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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一位编辑家，听他对我的一篇短篇小说稿提出意见。他说：“题材老，语言缺少《梅花结》的那种弹性，发表希望不大。”我仍把小说寄到《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很快就被编辑退了回来。我从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把小说扩展成四万字的中篇小说，对语言刻意进行了加工，寄到《昆仑》编辑部。经过海波编辑的修改调整，小说很快发表。我写小说，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
曾经沧海难为水。别人经历过的事情，我必须经历。别人没经历过的事情，我也得经历，一样不能少。刘萤将我带进爱的天堂，使我在大连有了家。谁都不是神仙。我俩吵归吵闹归闹，照样琴瑟和鸣鹣鲽情深。况且刘萤的美艳仍不曾离去，高傲而自信。丈夫和女儿仍是她的全部，除此之外别无高求。她不恨穷比富，和我厮守就是幸福和满足，一荣俱荣同甘共苦。她举手投足月季芬芳，极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相互信任，才是双方感情的压舱石。我的希望和未来，照样停泊在她宁静的港湾里。锚桩上牢牢栓着我的心，再大的风浪也难以移情别恋。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在某一天某一时刻，与梦中的姑娘不期而遇。高处不胜寒，刘小丫的出现，在她们之间架起一道钢丝。我也不是神，手持平衡杆，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钢丝上，生怕一脚踩偏栽下万丈深渊。
那天下午，大雪飘飘，刘小丫一直闷闷不乐。她看我无动于衷，问：“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说：“当然，那一年大雪飘飘，你送走了你的父亲。”她眼睛湿润，感动地说：“知我者太锋你。”我说：“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她说：“你当兵离开家乡时，也是大雪飘飘，你父亲没去大队送你，到南海底为妈妈清理坟坑。你爱人生小孩时，你在大雪中，千辛万苦将她送到妇产医院。”
我心里一热，不知道什么时候向她倾诉衷肠。我俩深情地对望片刻，刘小丫说：“下午没事，我们出去看雪吧。”我们规避瓜田李下，仍和以往一样，从来不一起离开。我先离开十分钟之后，她再离开，到红星商店门前会合。
我们踏着地上的白雪，走到中山公园。我说：“你该找对象结婚了，别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她口袋里放着手套，说：“我没带手套，有点儿冻手。”我半点没犹豫，拿过她的双手，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直到我把她的双手捂热放开，她仍不拿出皮手套戴上。她故意把手冻孬再让我捂，直到我的手也冻孬作罢。
不幸的消息说来就来，就像不速之客。刘萤匆匆忙忙回来，说：“姐姐来电话，父亲病重，正在瓦房店‘五零’医院抢救，让你赶快回去。”我简单地收拾一下，匆匆去火车站。我下了火车，在漫天大雪中直奔医院。
病房里面，父亲正躺在病床上输液，姐姐、妹妹和弟弟们围在旁边。父亲听见我的声音，慢慢睁开眼睛，艰难喘息：“爹这辈子值啦……”除了我，没人理解父亲的感慨。父亲这辈子，这是第二次住进医院。第一次他在苏联远东军区医院，以一个抗联战士的身份，九死一生继续一体植皮，因此和苏军女护士冬妮娅产生了爱情。这一次，他虽然以一个农民的身份住院，但是儿女们守在身边。
父亲一直吐血，不能到地里干活了。妈妈说：“让孩子们回来吧。”父亲说：“孩子们都有家庭有工作，别打扰他们了。”今天下午，父亲大口吐血，被弟弟和妹妹送到永宁医院。医院处置不了，又转到瓦房店医院，做完“χ光”透视，医生怀疑是“左肺中心型肺癌”。眼下，大连只有三家大医院能做“CT”。
