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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岁的老太太花一千元钱买了一条名牌牛仔裤，没人知道值这么钱。老太太说：“吃的再好别人也看不见，买件好衣服穿谁都能看见，自己感到有精神，省吃俭用也的买。”金丝猴种群被吃猴脑的音乐旋律，昼夜在心头萦绕。家里的破烂，怎么收拾还在原来位置，理直气壮：将军不走我们不走！谁送了架不走字的挂钟，只为混淆时间概念，或永恒纪念某件倒霉事情。秒针偶尔动了几下，也是修复失败和屈辱的记忆。那钟被我摘下来，砸的粉碎。谁写出了剧本要研讨要修改要排练，就有一大群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和小西山人听见发海、刮大风一样，到北海大流去拣竹竿，到山上占地盘划拉树叶子；修改几笔提点意见挂上名。
积攒了十几年的一堆挂历，被时光浸透被岁月浓缩，一片残屑，都能展开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每年做三百六十五次手术，在心头拉开密密麻麻的伤口，植入一件件不平凡的目录，索引喜怒哀乐。我用一个星期时间整理挂历上的记事，才知道人为什么会忘记痛苦，为什么时间会抹杀记忆抚平伤口。土地一旦荒芜，别说麦子，连毒草都难以生长。把坎坷和失败当做成功来经营，何惧之有？
萨达姆相信，时间是真正的武器。中央电视台播放歌舞剧《藏羚羊》，《最后的香格里拉》的翻版。肉体难（情欲）精神难（空虚）生活难（贫穷）。爱花草爱女人爱生活，这样的人应该永远活着。对艺术要有强奸的冲动。生活的剧情更曲折角色更精彩。我知道什么不能说，什么不能做。前进一步，成为可歌可泣的英雄，每一段经历都被人挖掘、传诵。中国的马克吐温和约翰克里斯多夫。后退半步：令人捧腹的小丑，每一段经历都无比荒诞滑稽。中国的堂吉诃德。
树林中有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一条，这造就了一切的不同。“宁缺一顿饭，不缺二人转。”我是“宁缺一个倒（睡觉），不缺一次跑”。每天拂晓到绿波桥上压腿，旁边小树林上空，鸟儿翻飞。一盏高高的碘钨灯，将几棵大树辉映得如同白昼，鸟儿们把这盏灯当成了太阳，被吸进光的旋涡。年头岁尾，屋子里温度十二点五度。把自怜的情愫记录下来，将是一篇篇感人的遗言。
参加马制片人的系列电视剧《牵挂真情》、《青鸟飞飞》开机仪式，场面之隆重让我对她刮目相看。她的魅力来自于她的缺点，她也因为缺点才可爱。她敢当众骂出“X你妈”，和任何人喝“交杯酒”，身高不足一米五更让人生畏。她几年后被人打成残疾。“小钢炮”王立宪坐在我前排，三年后在台湾发生车祸。
他居高临下站在荧屏上，如同站在自家庄园里，眺望远方的草地和牛羊。他不时四处张望，警惕入侵者的觊觎。他绝不允许别人踏进篱笆，不管是女人是狗，一律捏死。他在边界深深埋下地角石，耳边回响一首旋律：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靠为另一个同类排泄而寄生的同类。
危机感是安装在我身上的发动机，不敢有一丝懈怠，必须一直奋斗下去。《牛黄》里的唐丙山，原型是郝文章。而现实中的他，竟为忧国忧民大病一场。
任何事情都有成功失败两种结果，对于我来说只有成功一种结局，必须筑起雄伟的精神长城，抵御各种杂念袭扰，决不能分散精力，削弱意志和决心。
时代变了，不是救国而是强国，大我小我一致，仍要有梦想和理想。我半夜三更自言自语，是不是老了。以前为l 逗妻子孩子做出的鬼脸，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面孔。以前看不惯父亲那些语言和动作，不知不觉发生在自己身上。
每当我为一件事情感慨，发出太奶“唉——”地一声长叹，爷爷愤怒地一声“呸”，父亲“吭吭”两声咳嗽，搬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发出“吭哧憋肚”的喘息声。当初被我嘲弄的，现在都成了本能，让我彻底宽容理解了长辈。
父亲当年的那场职业变故，是我们家庭的一次大塌方，我们幼年被埋进岩洞，毕生都在寻找改变命运的出口。我年近而立，前方终于露出光线。而姐姐和妹妹们站在为自己挖好的坑边上：“这不挺好的吗？”三瘸子看见弟弟掉进水坑，躲进坑边棉槐丛，快淹死了才回去喊人。姐姐把妹妹诱导进烂泥坑，再扮成救世主救苦救难。老妈是巴勒斯坦的精神领袖拉辛，让所有女儿学她逆来顺受，做牛做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弟弟具有多幅面孔：高兴了是个踌躇满志的幻想家；愤怒时是个靠电话“杀人”的杀手，张口“拿下催款杀掉全家”；沮丧时是万念俱灰的懦夫。你对他越好越记仇。他酒后说话半文半白，半普通话半方言。
