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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我在广鹿高三连服役期间，在《旅大日报》上知道大连有个侯家沟街道。那是一则坏消息，两个歹徒将侯家沟派出所两名警察残忍杀害，后被绳之以法，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以为侯家沟位于偏远郊区，实际上坐落于市区之内：东临沙河口火车站，南傍大连机车车辆厂，西与春柳毗邻，北靠车家村。
这些年我坐火车往来于大连，都经过侯家沟。侯家沟已有三百年历史，比青泥洼还早一百年。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侯氏祖先侯世秋从山东即墨县带妻儿来这里安家落户，因此得名。在我的印象里，这里除了荒草就是石头，路北土坡上，栽地瓜种苞米还有片片苹果树，零零星星的老房子参差不齐。近年来，大连新型集团对侯家沟进行全面拆迁改造，兴建大片住宅楼，缓解了本区域市民住房紧张问题，美化了环境和市容市貌。以南北贯通的敦煌街为界，西侧毗邻春柳为侯一小区，东侧与香炉礁接壤为侯二小区，止于华北路车家村。西北路旁边，一座宏伟气派的七层楼房，是侯家沟住宅区样板楼。楼顶上的“大连新型集团”六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所幸我们得到的一套住房，就在这座大楼之内。
大楼建成四年，是座新楼。楼下两层是公建房，除了沙河口区图书馆和沙河口技术监督局，其他面积都在闲置。大楼呈马蹄型设计，“马蹄”环形，正面住宅朝南，两侧边厢住宅朝向东西，两端是通向三楼的露天楼梯。上了三楼，是环形露天平台，除了供住户上下楼往来走动，也是居民们活动的公共场所。
平台上面六座门洞，正面四座两厢各一座。从三楼到七楼一共五层住宅，居住六十余户和二百多个居民。我们的住房在西厢三楼外侧六门洞，东窗正对楼梯口，建筑面积近五十平方米，半个火车车厢大小。一进门是八平方米的小客厅，面东是六平方米的厨房，中间是过道和厕所。大屋十二平方米，窗外是公建平台，可以晾衣服、放杂物。和物业有关系的住户，都在平台上装修了封闭阳台。
装卸工把东西搬上三楼，给钱后走人。我们的全部家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除了一口立柜和一张床，几大包被褥衣物等，再是几十捆书籍。居民们以为那些书是瓷砖，大惑不解，说：“你们连房子都没装修，着什么急搬家？”
他们哪里知道，我还没进过房子里面呢，只好编个理由搪塞过去。
搬离了天津街，姨姐和刘绣都来帮忙，亲情回归也在搞“大器晚成”。我也享受到“亲戚远来香”了，可惜岳父去了天国。我窃喜：天上能掉下个林妹妹，也能掉下座房子。在左邻右舍的围观下，女儿兴冲冲开门，我持照相机拍照。
我高兴的太早，使尽浑身解数，无论如何拧不开门锁。我怕把钥匙拧断，我去物业找来了管理员。他一边用脚狠踹一边咒骂，如同念叨“芝麻开门”，轻易将门锁拧开。我以后开门，只踹不骂或者只骂不踹，也休想把门打开。
建筑垃圾堆满了屋内，半寸厚灰尘，大家干了四个小时清理干净。搬进全部家当，已近黄昏。到后街“吉友饭店”吃饭，既是乔迁之喜也算“温锅”。刘萤花光了最后三百元钱，如同砸锅卖铁。回家了，我想放松一下搓把脸，脸上危险三角区鼓出一个脓包。我似被歹徒用刀抵住脖子，不敢轻举妄动，手指头小心翼翼绕过脓包。有家的日子才刚刚开始，千万不能捅破了感染大脑一命归西。