成军和大妹妹从矿上赶来，住在病房里伺候父亲。成军身穿崭新的警服，戴着大沿帽，一身行头一样不少，很是扎眼。他和我要过《条令》《条例》，我问：“你在政法学习班毕业了吗？”他说：“我现在正是实习阶段，实习结束考试合格，才能转正。”成军出去打开水，一个孩子对他说：“你这个警察是假的。”
我偷偷问大妹妹：“他当警察了？”大妹妹没说话，点了点头。我心生疑窦，越看他的一身警服，越不像是真的。姐姐没说几句话就回家了，再没朝面。
明天是元旦。护士告知，押金只能用到明天，不交医疗费按规定停药。
病房里还有一位退休乡村老教师，患胃癌，已被停药，等儿子送钱。我和护士说：“我马上回去拿钱。”成军说：“我有车，坐我的车。”我问：“你的车在哪儿？”他说：“你跟我走就行了。”我们出了医院，踏着雪，走到马路边上。
成军站在马路中间，拦住一辆客货两用车，司机停车。他对司机说：“我是交通大队的李副大队长。大哥，上车。”车到姐姐家后面马路边，成军对司机说：“到了。”司机停车，我和成军下车。他不去姐姐家，站在马路边等我。
我踏着雪走到姐姐家，街上的大铁门从里面反锁。我敲了半天门，姐姐出来开门。进屋后，我对姐姐说：“你先拿钱垫上医疗费，我明天回大连拿钱。”她决绝地说：“现在的钱都是我拿的，没有钱。”发了一通牢骚。我说：“我一天没吃饭了。”她冷冷地说：“锅里有剩饭，你自己盛。”我无法忍受她冰箱般的冷酷，转身出去。我刚出去，大铁门在身后“咣当”一声关上，“哗啦”一声反锁。
顿时，整座天地变成了一座冰箱，把我的心冻成了冰疙瘩。
我回到马路边，成军说：“是不是没有钱？”我叹了口气，说：“我晚上回大连。”成军故伎重演，拦住一辆“拉达”轿车。我本不想上车，一想晚上还得回大连，只得坐上去。司机看了成军一眼，眼睛里充满疑问：“你是哪个部门的？”成军说：“我是交通大队的李副大队长。”司机说：“交通大队我熟，好像没有姓李的副大队长。”成军说：“我刚调来，处理一起交通事故。雪天开车，你要注意安全。”司机说：“什么事故还得副大队长亲自处理？还得步行？”成军厉声说：“你少给我罗嗦！”司机把我们送到马路边。我俩下车后，司机开车走了。
我对成军说：“你怎么变成李大队长了？”他说：“这里下雪没有公共汽车，你在咱姐家拿不出钱，还得坐火车回大连。我告诉司机说我是外地警察，他能拉我吗？你别和咱爹一样，把我想的太坏。”我买了烧鸡、烙饼、稀饭和小菜等，让成军带回病房。我又给他十元钱，安排好明天的早饭，坐火车回大连。
元旦的早晨，雪住天晴，空气清新阳光灿烂。我又想起人生中的三次大雪，记忆犹新终生难忘。刘萤和爸爸借了五百元钱，岳父刚找的老伴“大妈”，善解人意，买了烧鸡等，给了五十元钱。我和刘萤带着女儿，坐火车回瓦房店。
我们刚到医院，护士正准备停药，我及时把钱交上去。邻床老教师的儿子也来了，交了钱，重新挂上吊瓶，陪伴在父亲身边。老教师悄悄对我说：“你们家的情况我都看见了。”对我伸出大拇指。我羞愧的无地自容，说：“我常年不在家，都是姐姐姐夫弟弟妹妹照顾老人。”姐姐家距离医院只有三站路，她和外甥女都没来。那人骑自行车来了，带了一饭盒饺子碎片，没有一个是囫囵的。
那人坐了一会儿，说了声“瞌睡”，打着呵欠走了。我怕父亲看见，把碎饺子偷偷倒了，到饭店买了一饭盒饺子，说是姐姐抱的，让姐夫送来的。妈妈以为姐姐把父亲接到家里过元旦，杀了一只大公鸡，包了酸菜馅饺子煮好，特地让弟弟送来。成军找家饭店把鸡炖好，我们在病床上，围着父亲过元旦。
我告诉妹妹：“恢复几天后，你和姐姐带咱爹到大连做‘CT’。”我回大连等了半个多月，没有半点音信，感到事情不妙，赶紧回瓦房店。我在病房外面，看见父亲一边满地溜达，一边和老教师有说有笑。姐姐来了，我问：“你怎么不带父亲去大连做‘CT’，我一直等到现在”。她目光蒙胧：“你是长子，你不发话谁敢？”我说：“我要是一直不来呢？”她说：“一直住着呗。”我无可奈何地问：“为什么董家的闺女一到你这种年龄，都得变傻？”我的天哪！她竟笑了。
小妹妹的诗歌几次刊登在《诗刊》上，名声大噪。省文联主席、著名诗人方冰，专程来瓦房店看望她鼓励她。在各级文联组织的关怀下，瓦房店财政局出钱，送她进省文学院学习。她在《青年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头题，成为她那茬学员中的翘楚。文学院专门给她调了单间安了单人床，在创作上提供方便。莫言等著名作家前来讲学，她作为学生代表与作家对话。上半年我到军区开会，胡主任还专门为她举办了专场舞会。我经常给她写信鞭策提醒：百折不挠坚持到底，为父亲争气为家族增改变命运。我尤其强调：彻底击碎附在我们家族命运上的百年魔咒。我一连去了几封信，她一直没回。甚至几个月不和我联系，肯定又有事了。
