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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诺查丹玛斯曾经预言，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帝惩罚人类，八月十八日，太阳、月亮和九大行星组成“十字架”，制造大灾难使人类灭亡。身患胃癌晚期的老叔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指着九岁的小女儿立坤幸灾乐祸地说：“快天塌地陷啦，像她这样的小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可惜呀……”到了所谓的“地球末日”，只传来土耳其地震的消息，八千人死亡。也是那天午后，突然发生黑昼现象，整座城市笼罩在黑暗之中。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不见了人影，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打开了大灯。我坐在家里，打开电灯写字。紧接着电闪雷鸣，特大暴雨鞭挞着整座城市。我打着雨伞，趟过马路上没膝深的激流，到公共汽车站，接女儿放学。我拉着她刚踏上几磴石阶，一股激流汹涌而下，将几块数百斤重的铺路条石，像风吹泡沫板一样冲起了空，“稀里哗啦”砸在我们刚刚离开的位置。
我俩要是晚走几步，大石块将从天而降，后果不堪想像。
“东南风的雨不孝的儿”，房子东西朝向，雨水淋在东外墙，顺厨房窗户淌进厨房里。我用螺丝刀从窗框下面捅开个窟窿，雨水“哗哗”地流出去。
过去“人咬狗”是新闻，现在“人咬狗”是家常便饭。据老大连人说，过去听说有人拿棒子打人，全市震惊。那天晚饭后在东楼下，一个歹徒刀捅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扬长而去。女人失血过多不治身亡，公安局悬赏破案一年无果。
也是那天早上，“英语女孩”背诵单词，我早起锻炼穿过地下通道。十分钟后，一个女人在这里遭持刀歹徒抢劫，包里只有二十三元钱。受害者是刘萤同事的姐姐，流血过多，没等送到医院已经身亡。晚饭后，我散步走到绿波小区，几个成年人在停车场玩捉谜藏。他们童心未泯，让我受到强烈感染，也想加入其中。直到一个人暴露另几个人追赶，原来歹徒抢走了其中一个人的钱包。歹徒跑得奇快，我紧随其后，使尽浑身解数都没追上。绿波小区加强防范的举措，就是动员了一群七、八十岁的老奶奶，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棍，戴着“执勤”袖标巡逻。
半夜三更，楼下响起女人尖利的叫喊，时有歹徒抢劫下夜班的单身女人。
我夜里写稿，每到这时赶紧打开后窗大声叱喝，顺手将准备好的啤酒瓶子扔到楼下，在技术监督局仓库门前的水泥平台上砸得粉碎，将歹徒吓跑。“太极拳”妻子下夜班，惊慌失措“噔噔”跑上平台。“太极拳”仍在家里睡大觉，没出去接过老婆一次。没有理想信念的时代，远比作家笔下虚构的故事更加精彩，荒诞离奇。卡夫卡、马尔克斯、贝克特、尤奈斯库、克洛德·西蒙等算个老几。
几十年前，一位老中医为女青年治疗腿疾产生爱情，窗户被人扔砖头。某老板以五十万元钱天价，买到女明星睡过的被窝，钻进去蒙住脑袋，尽情享受体味儿。明星的被窝绝非“天使怀抱”。那老板身患绝症，还得被遗弃发妻送终。