五十多年前，爷爷三十五岁去边外，奶奶三十一岁，父亲十三岁，姑姑八岁，老叔三岁。最让他自豪的是当初的四口人，二十年之后带回了一大家子人。
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走出小西山，用了五年时间走出高三连，用了十三年时间走出天津街。我四十五岁，刘萤三十六岁，女儿十三岁。二十三年前我一个人出来当兵，现在不但有了老婆孩子，也在大连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同样没激动得嚎啕大哭，也没跪地叩头，更没连续翻跟斗。人们说我，你凭三室一厅的好房子不要，哪怕要两室一厅也行。这不过是暂时，我靠奋斗和努力，一定会有所大房子好房子。连蚂蚁都不断搬家，难道我还不如蚂蚁？此生决不会只搬这一次家。
这些年，不知道多少人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家的房子，多大面积房间大小，大屋多少平（方）厨房多少平（方）厕所多少平（方）走廊阳台多少“平”。没人听我们“讲平”，倒是来了两个“设计师”，在屋子里指指点点，这儿要砸那儿要改，个个都是破拆专家。按他们的设计去砸去改，整座大楼得成为一片废墟。
我在厅里水泥地上铺了张草垫子睡觉，不再和妻子女儿挤在一张床上。虽然厅里很冷地面很凉没有阳光，毕竟是自己的家。小西山有句老话说，“傻小子凉炕，权仗活力旺”，我虽然已经四十岁出头，这句话对我来说仍不过时。
住在自己家里，如同被关进一个与世隔绝的福地，一时难以适应。我终日不知道该想什么该做什么，没了思想也没了想像。我每天有记忆的活动，是一次次地去卫生间撒尿，舀了浴盆里混合铁锈的水一次次地冲刷厕所。我对颜色的记忆，只剩下马桶里混合黄色尿液的泡沫。我对运动的记忆，是从小客厅到厨房再到大屋里来回走。找一瓶墨水，也能从厅里往大屋走几十趟。从天津街带来的记忆，早晨被照进厨房的一缕阳光冲淡，再被夕阳撒进大屋里的一片蒙胧屏蔽。
时间成一张玻璃纸，生命简单而透明。房子成了我的天堂、伊甸园、仙山琼阁、西沙岗子、沙湾底、南洪子、狐狸的洞穴、鸟儿的天空、鱼儿的海洋。
刘萤上班女儿上学，除我之外另一个活物，是浴缸里一条劫后余生的鲤鱼，谁送来“温锅”没被“刀俎”。那鲤鱼异常冷静，整日一动不动地凝神沉思。
天津街处于城市中心，公交线路四通八达，方便快捷。侯一小区交通极为不便，乘车去市内，往北走两站路去车家村车站。往南穿越西北路，乘坐“613”路公交车。没进行改造的“疏港路”，路面凸凹不平车来车往没画斑马线，行人还得冒生命危险。“613”是附近唯一的一路公交车，高峰时段人山人海。拼死拼活挤到车上，如同在瓦房店挤上到永宁的公共汽车，心里顿时踏实下来。路面凸凹不平，坐在公共汽车上如同坐登陆艇，在六、七级的风浪中颠簸起伏。
大道往南是铁路，铁路对面是机车车辆厂和大庆街。从早到晚，一趟趟南来北往的火车，代替了天津街熙熙攘攘的人群。火车产生的噪音，取替了小贩子们的叫卖声和嘈杂的人声。每当火车经过，我赶紧伏到西屋窗口上，目送一列列火车东来西往。归来的列车到达终点站，从大连站始发的列车，去往四面八方。