父亲经常说：“千万别像没装药的二踢脚，崩到半空就没响了。”
没响还算好的，掉到地上炸得沸沸扬扬，就该满城风雨一败涂地了。父亲告诫弟弟妹妹，有事和你大哥商量。妈妈截然相反，家里有事从来都说：“别让你大哥知道。”我写信问姐姐小妹妹近况，她不耐烦地，把你自己管好得了。
藏一半来丢一半，
得一半来舍一半。
黄金到手变成铜，
半世得来半世空
……
我想起瞎子“神算”预测我们家族的八句谶言，是不是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开始兑现。后面的四句更让我惊出一身冷汗，实际上已经重履父亲那代人的覆辙了。
办理完出院手续，我和父亲一起来到姐姐家。父亲要吃“小乱鱼”，姐姐当着父亲的面，弄得锅碗瓢盆“叮当”响。我一个人喝了一瓶“老龙口”白酒，然后和父亲去火车站。最晚一趟列车几乎没有乘客，一节车厢里，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一路上我安慰父亲，和他开玩笑：“您要是不在了，我说你回北方公安局破案去了。”父亲马上来了精神，问：“破什么案？”我说：“抓捕董云程。”父亲说：“我都没有了，上哪儿抓捕？”我说：“我长得像你，穿你的衣服冒充。”
父亲开心地笑了，说：“我最不怕的东西就是死，所以才活到现在。我第二次入党，得到了党的认可，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荣幸。你姐姐妹妹弟弟能有个家庭吃口饭，我就放心了。遗憾的是，我和你老叔没能为你爷爷奶奶养老送终。我要求你这辈子要听党话跟党走，永不回头。我们中华民族有三大敌人，一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二是小日本不会改变侵略本性，还得祸害中国。第三个敌人，是国内的汉奸卖国贼。现在许多人忘记了毛主席，是个很不好的苗头。每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纪念日，你替我面朝北京方向，给老人家磕三个头。”
我向父亲保证：“我要永远跟党走，不忘兄弟姐妹手足亲情。我像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完成为爷爷奶奶养老送终的使命，一息尚存奋斗终生。”
父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感动地说：“我相信你，你既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亲密战友，我死而无憾。”我和父亲都流泪了，父子俩的手握了很久。
我和父亲说：“我看成军的警察不像真的。”父亲嗤之以鼻：“本来就是假的，没有什么人比犯罪分子最想当警察。”我说：“您知道是假的，应该揭穿教育……”
父亲打断：“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能做多好就做多好，往前走别回头。”
三天后，姐姐和大妹妹带父亲的“χ光”底片来了。我们一起去铁路医院，陪父亲做完“CT”，一个星期之后出结果。父亲决不给我和刘萤添麻烦，连午饭都没吃，和姐姐、大妹妹回去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到医院拿结果。
我祈祷了千遍万遍，仍是瓦房店医院诊断的结果：左肺中心型肺癌。我仍报有一线希望，问医生：“做肺切除手术行不行？”医生说：“病灶紧贴心脏，心脏被挤压易位，不能做手术。”我说：“切我的一叶肺，为父亲做肺移植。”医生说：“你父亲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再年龄大了，没有任何可能性。”我又去几家医院咨询，医生的答复相同。这一次，父亲真的要去见军长贾振天了。
父亲回家后，病情稳定。视死如归的人不在少数，父亲绝对算一个。甚至，他像迎接一位老朋友，盼望它早日到来。他的心爱之物只剩下那面“四十三军”军旗，经常铺在炕上瞻仰。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军长，咱们快见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