系上，是阴谋；用在朋友上，是利用。
乡村里的孩子们没有生活出路，城里的孩子们没有精神出路。我的传奇人生是一部长篇巨制。谁累了都可以休息，谁愤怒了都可以发泄，谁休闲都可以游山玩水，只有我不能。家庭聚会，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还的满脸陪笑。
我身披重枷，盛情地招待命运和未来。古今中外的一切励志格言，都为我一个人而创造。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舞台上的我，看我如何表演、什么结局。
每当妈妈在姐姐家里呆的好好的，多事之秋已到了。弟弟把妈妈接到家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质问：“老人怎么办？”我是他手里的一具玩偶，随意用线绳牵动进行滑稽表演。我的贫穷与无奈，是他生活的调味品。我被他摔的头破血流，浑身是伤，爬起来还要继续往前走。人生是一场智慧的游戏。贫穷是很难治愈的慢性病。我给弟弟打电话不接，去信不复。我站在铁道边上，又想吟诵杜甫那首诗，戎鼓断人行，秋边一雁生……忍不住吟诵另一首著名的思乡佳句：
葬我高山之巅兮，
望我故乡（小西山）……
寄钱需要心理平衡，收支平衡，关系平衡。我们现在的家庭，利益是宰割亲情的利刃，一只拆桥的手。河面上几座残存的桥墩，只剩下金钱一根铁索悬横。
上怕天下怕地，中间怕空气。在外害怕领导，回家害怕家人，自己独处害怕自己，死后害怕阴曹地府。人越来越没有血性，电视屏幕上却充满了血腥的镜头。
浑身被石头砸成血葫芦的民工，一位运动员被标枪贯穿后背。两个男人在水中打斗，一个男人刚攀上船帮，被一刀砍得翻身落水，一只手留在船上。
社会、家庭、单位都是模具。有幸落入君子群体，哪怕你有许多不足，也能被博爱操守补充完美；不幸落进小人堆里，天长日久狗苟蝇营将高尚磨损，变得残缺不全。每个人都应该在周围寻找一个参照物：某一个让你崇敬的人。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能有今天，应该天天庆祝才对。我是个不满足现状的人，奋斗目标堪比天高。这世上对我最好的是父亲和母亲。父亲去世二十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以前跑步，我都把钥匙套在手腕上，今天早上把钥匙放在短裤口袋里。钥匙从洞里漏出去。“口袋”不可靠只有手腕才是“铁腕”。我沿途往回寻找，在路边找到了钥匙。不放弃才能失而复得。
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发生震惊中外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惊天地泣鬼神，整个中华的石头都疼得落泪。捐钱捐物杯水车薪。在国难当头不能出一分力，感到无地自容。在电视上救人的揪心画面中煎熬，恨不能飞到灾区，搬一块石头也好。
整天被电视中地震惨象的悲伤氛围笼罩，精神几乎崩溃。梦中参加抗震救灾，我是“坚强”也是“跑跑”。宁可晚跑不可不跑，宁可慢跑不可不跑。
早上去旧货市场买君子兰、仙人球、扶桑。修改《红凤凰》。寄出去的稿子泼出去的水。人物被压在废墟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满怀信心地自救。
今天是悼念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全国哀悼日，天地同悲。“国耻日”响起警报声。当今国人，多少人记得国耻？修剪后的扶桑花，只剩下主枝上的两个枝杈，是倒插在花盆中的“人”。大写的人都曾倒悬过。坐吃等死，消极不思进取，陷进深坑别想跳出来。父亲为我们确定：认准一条路走到底，有了成就不迷失，遇到困难要坚持。只有我一个人做了并且做到了，成功地走出小西山，还要继续往前走。写了半年《大雪飘飘》一直晴空万里，几十万字没变成一片“雪花”。
和老大哥到湖南写话剧《英雄》，“英雄”的英魂仍在雪峰山麓徘徊。“蛇精”放弃了老大哥，让我一个人到某省城重新采访、另起炉灶。我人在途中她中途变卦，我下车返回。这种连环套让我接应不暇。“蛇精”再没出洞，某地房地产施工，挖出一条一百四十斤重的大蛇。“易经”说“易”要有想像力。我的未来用“易”无法想象和预测，勤奋才能创造未来。与其说写小说不如说小说写我，我被小说人物包围，掉进了情节旋涡。方方面面的压力是老虎凳拶指带血的皮鞭烧红的烙铁，逼我“供”出一章章小说情节。弟弟终于来电话，让我看电视剧《人活一张脸》。我的脸发烫，变成一张黄表纸飘到窗外。“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整个宇宙都在帮你。父母盼望孩子长大像小孩盼过年，一天天过得太慢。