我坐了三十多年火车，半点不比常年当盲流的“母狗子叔叔”董亮逊色。每次列车我都乘坐过许多次，无不勾起我对不同年代不同境遇的回忆。火车过了周水子火车站，才算进入大连地界，偶尔看见一座小楼。过了沙河口火车站，人口逐渐密集楼房增高鳞次栉比，这才算进入市区。那当时，我多么羡慕居住在铁路两旁的人们，在家里从早到晚看火车，听见火车的鸣笛声。尤其被火车头喷吐的浓烟，将楼房笼罩得头影不露，是多么地自豪惬意！我要是能住在铁道边上，这辈子就没白活一场。让我选择住处，靠铁道越近越好。那当时我哪敢想。
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再到电气机车，无不见证时代的脚步和历史发展。在铁路工作的人“吃两条线”，我也被“两条线”吃了几十年。我往家里带的东西，顺铁路能从大连摆到瓦房店。我花的车票钱按十元面额计算，顺铁路也能从大连铺到瓦房店。南来北往的每列火车上，仿佛仍乘坐着一个不同时期的董太锋。
归去的董太锋大包小裹，归来的董太锋两手空空。列车在这里交会，我眼前总出现一幅漫画：两个董太锋从车窗里伸出头，这一个归心似箭和另一个打招呼：老伙计，我又回去了！另一个无精打采地回答：老伙计，我也回来了……
广鹿岛和小西山都不算我的家，我一直在表演独角戏“家在腿肚子上”。我被火车劫持了二十多年，终于被遗弃在铁道边上。归去来兮，没了董太锋的列车，在我眼里只算空车。如果远离铁道边，也许什么事都没有，现在，倒加剧了我的乡愁与牵挂。“春晚”一曲《常回家看看》，把亿万游子的乡愁搅成了惊涛骇浪。为了让火车带走我对家乡的思念，我天天横穿车来车往的西北路，来到铁道边，看车窗内幸福的人们一闪而过。铁道和马路中间，是一条没开发的狭长地带，如同七十年前被日本侵略者称谓的“无缝地带”。在这里，我与火车迎来送往。
铁道边狭长的草地上出现一道凹痕，是被我踩出的一条思乡小路。我幻想车厢里有我的家人，看见在铁道边徜徉的我，喊我一声足矣。我的反常行为，引起了附近人们的注意，以为我要撞车和卧轨。人在面对高速运行的火车时，感受不到速度，也感受不到平面扩大。等有所觉察时，惨祸降临人被撞飞，或被碾压。
一处无人看管的道口，是这里横穿铁路唯一的南北通道。时有行人来不及躲避，被火车夺走生命，无不是视差惹的祸。西北路的路面上，也没画斑马线。
铁路和马路成了两大杀手，每年，至少十几个行人丧生。附近居民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说架设天桥一直没架，影响观瞻。说修筑地下通道也一直没修，据说地下管线太多。端午节那天，我又去铁道边神游小西山，回家过端午节。
我是一位“飞虎队员”，跟随一列货车紧跑几步抓住把手，飞身上车回瓦房店，坐大客车到永宁。到了小西山地东头我才发现，两手空空没带任何礼物。
我正犹豫不决回不回屯里，被凄厉的火车鸣笛声惊醒。我正站在铁道中间，从绿波桥那边飞驰而来的一列火车，瞬间来到眼前。生死关头我侧身一闪，火车一个急刹闸，响起尖锐的金属摩擦声。火车没长腿，我屁股挨了雷霆万钧般的一脚勾踢，又如同小时候被李大先生用大针管子扎了一针，在外大队封山育林区被横抽一扁担。“呼嗵”一声我腾空而起，落进对面的松树林中，双脚落地仍保持标准姿势。我感觉屁股木胀胀没有知觉，用手一摸，鼓起一块暄呼呼的大包。
火车滑出半里路停下，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来，我向他摆手致意没事。司机见没撞死人，上车，开着火车走了。这处无人看管的道口不管撞死了多少人，只按有关规定补偿了事。我一次有惊无险的死里逃生，却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这几天又是来救护车接我去医院检查，又是各级各行业各部门领导慰问。对比那些无辜的死者，我是多么幸运。几个部门紧急开会磋商，达成共识制定方案，勘测设计立刻施工。经过半年艰苦施工，终于建成了一条南北地下通道。