岳父去世后每一年清明，全家去墓地祭祀，我按民俗准备好祭品。每一年的今天，都有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今年的今天，刘绣无端发烧，萧晓的腿摔伤。
刘绣将祸水绥靖，在爸爸墓前念叨：“爸呀！快把柳叶眉抓走吧……”柳叶眉没被抓走，正在和刘英雄上演一场场离婚闹剧。她先提出离婚吊足了刘英雄的胃口，上天入地地藏匿。刘英雄挖地三尺寻觅无果，直到和一个女人同居，她才浮出水面。大家从墓地回来，我在新家做菜做饭招待诸位活人。刘绣和齐国邦离婚，刘英雄和柳叶眉离婚。我们有了房子，他们没了精神支柱，把我和刘萤当成靠山。
冬天，透凉返霜的后墙也患了“冻疮”，小厅里气温十二度。小西山“三化三冻”才能上老冻，我的手脚每年要犯两次冻疮。在这里过冬，手脚上的冻疮要连犯五次。侯一小区的夏天更不是省油的灯，午后的太阳绝不是“人过三十天过午”，烤得西窗玻璃炉筒般烫手，室内温度高达三十九度，把人放进炉子里烧烤。马路像春天土地“泛浆”，人走过之后，留下一个个滚烫的鞋印。
几个月不下雨，山上的松树枯死了一半，松针落下厚厚的一层，连蝉叫都销声匿迹。马路两边的柳树光秃秃地被鬼剃头，干枯的树叶和干死的蝉落满了树下。一片片草地地皮裸露，天地万物变成了蜡像，不被烤化决不肯罢休。
刘萤母女俩睡在大屋里面大床上，我仍睡在小厅水泥地上，天棚当房地当床。
乍开始那些日子，我每天早起锻炼，一个鲤鱼打挺从地铺上站起来。如果我从地铺上爬起来，很要费一番力气。除了一台旧电视机，再是一架台式电扇，可定时、定向、半面旋转。定向吹脑袋，身子冒汗；定向吹身子，脑袋热成了水葫芦。电扇半面旋转，另半面身子冒汗。电扇定时一停，我赶紧去厨房嘴含水龙头喝一通自来水，否则就得脱水。我热急眼了也困急眼了，豁出去将电扇打开强挡。
户总开关“啪”地一声跳闸，顿时不那么热了，仿佛都是电捣的鬼。
第二天我花二十元钱请三遍，物业师傅才肯上楼修理。师傅换了旧元件，只用一个星期还爆，还得再花钱再求他再换旧元件候爆。人心不足蛇吞象，对比天津街，侯一小区就是不折不扣的天堂。我们极盼望客人来访，如同新国家成立后要得到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客人来了不能睡地板，买床成了当务之急。
大姨姐带儿子来了，是我们接待的第一拨客人，用买床的钱招待她们母子。大姨姐小个子大肚腩，和刘萤形同母女。儿子在一家小饭店打工，刚上班就把手切了，缠着绷带连夜坐火车返回老家。大姨姐仍住在这里，炫耀：“他让小对象迷住了，故意切手。”为了心上人上演苦肉计，让我这样的情种瞠目结舌。
女儿和妈妈、大姨睡在大屋床上。通过实践检验我才知道，这么小的房子是不配接待客人的。大姨姐鼾声如雷，二十分钟上一次厕所，女儿无法入睡。我在厨房隔成的小间里搭床，刘萤和大姐睡在上面，我仍睡地板。刘萤睡眠极佳，躺下睡到天亮自然醒，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姨姐刚躺下就鼾声如雷，频频起来上厕所，好几次踩到我的脑袋。幸亏我脑袋抗踩，要是西瓜和气球，早被她踩烂踩爆。
天亮前我好不容易睡着，朦胧中刘萤上厕所回来，就地躺在我的身边。我把她拥在怀里刚要温存，被如雷的鼾声轰醒，气味也排斥。我睁眼一看，大姨姐撅着巨臀睡得正酣，被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她上完厕所，迷迷瞪瞪地躺在地板上。我快被吓断了气，趁她还没起来上厕所，赶紧起来出去跑步。
我怀疑她装睡，“请君入瓮”抓住把柄收拾我，太阳老高也不敢回来。
送走了大姨姐，晚上我睡在小间里。天亮前床塌了，买床刻不容缓。我和刘萤去家具市场，看好了一张二百四十元钱的单人床，放进小间里还能留条窄道。钱刚凑齐，林西夫妇带孩子来大连，是我们招待的第二拨客人。
