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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陋寡闻的“两万”硬充方家，猜字谜凑顺口溜。对那种妇孺皆知的谜底，万寿也拿出手机打电话，夸张地像查活字典，请教名牌大学毕业的“俺闺宁（女），博得所有人奉承之后，再另换话题。每当单位户外活动，万寿第一个下海游泳，表现自己的活力与强健。羊角腰围膨胀，下海根本不用套救生圈。在酒桌上，鸿双喜软硬兼施，把半杯酒劝进我的酒里而不是肚子里。他然后一脸媚笑地看着“两万”，仿佛替主子往对手的酒杯里成功地下了毒药。彭成万喝多了，以为我没在酒桌上：“你们知不知道，董太锋刚才投海了……”
水龙管子“吱吱”拉了长声地叫，酷似某位女演员动辄的假哭。公共汽车停运，我冒着特大暴雨，走了四个小时去单位，一个人都没来。我又冒着特大暴雨，又走了四个小时回家，已经是午后了。在闪电惊雷暴风雨中，我已经辨出了“两万”的一脸坏笑。几年前我刚进创作室，“三级老”就在策划某个电视专题片。他还有半年就退休了，仍在策划那个电视专题片。制片和撰稿人的名字，比剧中的人物还多。即使十三亿人都在他的片头属名，我也是人口普查中漏掉的那一个。他把找大师看日子、筹备开机花的钱加在一起，拍一部电视剧都绰绰有余。
这群乌合之众要是能“成功”，还得外加“个屁”。
某女制片人来电话，说把剧本交给一个既能导又能演又能改的人，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九。转瞬间她又来电话，说：“你的剧本放在剧团办公室。”
眼前活动着一堆堆华而不实的小食品，外表华丽没滋没味还不抗饿。他们的作用，就是把有用的事鼓捣成没用的事，再把没用的事鼓捣成捣乱的事。他们既耽误自己也耽误别人，似乎成了常态，不知不觉就老了，不知不觉就没了。
他们把“搞艺术”写作当作混吃等死的接口，逃避现实的遮羞布，虚拟一条进入多维时空的通道。黎立来电话，说在楼下等我，请我喝酒。他和羊角秘密讨论了两个小时剧本，还说：“我有事刚到。”一堆堆奇闻异事怪事荒唐之事，是雨后朽木生出的一簇簇蘑菇，太阳一晒枯萎融化。他们对我处处封锁隐瞒设防，生怕我抢了他们的创意捷足先登。我一不怕抢也不抢别人的，没有钱也不抢钱；二不杀别人也不怕被杀，因为我没有什么价值。我马上去死都没有人阻拦。
女儿同学送来了一只小狗，抵得上一百个“软饭男”和二百个小景，彻夜哀叫，家里顿时变成了狗窝。狗刚送走，女儿带同学们来家里排练《斗牛士》，家里又成了“牛圈”。当年的“三无大款”不知换了什么神器，又回到姜颖慧的怀抱里。刘萤借姜颖慧的钱买房子产权，我招待“大款”喝酒，直至一醉方休。
我仿佛又回到天津街，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到家里吃喝。一个拉了裤子的老太太找上门来，到厕所里换完出来，拿出老干部证训斥我，我不住地陪礼道歉。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天晚上，龟缩在人间的我，也算是蛰伏了一个世纪。
此时的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欢声笑语，在严寒中欢度千禧年。市电视台的四个主持人，被人群挤散失去了联系。狂喜的人们手持彩液，喷得市长和书记满脸满身。书记面露愠色，市长神采奕奕。到了“小鬼龇牙”的奇寒时刻，人们仍没散去，不知道靠什么熬得下来。床上，刘萤和女儿正睡的香甜。我把所有没实现的目标，大包小裹地带到新世纪，不但要实现一定要实现。一位铁塔般魁伟男人，正在对上司献媚。假如剥去他人的外壳，活脱脱一只摇着尾巴的哈巴狗。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潜艇一一八名军人全部遇难。我是第一一九个。