市民们南来北往，顺地下道经过西北路和铁路，安全有了保障。
我住在自己的家里，却感到与世隔绝，到了地东头进不了小西山。我用盆子把剩菜剩饭扣严实，才知道家里没有老鼠和苍蝇。没有蜂窝煤和劈柴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这里的冬天怎么过。我把旧报纸攒在一起，留着引火，才知道十几片暖气代替了炉子。相伴三年的九只大水桶，被我盛满水，摆满厨房预防火灾。门洞过道里墙上的消防箱里，放置一卷水龙带。我不断提醒自己：决不能玩物丧志，让上进心和创造力流失萎缩，要像在天津街一样，心无旁骛潜心写作。
刘萤说，“宁肯在侯一小区住小房，也不到泡崖小区住新房”，“宁肯听火车叫也不听蝈蝈叫”。我送女儿上学回来，照样不坐公共汽车，步行回家。
这种陌生感和新鲜感，很快被装修所取代。仿佛不装修房子，房子就不属于自己。我每当铺开稿纸，满脑子只剩下“装修”两个字。装修房子，不比熬房子更简单。五楼房主到旧货市场买工具，拣边角余料自己装修，给了我极大启发。
我找来凿子和锤子，砸掉厨房和北墙上一层瓷砖，也为自己断了后路。我下楼去拣边角余料，没有一家住户装修，走了一圈一无所获。我可以在作品里驰骋想像，让主人公无所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我和做数学题一样，无法复制复杂的装修。砸掉的瓷砖，是遭无辜拔掉一口好牙，再贴上去已经没有任何可能。
我一时冲动铸成大错，无所适从悔之莫及。如何将一堆碎瓷砖搬到楼下，都让我束手无策。住在天津街，我没有面子没有里子没人把我当人，干这点活举手之劳。现在我是这里的住户，得有面子，这些脏活力气活，得花钱雇人干。
我从厅里北窗伸出头，喊住一个收破烂的中年男人，财大气粗般一口价二十元钱，把一堆碎瓷砖搬下楼。那人把小车靠在墙边，一步几喘上到三楼。
这是个四十岁出头的安徽人，比我小两岁，看上去要比我大二十岁。快到中午，他只搬下三袋碎瓷砖，上楼都勉为其难。剩下的十五袋碎瓷砖，我替他搬到楼下，照样付给他二十元钱。邻居大娘说我太实在，给他两元钱都不少。
正说着，一个戴袖标的物业管理人员上楼，让我赶紧把碎瓷砖挪走。我又用十五元钱雇了个蹬三轮车的小伙子。他把碎瓷砖轻松地装上车，愉快地哼着小曲儿蹬走了。回到家里，我面对参差不齐的墙壁，唉声叹气万般无奈。
外面又有人敲门，进来两个穿制服戴大盖帽的环保人员。他们说：“你雇人随便倾倒垃圾，罚款二百元。”我已经身无分文，和邻居大娘借了二百元钱，交了罚款。那小伙子出了小区，刚把碎瓷砖丢弃在道边，就被环保巡查发现，扣了三轮车也被罚款。我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只好放弃装修打算，等待条件成熟。
好好的厨房已经面目全非，我欲哭无泪。我好不容易把“装修”两个字忘掉，楼下有人喊我的名字。吴超凡摆脱困境之后，在郊区与人合开做酱菜的小作坊。他在武警借了辆大卡车，拉着一车沙子、砖头和水泥，开到楼下。随车而来的还有葛小兰，瓦匠“刘主任”和小工小王。关键时刻，他们伸出了援手。
大家一起动手，往平台上搬砖头、扛水泥。我装卸工出身，一次扛两袋水泥。吴超凡顺便带来一件古怪的地平柜，似一口出土的远古石棺，重好几百斤。