孩子长大父母变老，刚要享受闲适生活，又和谈婚论嫁一样准备归去。
刘萤单位“优化组合”，主任将自己身边的人留下，其他人下岗。刘萤下岗没告诉我，只说调到某药房。她上了两天“班”，步履拖沓疲惫不堪，面容憔悴似有难言之隐。那天她上班后，我找到那家药房，在门外看见她表情木讷，一动不动地站在大厅里。她看见我如临大敌，示意我赶紧出去，更增加了我的怀疑。
一个店长摸样的年轻女人问刘萤，刚才进来的是什么人。刘萤说：“是我爱人。”店长居高临下地说：“你在试用阶段违反规定，随便和人说话，被淘汰了。”
刘萤苦苦哀求。我进去，问：“怎么回事。”店长居高临下：“她上岗前必须站够一个星期，每天站八个小时，你砸了她的饭碗，这是规定。”我愤怒地说：“什么狗屁规定？纯粹是王八屁股！”她拿起电话：“你别走，我要报警”。
派出所在旁边，两个警察进来，其中一个是我的战友。战友问明情况，批评了店长的霸道行为，店长出言不逊。战友被激怒，要对她进行处罚，被我阻止。刘萤一刻不停，又在一家社区医院谋到一份工作。承包人以当药房主任进行诱惑，要交个“朋友”。刘萤又到几家单位应聘，只要领导是男的都被“重用”，领导是女人都被折腾。我：“说你别干了，有我呢。”她说：“我不工作，该塌天了。”做为一个男人，无法让妻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我感到深深愧疚。
无比自信的我，也忧心忡忡地说：“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刘颖笑了，说：“要娼我早娼了，还能等到今天？我们唱歌吧。”我俩一边往家走，一边对唱一曲“夫妻双双把家还。”我头一次产生了不自信，对自己也对刘萤。越是牢不可破的事情越是不堪一击。换上我，也得换一种活法了。
时不我待，是陷阱是火坑是泥淖是悬崖，都得义无反顾往下跳了。
我被大毛腿驴的驴魂附体，经常被几个人骑着，在机耕地里跋涉。大毛腿驴早已被累死了，我还一直活着。我是一头可以白用的牲口，画张青草图片就被引诱牵走上套，推完磨再轰出磨房。我为“几个银子”，被人关进千里之外的宾馆或者招待所里，写电视剧、专题片、人物传记。有的为了拍摄，有的为了提职,还有的为了提升少将。我随便写的东西就能糊弄他们，甚至胡编乱造鬼话连篇，在他们眼里都是极品，博得啧啧称赞。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大部分时间都在构思长篇小说。做“大毛腿驴”的屈辱经历，使我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大幅提升。
“催款”来电话，说北京某影视传媒公司准备搞一个中、外青年体验战争项目，急聘编剧。谈到具体内容时，他三句话不离“催款”。谈到给我的报酬，他三句话说了两遍“一万和八千有啥区别”。我饮鸩止渴别无选择，坐火车到省城面谈。火车到了沈城，已是晚上八点华灯初上。“催款”事先和我说好接站，并为我摆酒接风。我刚出站台他来电话，让我自行安排食宿，后天一起去京城。接不接站喝不喝酒无关大碍，白白浪费时间和旅差费，不如直接到京城会合了。
附近饭店已经打佯，我转到朝鲜族一条街，走进一家冷面馆。一位男“斯米达”随后进来、也有备而来，从挎包里掏出一匝干面一把剪刀。他剪下一缕干面，交给服务员拿走。我出门连个挎包都没有，借了吴超凡一个印着鲜族文字的挎包。
“斯米达”以为是“东木（同志）”，亲切地用鲜族话和我打招呼。我点了点头，要了碗冷面又倒进半壶辣椒油，被“斯米达”当成英雄仰慕。我又渴又冷，先喝一口辣汤，呛得“噗”地喷了出来。“斯米达”吓得逃到门外，我鼻涕眼泪往外跑，“斯米达”又逃往远处。辣椒油点燃了我满肚子火，满大街找不到合适旅店。我哪怕住一宿普通旅店，剩下的钱也不够买一张去京城的火车票。
“催款”和我说好旅差费自理，回大连都成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吴超凡凤凰落地不如鸡时，曾经向我面授机宜。省城火车站附近，有一家五元钱一宿的小旅店，起码不用露宿街头。我转回火车站已经晚上十一点，在一处垃圾站旁边找到那家小旅店。女服务员看都没看我一眼，交完十元钱随便住。