他儿子在火车上看了广告，非要去森林动物园不可。一张门票四十元钱，我花二百四十元钱买了六张门票，床化成了泡影。女儿也没去过森林动物园，我们一直没舍得花钱买票。龟儿子进了动物园什么都不看，要死要活地要出去。二百四十元钱被扔到了水里，连个响都没听见。我们已经身无分文，整个人都没了精神。我本来想好好招待客人一顿酒饭，无奈，中午这顿饭还得客人掏钱。
小西山人称“靠山”为“靠大杆儿”，意为仗势欺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余忠林当了两年兵复员，靠上了在政府当主任的姨夫的“大杆”。他被招工到大连大连湾，在水产公司捕捞队当船长。经人介绍，他和老叔家二堂妹荣子结婚，在大连湾安家。荣子按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和丈夫儿子前来作客，也是家里首次来人。荣子上露天楼梯时气喘，走几节就停下来喘息。我觉得不对劲，敦促她回去之后，马上到医院检查，一检查就是病危。余忠林来电话，说荣子心脏长个瘤，让我在长春路医院联系人做手术。专业到市委机关工作的老伍层层托人，联系到了心胸外科专家章主任。章主任介绍了荣子的病情，比预料的还要严重：主静脉心室全是黏液瘤，从胸腔到下肢静脉全是瘤、栓塞，连毛细血管也是血栓，随时随地都能……我寄希望于手术，章主任说，要手术就得割成饺子馅，神仙来了也没救。他马上坐飞机去上海会诊，三天之后才能回来。我们盼望他早点回来，他手里握着荣子的一条命。荣子虽然是堂妹，我仍焦灼得吃不下睡不好。
仿佛那些瘤转移到我的心脏和血管里，窒息得喘不过气。核磁共振结果出来，主治医生和我谈了荣子的病情。尽管那医生长相和我酷似，没有任何办法让荣子死里逃生。荣子的姥姥常秀不到六十岁，也死于该病，老婶在锦州去世，也因为这种病。余忠林哥哥是我小学同学，也中年丧妻，哥俩都有克老婆的嫌疑。
荣子目前状况稳定，能多活一天，也是老天爷对一个濒危病人的恩赐。
降温。上冻。跑步。冷水浴。章主任今天回来，我早早去医院等候。荣子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充满了无奈，如同落了一层黄土面子。她仍活着，我的心情稍感轻松。又一想她被专家和病魔判了双重死刑，实在让人揪心。荣子是我的同辈人，才三十八岁，正处于生命的旺盛期。荣子漂亮，贤惠能干，邀请我到她家，过年过节让孩子送来海产品。章主任查房不穿白大褂，看病人的眼神如同庖丁看牛。庖丁解牛大卸八块，不可复生。章主任手术，病人却可获得重生。我不信他如此被顶礼膜拜的，救不活荣子。他看过核磁共振片子，轻描淡写地让家属做好准备，那一刻很快就会到来，我们仍怀侥幸。如同瓶中的鲜花，已经断了生命源泉，还要加水。余忠林决定去北京，宁肯让病人死在路上、也不死在家里。
天下雨，我的心情阴阴沉沉。余忠林来电话，已经到北京住进安贞医院，专家看了片子，安排荣子住院手术。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荣子终于得救了。
我去学校去接女儿。三辆轿车撞在一起，围得人山人海。天边一条条线状云，诡谲奇异恐怖，仿佛几条巨大的高压线。战斗机飞过，传来一阵阵巨大的音爆，仿佛不远处发生了战争。除了音爆，“市政”也在爆破，炸毁旧水泥厂。
《良友》和《生活文摘报》两份报纸，是我的“良师益友”，提供真实时事信息，说实话心里话，帮助我分担苦难，开阔眼界，鼓励我把事情做到底。
天下雨，卖报纸老头在雨中卖报，仿佛只为让我能买到报纸而挨雨淋。