大家喊着号子搬离地面，我钻到下面往上顶，将地平柜挪到肩上。他们前后扶持着我，颤颤巍巍拐弯抹角地扛上了平台，再磕磕绊绊地挪进屋里面。居民们吃完晚饭，黑压压地伏在平台栏杆上围观，没人帮我们一把，不住地评头品足。“扛水泥的民工真有劲，扛两袋水泥轻悠悠。催款地平柜足有几百斤，怎么没把他压趴了。”五楼的小女孩石淑杰看见了，从楼上跑下来，一趟趟帮我们搬砖，累得满头大汗，给她雪糕说什么不要。她妈妈几年前去日本，爸爸陪伴她长大。
第二天，吴超凡一行早早来到家里。我决定把厨房一分为二，隔出三平方米
的小房间，这些水泥和砖头正好够用。我搬砖、小工小王在外面和水泥，伺候“刘主任”砌墙。到了半下午，一面墙砌好，晚上请他们到“吉友”饭店吃饭。
刘萤说：“还剩下了三十一元钱。”我刚说“车到山前”没等说“必有路”，疲惫地睡着了。第二天我正骑虎难下，有人敲门，不知道又冒犯了哪路神仙。
我藏进卫生间里屏住呼吸，盖毛在窗外喊我，我赶紧出去开门。他和我是同年兵，复员后回老家结婚。农工综合体高层腐败，私分公共财产，群众多次上访被截回。他帮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寄给某法制报。报社来人了解情况，调查报告被评为年度“十大法制新闻”。为了息事宁人，公司高层和他达成协议，补偿三套房子封口。盖毛和老婆把三套房子卖掉，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四室两厅住宅。
他说：“我给你一万元钱装修，算是对你的酬谢。”我问：“你为什么不继续申诉，让所有人受益？”他说：“我自己达到目的就行了，你千万为我保密。”
我尽管我需要钱，觉得这钱不能收，推辞：“这钱我不能收。”他说：“没有钱你拿什么装修？”我收下一万元钱，言不由衷地说：“这一万元钱算我借你的。”我还煞有介事地打了借条，他也一本正经地放进口袋。他应该给我应该拿，纯属发贱打什么借条。他请我吃涮羊肉，我没推辞。每到命运的转折点和关键时刻，都是文字为我拨云见日，峰回路转。每个汉字，堪称一块助我前行的铺路砖。
过去干木匠活靠榫铆，现在装修靠钉子钉和胶粘。我出去买钉子，在路边，看见一堆熟悉的绿玻璃丝袋子。里面的碎瓷砖，都是被我一锤一锤地砸下来，再一袋一袋地装好。哪只袋子装碎砖哪只袋子装整块，我一清二楚心知肚明。
其中一只袋子装得太满扎不住，被我用绳子捆成了“炸药包”。
一位穿一身白风衣、戴白口罩、白帽子的老人，天天在这条路上匆匆走过，仿佛去盗墓、焚尸、办理阴阳过渡手续。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像是选中了我。
他痛骂乱扔垃圾的人：“这些人太不像话，应该下地狱！”他不知道始作俑者是我，已经被环保检查狠狠地罚过。我一溜烟跑往春柳，怕被他抓住送往不归路。
我把墙面砸的太狠，不但扒皮割肉，还伤筋动骨。来自扬州的小伙子和扬州一样精致灵秀，一边哼着扬州小调《杨柳青青》，一边玩一样地用砖头、水泥钉加固、补加水泥，一层层地往墙上填充补缀。那些材料似一群缺胳膊少腿、有眼无珠的残疾玩偶，用残缺道具搭云梯叠罗汉。我默念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扬州”已经抹完了三遍水泥，找平之后，开始从下往上一层层地贴瓷砖。