我选了的房间里只有两个客人，都伏在床上奋笔疾书。一时间我头如笆斗，以为两个人抢了我的编剧饭碗。我和他们搭上话，才知道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年长的一位是某县乡镇干部，在整理材料，明天去信访局告状。年轻的是一位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北京找了工作，工资虽然比地方高一倍，但是各方面费用太高不划算，明天到省内某大企业参加面试。我彻底放心了，在昏暗的灯光下，以为墙上喷涂一层迷彩。我眼睛贴近了看，原来是一层被愤怒的铁掌拍击后，留下的新蚊旧血。一阵凉风从窗外刮进来，床单上缓缓涌动着皮屑加蚊尸。再一想雨夜露宿街头的滋味，臊烘烘臭哄哄的被窝，顿时变成了“天使的怀抱”。
下了两天雨，我没出去也没地方可去还没钱。我一顿吃一个馒头，把《创意》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直到将“项目”烂熟于心，
制作者通过模拟仿真时空、背景的方式，制造紧张、急迫的规定情境，再现“二战”苏、德局部战场氛围。苏联红军侦察小分队由中、俄男女青年模拟，屡次深入敌后，在复杂残酷的环境中，巧妙与敌周旋，斗智斗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完成对德寇实施潜伏侦察、袭扰破袭、抢点营救等15个战斗任务……本项目分遴选入围、战前特训、战斗任务三个篇章。为了突破单一选秀模式，创编组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研讨论证，探索出一种新颖的框架结构和演播形式……
第三天雨停了，我和“催款”在火车站接头。剩下的钱，刚好够买一张去京城的火车票。“催款”说话必催款，数额一直是“一万和八千有啥区别”。他高工资无家庭负担，决不缺钱。我是数学白丁急需钱用，确实算不出“一万”和“八千”有啥区别。我知道这种“缺牙漏风”的不等式，肯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催款”在体制内非等闲之辈，与流放和牛棚无缘，在创作上一直围绕主流意识形态。他参加过最高文学讲习所，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又逢上改革开放时代，在创作上本该独领风骚一骑当千。如同建筑地基出现流沙层，通过挖孔护壁，勉强盖楼不可盖高楼。他也写电视剧，都因“催款”先行中途夭折。随着时代发展，他这类人逐渐边缘化，不甘寂寞还想挣钱，只有依仗体制优势沦为“文化掮客”。
“催款”是忠诚“苏粉”，前苏联情结浓厚，对卫国战争了如指掌，讲起英雄人物如数家珍，谈起起苏共党史滔滔不绝，确实是该项目编剧的不二人选。列车到站，我俩在候车大厅写了契约，签字按手印。大型荧屏上，正播放某“枪手”杀虫剂广告。我成了他的“枪手”，必须按他的指令指哪打哪。他付给我五千元钱定金，我顿时明白了一万和八千之间的区别。剧本完成之后，他顶多再付给我三千元钱。我哪顾得了许多，到附近邮电局把钱寄给刘萤，以解燃眉之急。
下午三点，我们到陈总公司参加会议。一家企业投资巨额启动资金，正在等米下锅。“催款”自作主张带来一张吃饭的嘴，很让陈总不悦。他苛刻地说：“哪怕来你是个乞丐，也得让你吃顿饱饭，不过，晚上得住办公室。”我反唇相讥：“一个乞丐能住进陈总的办公室，让我倍感荣幸。”他不屑一顾地说：“你既然来了，先谈谈对项目的理解和认识，然后再决定用不用你如何发挥作用。如果你对项目一知半解，恕我不养闲人。”在这之前，“催款”反复嘱咐我别乱说话。
我看了“催款”一眼，他做了个制止眼色。难道他丢卒保车，让陈总将我赶走？陈总目光敏锐，说：“你别看他眼色，你怎么想怎么理解就怎么说。”
“催款”对我说：“你简单说一说，别浪费陈总时间。”我接触和参与不少类似项目，对这类题材并不陌生。面对一屋子人，我从容不迫侃侃而谈。
在眼下被称作“80后”的年轻人当中，他们有的“长大未成人”，有的“外表看起来很酷，却总让爸爸妈妈呵护；以自我为中心不易合群，看似成熟却未断乳”；有的即使成家立业，也变成了无法自立的“啃老族”。在文化上，他们接受和参与的是各种选秀之类的快餐文化，逐渐远离和丧失本土文化根性；在营养上，他们吃的是“注水肉”、洋快餐，长成弱不禁风的“豆芽菜”。他们的人生偶像不是“卓娅”、“马特洛索夫” 和“刘胡兰”、“黄继光”这样的英雄，而是一夜成名暴富的“超男超女”。在事业上，他们更缺少远大理想和人生的奋斗目标。在浮躁的现实和各种投机意识的包围下，他们注定难以承担“保家卫国、养家糊口、传宗接代”的三大重任。我们不会忘记，在一次“中、日两国少年儿童夏令营活动”中，两国儿童在毅力、意志、体质上的悬殊差距，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震惊！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不管时代怎样发展变化，黄金可以贬值“超男超女”可以过时，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永远不会贬值和过时。