在部队时的女作者项甜，约我去疗养院看望分别多年的沈光。我俩一进大院，一辆轿车停在我们身边，下来一位上校，向我敬礼。他问：“你认识不认识我？”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一个新兵连，你很少说话，只知道做细小工作。”他说：“我在某师人政治部主任，来疗养院看望正在疗养的官兵。”没等我表示祝贺，他说：“你记得我们在岛上下连队那天，丢过一套军装吗？”我没等把话岔开，他说：“我提干那年探家，找瘸腿老连长承认错误。”我问：“老连长现在怎么样了？”
他说：“老连长头转业之后就瘫痪了，已经去世五年了。”我说：“你没辜负老连长对你的期望。”他说：“当时家里穷，想当两年兵复员，回家说个媳妇。”
我说：“幸亏你当时没承认，否则连媳妇都说不上了。”他说：“知耻而后勇。
我知道你已经转业了，太可惜了。”我开玩笑，说：“早知道这样，我也在新兵连偷套军装，起码当上了专业创作员。”我俩大笑，相互敬礼，握手告别。
沈光患了脑血栓，面部棱角瘀平说话吐词不清，我只听清“怀旧”两个字。“旧”被一锨锨挖出，旧的我们都是军区出类拔萃的业余作者，朝气蓬勃。每一次军区将举办笔会，我们都从各部队聚集到某边陲某海岛某个城市，熬夜写作品，相互交流，和编辑打交道，在酒桌上响亮碰杯，声情并茂朗诵小说、诗歌。
项甜二十岁出头，一身军装耀眼，长相不算出众活力四射。她任某部干事，并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作品。她丰臀细腰两座乳峰刺破胸襟，浪声浪气发嗲敢说，随波逐流说女人无不渴望被强奸。男作者们被撩拨，总想为她做点什么还不敢，起哄，说“董老爹”敢亲一下项甜，才是真正的军用男子汉。我在岛上对方华软蛋怂包，一到大陆色胆包天，借着酒劲大放厥词大放豪言：不过小事一桩。
午饭后出去散步酒助英雄胆，我强奸犯一样搂过项甜，在她脸上狠亲一口。
那一刻我梦回高三连，变成了种菜老宋，“小浪包”就是项甜。那甜真甜无限幸福娇滴滴说了一声“你坏”，软绵绵地追出我老远。我逗引她紧跑慢直到跑不动了，趁机紧紧搂着她的腰把她扶回来。回部队后不久，沈光打来电话，说：“你把项甜亲了，她和对象黄了要和你结婚，赶紧给她回个准话。”我说：“我亲她一口不假，如果导致怀孕，我马上和老婆离婚娶她。”沈光盛赞我成熟老练。
沈光习练气功十几年，病重仍坚持不辍，脸上一层油光由沈光变成神光。气功没让他的病产生奇迹，他仍笃信不疑，也如当年对文学的虔诚。他们一直没离开部队，早已放弃了文学。只有“傻锋”我仍文锋毕露，不改初衷。过去见面，我们三句话不离文学。现在，“文学”两个字成了忌讳，他们不提我也不说。
告别时，沈光执意把我俩送出门外，双手过头掌心朝前，向我俩发功祝福。
我心头一热，也将双手举过头顶掌心朝前，成功地接功，顿感变成了酥骨鸡。
那甜的乳峰，已变成了滥砍盗伐的荒山秃岭，臀部赘肉积重难返。她上车时高抬腿侧拧身，很费了点力气才把身子抬上去。我一脸坏笑地助她一把，她脸红了一下轻轻地拍了我一下。她已四十岁出头独身未婚，团职干部收入不斐。一路上，她旁若无人无所顾忌大谈特谈集资发财，如何占便宜买部队的房子。
这提醒了我，那天送女儿上学之后，也到妇产科医院、天津街怀旧。到了医院门前，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亲切地喊我：“大哥！”我不认识她，说：“你认错人了。”她说：“你是太锋大哥，我是小花。”我这才想起，她是妹妹的同学薛花，十年前来我家过年。薛花考上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妇产科医院。
她说：“我刚下夜班，你陪我走一走吧。”我们一边走，她一边介绍自己的情况。她丈夫是医生，婆婆是专家，已经有了个女孩，上小学五年级。我们走了好远，漫无边际没有目的性。我问：“你的家住在哪儿？”她说：“家在脚下，走到哪儿哪儿是家，谁陪伴我谁就是我的男人。”我问：“你是不是遇到了麻烦和挫折？”她单刀直入地问：“大哥，你当初为什么不娶我？”我一愣，说：“我女儿都上中学了。”她说：“我问过你妹妹，她说我大哥不在家乡找对象。但是，我也在这座城市里。”我说：“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再说，我们一直没有联系。”