我想起小时候有一年除夕夜，后墙墙皮透霜，被煮饺子的烟汽熏蒸，片下来砸了供品的宗谱，我蒙受不白之冤挨了父亲的揍，着实为“扬州”捏把汗。“扬州”从容不迫地贴完了整面墙瓷砖，被水泥凝固得熨熨贴贴结结实实。
刘萤和女儿住到刘绣家，我和三个外地师傅同居一室，开始装修。
小报说刊载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一伙以装修为幌子的外地人，杀了主人一家，抢钱，碎尸……我看眼前的老姚、老金和小刽，正是那伙外地人。
他们带来锋利的裁纸刀、斧子、凿子、锤子、锯子，都是凶器。还有一枝沉重的射钉枪！我的肉体，绝不会比混凝土更结实。我赶紧研究射钉枪的原理，才放心了，那枪必须顶在坚硬的物体上，枪管回缩才能击发。除非我无条件配合，在胸口垫了三合板，帮助歹徒用枪口把自己顶住，钉子才能把我射透。睡觉时我头朝里，怕他们用斧子剁掉我的脑袋。我把脚朝外，又怕他们剁掉双脚。
我的手表不见了，怀疑老金偷了。为了讨好他们，晚上我做好几个菜，陪他们喝酒。小刽和我喝酒转移注意力，掩护老姚和老金到厅里往家里打长途电话。
我装作喝多了没听见。老姚酒后吐真言，说：“三天前我找小姐，下身灼痛，红肿流脓。”并脱了裤子对我展示。我像躲避眼镜蛇一样躲避老姚，把脸盆用肥皂刷了又刷，把牙具藏进棚顶。老姚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绝不用马桶，也不用你的脸盆。”早上我顺门缝偷看，坐在马桶上的老姚如同坐在太师椅上，然后用我的脸盆清洗下体。他从棚顶上掏出我的牙具，用剃须刀剃毛！他剃光后不洗手，把剃须刀放进杯子里塞进棚顶。我想立刻辞退老姚，狠狠地揍一顿！老姚的一手木匠活堪称绝活，别致的门窗，台面，书架等，让我改变了主意。
早上吃饭，他热情地用洗过下体的那只手抓了条炸鱼，逼我张嘴，连手指头一起塞进去。盛情难却，哪怕炸鱼是病原体，我也得把自己当成“环丙沙星”大鲨鱼，硬着头皮一口吞进肚子里。顿时，我的下身奇痒难耐，一定生出“菜花状”尖锐湿疣和疱疹，尿道口流出白色脓状物……不敢直视。我昨天买了一颗菜花还没做，此时变成了巨大的“疣”和“疱疹”，被我从楼上扔进楼下垃圾桶。
师傅们喝酒就吃不下饭，吃了肉就感动得不行，非要多干一个小时活儿。市面出售的“民工大米”，我没买过一次，全是优质大米。晚饭我加了个糖拌西红柿，他们认为是最高规了，感动得热泪盈眶。我问老姚：“你怎么不戴手表，是不是怕主人记钟点？”老金满脸通红，狡猾的老姚替他开脱：“我们出来干活，不讲究这些。”他们饭量小，力气也不大，时刻不闲着，每天必须干足十四个小时活儿。装修结束，我给了老姚五百元钱，给老金和小郐各三百元钱。
他们表情庄重双手接钱，然后对我深深鞠躬。钱一到手，他们立刻容光焕发。老姚赶紧洗头，穿上红色体恤衫，套上小马甲，变成一个风流倜傥的帅小伙。
他一边快乐地刮胡子，一边哼着《东方之珠》，洗完脸再涂抹珍珠孀。
他们都有一件小马甲，就和中年男人都有一件“恒源祥”羊绒衫。
老姚高唱情歌，仿佛百里之外的老婆能听见。我问老姚：“你回家见了老婆，第一句话说什么？”他自豪地说：“老婆，我挣回钱了！”真挚的仿佛老婆就在眼前。我揭他短：“你对老婆这么好，怎么还找小姐？”他笑的满脸波纹荡漾。
我大受感动，给每人加了五十元钱。他们千感万谢，非找点活干不可。我请他们到“吉友饭店”吃饭，席间，老金拿出手表，小刽拿出女儿的文具等，连连向我陪礼道歉。我让他们收好，打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依依惜别送上火车。