我理解的项目，是用体验军事斗争中的“侦察兵”生活，为青年成立“补钙”速成班，搭建“砺志”平台。经过一系列体验活动，增加中、俄两国青年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站在历史高度俯瞰现实、在克服困难过程中品味苦与乐、相互学习交流互补、在生死抉择中使灵魂得到升华，做英雄人物实现人生价值……
“催款”严厉打断：“好了！你别浪费时间了！”陈总被深深吸引，说：“我们缺少这些理念，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编剧，你再深入、广泛地谈一谈。”
俄罗斯是个伟大而有血性的民族，崇尚英雄征服欲强。俄罗斯的历史就是征服的历史，产生了许多闻名世界的英雄人物。我们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礼仪之邦，五千年积淀了“和为贵” 的文化精髓。中、俄两国青年共同完成“侦察任务”的过程，也是两种文化的碰撞相融的机会，更能让青年们开阔眼界展望未来。
在车臣战争中和不久前的“俄格”冲突中，俄罗斯军队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英雄气魄。在中国的“5.12”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中国军人的杰出表现，让全世界瞩目和敬佩。2007年中、俄两国军队的联合反恐演习，更是谱写了两国军队强强合作的新篇章。两国各自的军队，都是两国青年的学习榜样。模拟“侦察兵”的战斗生活，可增加每个青年对军队深厚的感情，不断积累成功因素。中、俄青年以角色相互客串方式，与“德寇”进行殊死较量。“战争”中的诡谲缜密他们心智，“血雨腥风”练就他们的胆识，英雄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更能增加他们对祖国的忠诚，明确肩负的责任。同时，在智慧、技能、体能、意志和团队协作精神方面都会得到全面锻炼。在严酷的生存考验中，他们将体会到生命的可贵、青春的美好、人性的大善。他们在经受“战斗”洗礼中，还会感受到战友情、民族情、亲情和爱情，体验败者犹荣和胜利者的自豪。“战争”中的道德告诉他们，维护世界和平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义务。不管谁“身负重伤”或者“英勇牺牲”，都会让他们倍加珍惜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每位“体验者”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到底，出色完成任务，最终获得“金牌英雄”的光荣称号和勋章。重温历史是现实的需要。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进入二十一世纪，虽然世界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但双方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深化，两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友谊得到进一步巩固加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关键时刻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人民给予的大量无私援助。在前不久的汶川大地震中，俄罗斯政府和人民以实际行动，再现和见证了危难时刻见真情的感人情景。天时、地利、人和。国际国内的大环境和小环境，无不向我们提供成功的契机。“少年强国家强”。中俄两国的未来，就寄托在两国青年身上。我们主创人员和广大热心的电视观众一样，无不在期待着一个崇尚英雄时代的到来。