薛花自小父母双亡，一直住在哥哥嫂子家，性格孤僻，和婆婆有矛盾。丈夫有了外遇她无法原谅，想以其道还治其身进行报复，被我劝阻。她多次打电话约我出去，我只有好言相劝，找理由搪塞。她后来调到新的单位，不知所终。
那天我遇到原部队的于医生，我们曾经到小岛上慰问。他也说：“我早知道你的情况，没留在部队非常可惜。”于医生一直没离开部队，专业职称正师级，退休快十年。我问：“嫂子和孩子都好吗？”他问我：“你记不记得几十年前在小岛上，我和你说的那件事？”我故意说：“我早都忘了。”他说：“男方已经不在了，我仍在冰箱里保留证据，因为我是医生。”他也是医生，我无言以对。
天气酷热难耐，我正在与命运抗衡的马拉松途中。一个秃头男人，在刻着“周水子”的石头旁边练功。他超然若定，是一块成了精的石头。假如在战场上，他再出神入化，也得成为狙击手的活靶。一个老人执着地倒行，仿佛能逆时光而行。过去，这里是荒郊野外不见行人。现在，这里变成马路，车来车往行人匆匆。
女环卫工身穿绿色工作服，印着“大连百年”。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城市，被她们一扫帚一扫帚地扫出历史尘埃。每当遇见她们费劲地推车上坡，我都停下来帮忙。天再热，她们都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裹着头巾，看不见真面孔。
那天早上我长跑路过，她们一起摘下口罩头巾，笑着和我打招呼。她们显然经过精心化装，给我一个惊喜。我非常感动，夸她们个个漂亮。这被我写成歌颂女环卫工人的小品《艳遇》，在一次歌颂环卫工人的晚会上演出。小品演出结束，市长起身带头鼓掌，全场掌声雷动，有的环卫工人被感动的哭出了声。
我的法宝是长跑，惰性被远远地甩在身后。我让速度缓解我的焦虑，一切不良情绪随着汗水排出。我从未坐等待毙，不放过任何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那天清晨，我跑到泡崖子朱琪路，转身往回跑。上了西北桥，一个在栏杆上压腿的老人喊住我。他说：“小伙子，我早想告诉你，跑完了要压腿，否则越跑越勾勾。”我说：“大爷，我看您也天天锻炼，冬天下雪路滑，更要小心。”老人说：“我八十二岁了，年轻时孩子多，没有时间锻炼，退休后想锻炼也老了。”
我回到绿波桥下，在桥墩上压腿。一个姑娘惊恐万状地从桥上跑下来，说：“大哥，桥上有个变态男人拦我。”我说：“你别害怕，我送你上桥。”她不上桥，蹲在地上抬头看着我，一边系鞋带，宽松的领口内，雪白的乳峰一览众山小。
我赶紧挪开目光，她起身，眼睛火辣辣地看我。我转身就走，她在身后撒娇：“哥你送送我……”看我没理她，她讪讪地上了桥，大概还骂了句什么。
我攀上绿波桥，在栏杆上面压腿。一阵微风吹来，一张浸了桃酥那类油渍的废报纸，徐徐滑到脚下。那是一张小报，被我用脚踩住。什么一则讣告般的广告引起我的关注：北京某电视剧制作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一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编剧，还剩下半个月期限。我拣起报纸带回家，按黑框中的二百余字故事线索，信马由缰虚构了几个主要人物，写出五千字的故事大纲。我到春柳一家打字社打印完，用特快专递寄走。这些年我体会深刻，越被我当回事的事情，十有八九不成。而被我不当回事的事，倒有可能成功。
一个星期后，北京某影视公司一位导演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具体地址，让我坐最近一次航班飞机，到北京面谈。刘萤陪我到机场，买到第二天早班机票。
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到《昆仑》编辑部修改中篇小说，这是第二次。