房子装修完，像个家样了。我的心踏实下来，也许还能搬家，也许在此终了一生。我已经四十五岁了，按过去的年龄划分，已经人到中年。十三岁的女儿亭亭玉立，准备上初中一年级。三十六岁的刘萤依然艳丽，和女儿形同姐妹，被同楼“老教师”誉为“不老女神”。我飘飘然，“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厕所门锁只用了三天，锁簧坏了。我想找师傅重新装一把，不但花钱费事，还不知道能用几天。我自作主张，在门外面安了个插销。那天我在厕所里，刘萤以为我出去锻炼，插死插销上班走了。我被反锁在里面无法打开，十八般武艺十九般用不上。我想对着小窗口喊人，帮忙给刘萤打个电话。就算刘萤能回来，也得等到中午换班，再说还丢人。我想一脚把门踹开，又舍不得将门破坏。
十个小时之后，刘萤才能下班回来。我在厕所里等上十个小时，不比被拘留十天更舒服。我还得买菜做饭，上午到电视台谈节目流程和解说词创意，下午还得到学校接女儿。我刚想一脚把门踹开，门从外面拉开，随后一声尖叫，我也“嗷”地一声嚎叫。刘萤单位装修，晚两个小时上班，没想到我在里面。
中学开学之前，新生到某坦克基地军训四天。我驾轻就熟地给女儿打好了标准的背包，仿佛又回到军旅生涯。女儿离开后我猛然醒悟：这乖孩子是我和刘萤所生，两人各自的一部分！即使没读过那篇小说，也应该说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男人的另一半确实是老婆，有孩子为证。夫妻间的矛盾是编筐捏篓贵在收口——生命终结。我俩仿佛回到了新婚阶段，继续努力再创造一个孩子。
女儿军训回来，不是离开了四天而是四年。她不是去军训而是被劫持，整整诉了一天苦。晚上，我给她做了一桌子菜。第二天到车家村三宝粥店，继续为她接风洗尘。她坐在上座，主人般居高临下，我和刘萤坐在两边。她把手机摆在桌子上，用下巴掀开机盖打电话。她的派头，引得旁边食客和服务员侧目。
我给她讲自己的经历，每天拾草拣粪吃糠咽菜，怕妈妈病死怕父亲挨打。到
南岛子拽芦苇根，鞋丢了没找着，晚上九死一生渡海回来，结果还是……
她轻蔑地说：“你以为我像我妈那么好骗？”我信誓旦旦，说：“这一切确实
发生在我的身上。”她说：“好事怎么都让你遇上了，我怎么一件遇不上。”我说：“你讲点军训中有意思的事吧。”女儿说：“我们动作不符合要求，教官把我们带到操场立定之后，仰起头朝天空转了一圈半，终于找到了太阳，让我们面对太阳晒了半个钟头。”我说：“大概满天都是太阳，教官选中最烤人的那一个。”
屋里到处都是断发，都吃进嘴里。按每天掉这些头发推算，刘萤早该成了个秃子，她长发披肩又黑又亮。头发长见识短，女人确实是制造头发的机器。
四十五中学对面是火车道，夏天开窗，火车的呼啸声和鸣笛声震耳欲聋，等火车驶过再上课。四十五中学是以“文体见长”的特色学校。女儿学习成绩排在全班头三名，表演的拿手好戏是《撇扇》，在区会演中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她除了带操，还在学校体育比赛中，获得百米和跳远冠军。受基因影响，她坐车给抱小孩的阿姨和老人让座。我什么都有了，此生何求？一年年往下过就是了。周围的大连人都这么往下过。要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永远没个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