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博得李总和创作团队的盛赞。在讲话期间，我对“催款”的“停止”暗示视而不见，他很生气。来自广州的一家合作单位，几个年轻人围绕如何赚钱争论不休，毫无创意新意，选择急流勇退。会议结束吃完晚饭，李总安排我俩住进了宾馆。我松了口气，晚上该睡个好觉了。刚躺下李总来电话，让我写出关键一场战役《将军不走我们不走（库尔斯克战役）》，第二天上午到公司讨论。他特别强调：“此剧不是电视剧，进入时空来到六十年前；要设计出比历史事件更复杂的条件，带着当年的观念去体验，人物要进入‘二战’时期状态，把观众也带入状态；演员要以历史人物的身份去做历史人物的事：既行为、语言，实际上就是真人秀节目。不追求电视剧的真实性，只让观众以为真实。”
“催款”高枕无忧，小号般响亮的鼾声穿透墙壁时空进入那场战争。
楼下十字路口，甜美的歌声、哭声、哀乐形成混响：
乡里妹子进城来，
乡里妹子冇穿鞋。
何不嫁到我城里去，
上穿旗袍下穿鞋……
火光一闪一闪，在窗帘上跳跃。我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混合声放大，熟悉的纸灰味儿扑进窗口。近在咫尺的十字路口，几个人焚烧祭品，叩头招魂。一个南方打工妹患病夭折，同伴为她举行仪式，送她的灵魂回归故里。一时间我也灵魂出壳，在家乡小西山上空游荡。我写完这一课，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六千余字。我出去透口气，来到楼下十字路口。清洁工人已将纸灰清扫干净，只有“张荣荣”三个粉笔字遗留在圆圈内。路边草丛中，一片未燃尽的遗像余烬，什么一只美丽的大眼睛望着我，说：别看我香消玉殒，也曾青春靓丽浪漫多情。
她一定太留恋这个世界了，偷藏了一只眼睛，恋恋不舍地凝望着人世间。我和“眼睛”对望片刻，小心翼翼地拣起那片余烬，带回房间放进抽屉。
上午去公司念稿，剧本中“民主选举”的创新和“梁小文”的幽默，大家笑出声了。李总等对剧本做了充分肯定，提出具体意见，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李总每天都要讲话，一口气滔滔不绝讲上几个小时，任何人不得插话，否则他忘记讲到什么地方，还得从头再讲。他像极了岛上的渔民张来香，别看他能将《三字经》背诵得滚瓜烂熟，让他单独拿出一句，还得从头到尾进行背诵。
李总把把公司誉为“八角楼”，灯光彻夜通明。他的办公室也是作战指挥室，墙上挂着大幅作战地图。桌子上摆放电话机、放大镜、红蓝铅笔。枪柜里，波波莎冲锋枪、转盘轻机关枪、马卡列夫手枪、莫辛纳甘步枪，纳甘左轮手枪等应有尽有。这里既是最高统帅部，也是地下堡垒。策划者们互换角色，正义与非正义双方共同进行沙盘推演。他们进入卫国战争情境，重新布局、研讨、辩论，直至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他们不知不觉绕开历史，重新构筑这场战争的历史背景，胜利动因与失败的惨痛教训，深入研讨战争与政治、道德、人性关系。如果按照他们的部署与决策，战争虽然难以避免，进程会缩短大半。起码，不会以牺牲两千万人的代价取得惨胜。战争不但让女人走开，像卓玛那样的女英雄根本不会出现。黎明时分大家齐唱《喀秋莎》，再产生新的创意和共识，重新确定大纲。
李总的想法新颖激进，说干就干也说变就变。呕心沥血写好的剧本，说推翻就推翻，再另起炉灶。他还是个工作狂，几天几夜不睡觉，照样激情四射。
他一边开车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妙语连珠珠联璧合，忘我时松开方向盘回过头，让车上的人提心吊胆。一次他开到密云还不知道，任何人不敢打断。
我来北京这几天，晚上几乎没睡觉。我有时候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有时候裤子脱到一半睡着了。我和“催款”各写一半，他写的剧本我都要重写，倒增加了麻烦。否则拿到李总那里，马上遭到否决。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对我改过的稿子鸡蛋里面挑骨头。为了避免干扰，我给他台阶下，说：“我写你把关，别把主线写跑了。”这种滑稽如同一个男人撒尿，得另一个人把着，否则尿到裤子上。
自从来北京，他恨不得马上走人，嫌我写的慢，神奇地再没提“催款”。“八角楼”灯光亮了一夜又一夜，决策者们策划辩论了一夜又一夜。我写好的剧本，也一次次被否定一次次重写。每课剧本一万多字，再经历四次重写，全部完成要写三十多万字。每当我困的睁不开眼睛，耳边就传来甜美的歌声：
城里伢子你莫笑我，
我打赤脚好处多。
上山挑得百斤担，
下田拣得水田螺……