如果把大连的盛夏比做男低音，北京的盛夏是女高音，下了飞机既掉进了火炉。人也是一壶被烧开的沸水，腾腾地往外冒汗。我坐机场大巴到市内，进了一家小饭店。老板娘正在包馄饨，说有现成的。她从冰箱里拿出一袋馄饨，转眼工夫煮完端上来。馄饨汤烫嘴，但是每个馄饨里面，都包着一块冰疙瘩。我以为是北京夏天的独特风味，狼吞虎咽把一大碗冰馄饨吃完。天热得喘不上气，咀嚼这些冰块，给我带来许多凉意。到了影视公司，我才觉出满嘴腥刺刺油腻腻的生肉味儿。即使吃的是生肉，我也顾不上许多。如果事情能成，二斤生人肉我也得吃。
我按地址来到一座大院里一座小花园旁边，哪有什么影视公司？
大院里连给人影都见不着，打听谁。我冒着酷热，围着花园转了一圈，没找到报纸上标明的门牌号码。我身上灼热发烫，衣服没烤着，汗肯定是冒干了。我没有手机，附近没有公共电话，只好在小花园旁边守株待兔。我屁股刚触到铁皮横椅上，烫的一个高跳了起来，椅面不是被阳光烤烫，而是烤红了。
平地一声雷，导演喊我的名字从脚下冒出来，竟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他头戴皮鸭舌帽，光着膀子穿皮马甲，浑身上下缀满大大小小的口袋。那些口袋鼓鼓囊囊，似坦克外挂装甲，一定装满了冰块解暑。他中等身材，三十七、八岁，精力充沛。原来我身后几步远，就是一座地下室入口。他引领我下了阶梯，影视公司招牌一目了然。地下室里面宽敞凉爽，办公室食堂会议室等一应俱全。
公司选址肯定有防暑的考量，如同“备战备荒”为了预防原子弹。办公室内，一个微胖男人，我看着面熟，正和一个干瘦男人谈话。他们见了我都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握手。微胖男是卢总，毕业于著名艺术学院表演系，在几部电视剧中担纲主角。干瘦男人来自上海，是一家知名影视总公司的罗总。
他是多部电视剧制片人，有的我看过。这部电视剧，他们准备联合制作。我简单绍了个人情况，他们对我的军人身份和专业编剧很感兴趣。罗总对我进行考核，说：“你谈谈剧本创作的支撑点，随便谈。”我说的都是个人体会，体现三个方面：人性、人生、生命意识，以正在热播的某部电视剧为例，诠释三个支撑点在人物命运上的体现。罗总听了连连点头。卢总又让我谈谈对原创的理解。
我说了八个字：即兴创作，传奇到死。作者的原创，无不是把人物推下悬崖与火坑，跳与不跳由人物自身选择。进入情节之后，让人物自己往前走。“自古华山一条路”，不走也得走。作者被人物绑架推着往前走，就成功了。
卢总说：“你举个例字说明。”我说：“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时，喊：包法利夫人死了！”卢总满腹狐疑：“你在写作过程中不按大纲进行？”我说：“当然。”他不解地问：“你写大纲有什么意义？”我说：“为了让你们选中我。”他们都笑了。我补充说：“我在写作过程中，会让剧本不断完美、更加精彩。”
卢总满意地说：“你对创作有独到见解，这个剧本让你写，我放心。”一直没说话的罗总问：“你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如何挖掘演员的表演潜质？”我不太明白他的话，此时最好不懂装懂，千万不能显示低能。我回答：“一次次地把角色扒光，让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寻找藏身的角落。”罗总大笑。卢总接着问：“你为什么把题目《归宿》改成《回家》？”我说：“归宿只是被动的结局。男人的一生要迈过三道门槛尽三种义务，第一是社会的大家庭，必须要占有一席之地，为社会尽义务。第二是个人的小家庭，做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子女的好父亲，为家庭尽义务。第三要拥有心灵家园，有情怀有担当，为自己确定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一辈子义无返顾地走到底，尽道义上的义务。”