“小雪”不下雪，时光倒流，地球是个撒了气的气球，我将回到童年。这样该多好，每个人不是从生到死的无奈，而是从死到生的快乐，荣子也有救了。
荣子在北京做了开胸开腹大手术，清除部分黏液瘤，病情暂缓。她住在星海二院。我去看她，她对工友说：“我大哥为我操老心了。”我感到无地自容，仿佛见死不救。病情稳定后，她要回大连湾家里住几天。余忠林悄悄准备后事，在我面前悲痛欲绝……我虽然经历五叔、老爷、父亲、老叔、爷爷临终的时刻，现在又要经历荣子的临终时刻，比自己死还难受。面对死亡就是面对现实，任何人无可逃避。上午到话剧团拿回剧本，又到二院看望几次死里逃生的荣子。
她势单力薄地和死神博弈，脆弱而渺小，家人和亲属却在作壁上观。正如小西山人所说，“宁看死人受苦，不看活人遭罪”。她不停地说话，和好人一样，我知道是回光返照。晚上，荣子出现肝硬化和肾衰竭，临终前无力地看了大家一眼。
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从眼角滚下一滴泪珠。荣子人缘好，送她的人很多，都为她惋惜。金州殡仪馆馆长刘学老人，多次被评为市劳模、特模，省劳模、特模、先进共产党员，两次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先进工作者。他一边啜泣一边亲自成殓荣子的骨灰，让荣子获得了最大哀荣。
北京大搞绿化活动，当红明星在电视广告上代言，“万里大造林”造的如火如荼。各行各业的人们趋之若鹜，各种集资活动轰轰烈烈。制片人知道这是一场骗局，所以才退回了我的电连续剧剧本《你是一棵树》。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我做贼心虚般恐慌。仿佛以往的媒人们摇身一变，纷纷成了债主。弟弟因为摩托车没挂牌照，和警察发生冲突，被拘留在瓦房店拘留所。他出来之后，和我借钱盖房子。我把准备买床的500元钱寄给他，仍没为他的房子添一块砖加一片瓦。他在电话里说：“你那五百元小钱让我请人吃饭了”。我拿着话筒无语。荣子之死，给我们这辈人敲响了警钟，证明谁都能死，并且随时随地。如果我现在发生了不测，连张床都没有，还得在水泥地板上停尸。家里连把椅子都没有，前来吊唁的人们只能站着。买一张既能躺又能坐还能挺尸的三用沙发，是当务之急。
那个星期天，我和刘萤到家具市场，逢小学同学李同平在揽活装卸。我问他哪款沙发好，问一句他高亢地喊一声：“好！”我说：“你怎么问什么都说好？”他仍高亢地喊一声：“好！”我又问：“你怎么了？”他更高亢地喊一声：“好！”
他的搭档悄悄告诉我：“他不说好，人家不揍他。”我看好了一款二百五十元钱的两用沙发,当然是“三用”沙发。卖主为我演示一番，放下来是床，折起来是沙发，手心手背都是肉。尤其是四只驴蹄子形状的沙发腿，让我他乡遇故知一样倍感亲切。我叫了辆三轮车，帮助一个绰号叫“瘸驴”的跛腿车夫装上了沙发。不是我随意编造羞辱车夫，他的伙伴们就是这样喊他的。我让刘萤坐公共汽车回去，我留下来押车。“瘸驴”让我坐在三轮车上，盛情难却，我坐了上去。
刚上路，“瘸驴”变脸说不想活了，猛蹬几下调转车头，汇入滚滚车流。我赶紧拿出十元钱塞给他，他这才放沙发和我一条生路。不到半年，两用沙发没变成“三用沙发”，倒变成了多用沙发，中间塌下一座深深的大坑。我晚上陷在大坑里就像坐上救生圈，在茫茫的夜海上漂流。开始那阵功夫还挺舒服，舒服累了想翻下身，就难了。一天晚上我翻身用力过大，翻扣在海底与沙发同归于尽。
没几天，沙发背上也陷下了一座大坑。晚上，我躺在沙发中间的横梁上，如同少林和尚苦练“扁担功”。半年后，沙发面破损，露出丝丝缕缕的絮状物，只残留被鲨鱼吃剩的大鱼骨架。我把“骨架”勉强塞进小间里铺上床板，床的问题也勉强解决了。我们趁热打铁，又添置了四把堪称“铁拐李”的铁管椅子。