我怕服务员扫走放金抽屉里那只笑非笑的眼睛，化成那位热辣多情的“张荣荣”。据说未婚女子在外面夭折，都要领一个男人回去举行冥婚。那天晚上在十字路口，一辆白色小轿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小轿车车头被撞扁，开车的一位年轻男子当场身亡。我拉开抽屉一看，里面的那只“眼睛”神奇地消失了，连点痕迹都没剩。我开门开窗通风换气，也不会被穿堂风从关紧的抽屉里刮出窗外。我宁肯相信被另一个世界里的“张荣荣”收回去，要完美无瑕地去见心上人。
宾馆一楼有家快餐厅，我们自己花钱吃饭记账，结束时李总统一报销。早餐是油条豆浆，中午和晚上是盖饭，快把我吃成了老油条再生出王八盖子。
那天我写了一夜稿子，饿得不行，早饭多要了一份葱油饼。“催款”问我：“这顿饭多少钱？”我说：“三十九元钱。”他火冒三丈大吵大嚷：“这不是浪费吗？”就餐的人们都望着我俩。我无地自容嫌丢人，赶紧退回一份葱油饼。
回房间他对我说：“李总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早就想另聘编剧了，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如果他中途把我们赶走不但丢人现眼，连伙食费和路费也不能给报销。如果他再让我们承担住宿费，就赔大了。趁李总现在还没下逐客令，我们赶紧收拾好东西，马上去火车站买票，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我做任何事情，从没半途而废，竭尽全力问心无愧坦坦荡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强者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决绝地说：“要走你自己走，我坚持到最后，直到李总把我赶走。”他说：“这不是将军不走我们不走，你不但无用功，也自作多情。”他看我不为所动，说：“你把吃饭的小票合计一下，我俩各自承担一半。”我算完，他不厌其烦地有核实一遍：“从现在开始，你一个人弄吧。”
晚上他去战友那里，说后天中午回来。我获得了自由，晚饭要了一盘辣豆腐皮，一盘酱牛肉，喝了三瓶啤酒。晚上我睡了来北京唯一一宿好觉，早上去“庆丰”包子铺吃包子。这也是我来北京最舒畅的一天，上午走了三个多小时，走到门前小街的尽头。几十里之外的“尽头”，是一个废品收购站，也是绝路。大概，这也是人生的尽头吧。李总一直没打电话，“催款”的话绝非空穴来风。
我仍彻夜不眠，按原来的大纲一课课地往下进行。半夜三更，一群南方男女大喊大叫。一个矮胖女人满走廊敲门，仿佛孩子被狼叼进了某个房间。
晚上十一点，“催款”房间门响，他刚回来。早上四点，矮胖女人又起来大喊大叫。我开门怒喝：“你喊什么？”她赶紧跑开，到楼上去敲去喊。
我一天还睡不上一个小时觉，害怕没等项目完成自己被熬死。我口袋里只剩下九十元钱，再住下去就吃不上饭了。“催款”走了，没提“催款”和“一万八千有啥区别”。我俩伙食费一共四百三十六元钱，临行前他说：“我知道你没有钱，一半伙食费我也不要了。”转眼间过去十九天，我写了三十多万字。
这期间，李总那边一直没来人，也一直没有消息。我由衷钦佩广州人的精明，否则被陈总折腾到现在，不死也得蜕层皮。我把写完的一大叠稿子整理好，准备送到李总公司。然后我举行一个仪式，步行一个月回大连，再把伙食费和宿费寄回来。外面有人敲门，我的心一下悬起来，宾馆让我结算住宿费了。
李总和办公室主任等进来，握住我的手说：“对不起，我们才来看你。”
我们来北京之前，“催款”已经和李总签了合同，拿走十五万元钱。李总招聘三位曾经留学俄罗斯的编剧，突击半个月写完剧本，被投资方全盘否定。幸亏李总交上我写的头几课剧本，投资方非常满意，才使项目起死回生。
李总详细了解了我的各方面情况，准备调我到他的公司，说：“我用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必须是军人出身，必须是艺术家，必须才华横溢。”
我婉言谢绝，他让财会结算了住宿费，为我买好飞机票，付给我五万元钱稿费。他对我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设宴为我饯行，亲自开车送我去机场。
晚上我十一点钟下飞机，十二点钟到家。我事先没打电话，刘萤不知道我回来。进到家里，我先把五万元钱从背包里掏出来，恭恭敬敬献地给刘萤，顿时变成木匠老罗：“老婆，我挣钱回来了……”话没说完，我已经听见自己的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