卢总说：“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大纲有几百份，我们雇了一群专家层层筛选，最后选出三个作者，一个来自某著名师范学院中文系，作者是位教授。一个来自顶级艺术学院戏文系，作者是位副教授，再一个就是你。你编的故事出乎意料之外，另辟蹊径柳暗花明，人物走向死地绝处逢生。你的语言生动形象，表现力特别丰富，随意几句话，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跃然纸上。最难能可贵的是，你太会编故事了！我们经过反复对比权衡研究，确定你做为这部电视剧的编剧。”
我说：“你们太有眼力了。”他们没笑，起身轮流和我紧紧地握手。
对剧本的主要人物，我分别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编剧写任何题材的剧本，必须触及别人尚未触及的领域、挖掘别人尚未挖掘的深度。想人物之所想，急人物之所急，作人物的知心朋友。主人公的犯罪行为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整个社会的行为；既是人物的悲剧，也是现实中人的悲剧。必须要挖掘造成这种结局的根源，在观摩过程中引人深思。随着剧情推进，每个人物都在不断地升华。在人物的矛盾冲突中，要体现正面人物阴暗的一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
罗总与卢总达成了合作协议，赶飞机回上海。临行前卢总送给他一只厚厚的信封，对他的信任和诚意表示感谢。罗总坚决不收，说有了好剧本什么都有。
卢总的舅舅，是一位对影视事业做出很大贡献的资深老人，有决定一部电视剧是否播出的权力，是几部古装电视剧的编剧，辅助外甥成立了这家公司。外甥在几部电视剧中担纲主要角色，舅舅起了很大作用。不管出了什么麻烦，舅舅一个电话就能摆平。舅舅的人脉广，因此，外甥聘用舅舅担任影视公司的法人。
舅舅大权独揽，大事小情都说了算，连报销旅差费都由他一枝笔签字。大到演员遴选小到服装道具，舅舅面面俱到事必躬亲。在决定电视剧的编剧上，舅舅更是一言九鼎。这部电视剧最初剧名叫《归宿》，在各方面的关怀感化下，主人公刑满释放后，回归社会温暖的大家庭。乍开始，舅舅自以为是地将剧名改为《盯梢》，让主人公的一切行为，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实际上是出了小监狱，再进社会大监狱。卢总和罗总以及导演，和舅舅的意见产生了严重分歧。
舅舅推荐了十几个编剧，拿出的大纲都被外甥几个人否定。当舅舅得知通过国内海选，已在大连确定了编剧，顿时大发雷霆：“我不信偌大一座北京城找不出一个编剧，非得到东北去找？你们找编剧还是找大豆高粱？是不是真的信了‘东北人个个都是活雷锋’？”就是他提出的“榨干编剧”的理念，让编剧拿出若干方案，不断推翻再另起炉灶。在他手下当编剧，每一集剧都要写出故事梗概，每一节每一段写出承上启下的因果关系，分析矛盾冲突的逻辑关系。这句台词为什么这么写，那句台词为什么那么写。如同社会主义联盟下的若干小共和国。
这样一来，写一集剧本要耗费几集的工作量，编剧不但被“榨干”，还烧成骨灰。公司正在拍摄电视连续剧《最后的家族》，被舅舅改为《最后的晚餐》。
我在剧组见到了那位干枯的编剧，不知道天生就瘦还是已被“榨干”。可怜的编剧没进火葬场，额头倒被“某磁罐”拔了一圈高粱面小饼子，如同古代犯人被烙了火印，在妻子搀扶下跟在片场。他知道我是下部剧的编剧，没等说话眼泪流干，一副尽在不言中的苦涩。为了让我摆脱舅舅的控制，卢总破釜沉舟，自作主张先斩后奏，让会计买了明天的飞机票，等签完合同拿了定金马上去机场。
舅舅既没对我刁难也没考核，还模仿东北话赞赏我：“这小孩长的真待人亲，定金多给两个！”舅舅对编剧如此客气，不但我本人，连卢总都受宠若惊。舅舅说：“你晚走一天，明天到我家谈戏。”我改乘后天最早的那趟航班，会计付给我一笔高额定金。我在大连呕心沥血创作的作品，遭百般刁难排挤打压偷梁换柱。
现在我随意划拉一篇东西，没想到在京城竟这么值钱，首都确实慷慨大方。