椅子千篇一律“里扣蹄”，一不小心就坐得“人仰驴翻”。我毕竟养过驴骑过驴，还成长在“二驴子”的故乡，谙熟驴性，倒骑在椅子上颌抵椅背，再抱住椅子背，果然舒服极了。我成功地将“铁拐李”，改造成张果老的“倒骑驴”。
刘萤说：“你还得有张写字台，不能总趴在窗台上写。”在她的坚持下，我自作主张，花一百元钱买了张廉价写字台。回家之后我才发现，写字台不是四条腿而是两只脚，如同满族女人穿了双“花盆底鞋”，左右还稳，前后一碰就翻。
那天，我倚仗艺高人胆大，踏上写字台更换天棚上的灯泡。我颤颤巍巍地刚爬上写字台，就一脚踩翻栽了下去，一头撞到铁门上！我脑袋完好无损，把的铁门撞出个凹陷。在这之前，门太紧心太狠，每逢内急，在外面越踹越打越骂越开不开。我花钱请师傅修门，师傅使出浑身解数也修不利索。在我的允许下，他用锤子将铁门狠砸了一通，只能好用三天。铁门也深谙“丛林法则”，这回，被我一头撞得服服帖帖，也雄辩地认证了“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真理。
这浪费了我许多精力，把家具基本置办齐全，我更得心无旁婺地写作。
那当时我就知道，唯有科学家和作家可以奋斗到一息尚存。我是数学白丁，肯定做不成陈景润和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科学家更离不开数学，我也当不成科学家。文学泰斗钱中书的数学考了十五分，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吴晗，数学竟考了零分，我又有了自信。科学家耗尽一生，不一定能攻克所研究的课题。有的作家靠一篇小文一本小书一夜成名，一辈子高高在上吃香喝辣。有的武林高手，有不是全靠打出来的，也是捧出来炒出来的。作家是我的终生职业，必须选择久久为功。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没有我奉献的一砖一瓦。我能用区区几千个汉字，搭成文学大厦。我发誓，大楼多高我的文学成就要有多高。我要用文字建筑摩天大楼，如同迪拜的哈利法塔，上海的中心大厦。我可不是个光说不做的人。
父亲去世十周年忌日，我和姐姐妹妹弟弟们，到南海底祭祀。父亲坟头上青草萋萋，宣告他已成长为另一个世界里的青年。坟后面属于我的那块方寸之地，也生长着茂盛的野草。白海洋花草老鹞食老牛筋麻匹草没没锥草山槐子蒿子密密匝匝蓬勃茂盛。我曾经残酷地对它们进行过斩草除根，百年之后它们仍活在我的头顶上。一只蚂蚁在草梗上爬杆，暗示：来世，你将托生在一个杂技世家。
出版社退回送长篇小说《大草甸子》，编辑“斧痕”两个字，狠剁了我两斧子。我又把中篇小说《王八背上的男人》寄给某杂志，让我变成乌龟也行。
我带女儿到劳动公园，这里是她的乐园。遇到岛上政治处主任，带一群孩子游览。迫击炮实弹射击炸膛，八个营、连、排干部当场牺牲，他带失去父亲的孩子们到大连散心。晚上我喝了半斤白酒，欲哭无泪，吓的蚊子一宿没敢咬人。
爷爷那一代人在大草甸子冲破群狼围堵。父亲那一代人在战场上冲破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兵、敌特、叛徒的围堵。我这代人，被“坎子”、老帽山围堵。女儿这代人，被病毒、细菌围堵，吊瓶是她的大钐刀三八大盖波波沙鹿砦防火墙。
每当风吹草动，女儿要都感冒发烧，我和刘萤赶紧送她到儿童医院打吊瓶。
女儿既喝母乳和牛奶长大，也是输葡萄糖和青霉素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