这么多钱，起码够偿还大半债务。我恍如梦中，仿佛大舅转世。在这之前，我梦想签合同已经走火入魔。我多次对刘萤说：“等我签了合同，一定放鞭炮庆贺。”每当响起开业送葬结婚的鞭炮声，我都以为是谁签了电视剧合同。
除夕之夜家家户户放鞭炮，唯有我们不放。我仍不忘自我解嘲：“家家户户都签了，就我没签。”等写完了这个剧本，我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位富翁。我先带妻子和女儿到富丽华消费一顿，再买套大房子，把妈妈和奶奶接来。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到舅舅家听他谈剧本创作。他滔滔不绝地讲，我一个字不拉地记录。他信口开河烂熟于心，离题万里首尾相顾，看似无意实则有情，胡说八道尽在情理之中。我忽而被包成粽子，忽而被卷进席筒，忽而被裹成茧蛹。哪有免费的午餐？我拿了公司这么多钱，必须加倍偿还，直至榨成人干。
舅舅一上午讲我一上午记，讲的什么一点印象没有，只是一架记录神器。我扫了一眼记录：一条主线若干条副线人物复杂关系矛盾纠葛爱恨情仇，间或许多莫名其妙的文字记录，有猫的“喵喵”叫声“嘀嘀”的鸣笛声卖豆腐敲梆子的“邦邦”声“卖北京的臭豆腐催款有旧报纸卖吗”等吆喝，和剧情毫无关联。
一句相同的话被我记录多次：“小董，吃瓜！伊丽莎白！”趁舅舅喝茶的间隙，舅妈妈递过来一块瓜，字正腔圆如同道白：“小董，吃瓜，伊丽莎白！”
原来我记录速度太快，把所有的声音全部记录下来。
第二天，我乘机场大巴赶到首都机场，乘最早那次航班飞回大连。我没有时间打电话，告诉刘萤改乘航班的消息，让她昨晚白接了一场。在大连周水子机场下飞机，我随人群走出出口，面容憔悴的刘萤扑上来，紧紧抱住我大放悲声。
我以为发生了天塌地陷般的不测，装钱的挎包沉甸甸地掉在了地上。
此时我仍蒙在鼓里，原来我改乘的上一次航班，已经于昨晚九点二十四分在大连附近海域失事，机上一百〇三人全部遇难！昨天晚上，刘萤和接机的人们在机场接机，得到的却是飞机失事的消息，顿时崩溃瘫倒在地。她和悲痛欲绝的家属们一起，被工作人员搀扶上了大巴，做为遇难乘客家属住进航空宾馆。
在核实遇难乘客名单时，没有“董太锋”的名字。工作人员打电话给首都机场查询，董太锋已改乘第二天的航班。二〇〇二年五月七日，张丕林搭乘中国民航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二十一时二十四分在大连海域失事，机上乘客一〇三人、机组人员九人全部遇难，成为震惊中外的"五.七空难"。在飞机起火失事的前几分钟，机长告知大连机场塔台，称机舱内起火。后调查专家组认定，空难是由人为纵火破坏造成。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七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通过调查，并经周密核实，认定空难是一起由于乘客张丕林纵火造成的破坏事件。”
我也和父亲一样多次生死经历，同样蔑视死亡。着也让我有所感悟，别看我在地面上无所不能，在空中只能听天由命。就像爷爷在海里束手无策一样。
我挣到的第一桶金，差点儿成了冥币。我又一次在死神手里金蝉脱壳，与其说感谢老天爷不如说感谢舅舅。我这次不堪回首的北京之行，只剩下一句字正腔圆的念白：小董，吃瓜，伊丽莎白！如果我“失事”钱没了，还没买保险，留下的债务孤儿寡母怎么还。一位参加打捞遗骸的亲历者，在窗外讲述经过。
他们用渔网在海里兜出一块块遇难者的残骸，听众堵塞了楼梯。人们传说，有位乘客命真大，临时有事耽误了那趟航班，改成第二天回大连，拣了条命。
我的肉体成了一块块“伊丽莎白”，被打捞者喋喋不休地分解成一堆“尸块”。他们根本不知道，一窗之隔的这个邻居，就是那位不被人知的幸存者。那些日子，窗外成了打捞者的讲坛。我一旦被他们扒出来，一定比扒光了暴尸还惨。
刘萤在外地的大哥病重，她和姐姐和妹妹准备前去看望。女儿考上了“东财”研究生，在学校住宿。刘萤说：“你大难不死，回老家小西山散散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