有时候突然来电话，无比深沉：“大哥，我是你兄弟……唉……”一声长叹感慨万千，挂断之后死活不接，仿佛遗言，让你牵肠挂肚，做出一万种猜测。弟媳来电话：“咱妈在哪儿住？你怎么打算的？咱妈在我这儿住了十年了……”我用“死一窝烂一块肉臭了不能往外扔”做底线，形容此时的亲情。要不就是没人联系，仿佛父母根本没生过我。对于家人来说，老人有病、病故才需要我，我只是个传说和幻觉。搞文学的人不怕孤独，孤独是培养大师的学校。
近半个世纪，我被家庭所累。任何成员来信来电话，不是要钱就是各种各样的倒霉事。我是一个通缉犯被通缉了半个世纪，被一群杀手追杀了半个世纪。
正月十七，大雪。一大早，弟弟有气无力来电话，说他在瓦房店那屯医院。我感到天都要塌了，忙问有没有生命危险，能不能残疾。他和朋友酒后过“哈大”公路发生车祸，朋友被撞死他受了重伤。我手忙脚乱如同大难临头，坐火车到瓦房店，再坐汽车到那屯医院。当我看到弟弟还活着，长吁了一口气。弟媳、姐姐妹妹等，都守在病床周围。姐姐满意地说：“董太锋（儿）这回还差不多。”她认为我有得是钱，花天酒地无所事事。弟弟昨晚和山东一位朋友一边喝啤酒，一边穿越正在翻修的“哈大”公路，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大挂车撞出三十多米远。朋友当场身亡，弟弟撞在臀部侥幸活命，衣服碎成布条。我找交通大队认定事故责任，工程人员在路边竖了警示牌，弟弟和朋友负主要责任。弟弟要打要杀，又有了麻烦。死者哥哥老夏是江湖人物，和弟媳后天就到，当务之急是想出应对办法。
老夏和弟媳早上到了，一言不发。老夏是个独眼龙，一只眼中疑问闪烁，仿佛总要问：“我弟弟死了你怎么没死？”他不断打电话，似调动千军万马。我和妹妹好言安抚，他一杯杯地喝酒作答。当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终于哭了。第二天，我陪他去瞻仰弟弟尸体。我经历多场丧事，成了专家，熟练地为死人换衣服，净身净面。他看我连手机都没有，知道是个穷鬼：“我明白你是工薪族。”暗示不找麻烦。我全程陪同老夏处理弟弟后事，披麻带孝当孝子捧着骨灰盒。丧事处理完，老夏独眼泪如泉涌，和弟媳一行人齐刷刷地给我下跪，我跪地还礼。
“非典”是一口浓痰吐在一群蚂蚁身上，世界被胶着，不敢轻举妄动。
那天，我到敦煌市场买海红。卖海红的女人一口海岛口音，是小长山人。我问她住在哪儿，她说大岭子。我和他说起二十六年前到小长山岛打靶，在岛南渔村遇见一个五岁女孩，给她一个红气球，她叫“大鼓啪”……她惊讶地说：“那是我呀！”她三十一岁，在金州安家，儿子已经上小学。我们乘坐时光飞行器，一刻不停把许多东西甩在身后。我回家又返回来，给她带来衣物和文具等。
每当我产生不自信，对着镜子破译脸上的皱纹：只有刚毅没有愁。
洪钟充满豪气对我说：“创作室哥说了算，马上解决你的职称问题。”我说：“我没有文凭，做个‘三级老’安乐死足矣。”他说：“单位拿钱，让你和鸿双喜参加党校学习拿文凭，在退休前评上副高。”我很感动，评高极职称的欲望又死灰复燃。我不改初衷，仍走“破格”这条云中险路。没有文凭参评高级职称叫“破格”，在科技领域必须发明创造出具有革命性的成果、或成为某种领域内创新的领军人物。在文学艺术领域，作品需获省以上级金奖、两个国家级二等奖，才符合参评“副高”以上职称条件。当然，还有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国外称作家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记录，是上帝与人类沟通的使者。”我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时代的代言人”。我要是生活在古代的科举制度下，连秀才都不是，更别说作家了。我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体制下，感到由衷地幸运。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愁自己就是愁人类，叹人生就是叹民生。“某坏”历数“十大坏”及种种“罪行”，岂不知梦中不知身为客，自己就是“十坏”之一坏。趁午夜黑暗，“坏者”们锲偷走大街上的窨井盖。“非我莫属俞锉愈坚”不是装在口袋里而是装在心里，不是自讨苦吃以卵击石，而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惊世骇俗。一座座大楼是一座座人造悬崖峭壁，开门开窗凿洞合理开辟生活空间，供人们每天坐电梯攀楼层上上下下地攀爬。《教父》中考利昂有句名言，“每个人只有一种命运。”每当我到了绝望之时，都要牢牢地抓住文学这根稻草。哪怕大树拦腰折断，树茬也要直面苍天。羊角用自负和肤浅，搭建一座座马架窝棚，摇摇欲坠支撑着虚空。文化小丑的所谓“评论”，在一座干净的广场上随处乱扔垃圾。
我不再害怕两种事情：一是征兵再是复员转业，如同已经死去的人不再怕死一样。由“匠”变成“家”，再由“家”变成高级“大师”。我的终极目标一是健康长寿，再是出精品。能代替肉体生命的是思想和精神，我要创作一部好作品大作品，超越时空代替我的存在。我要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提前购买一块墓地。战无不胜的力量来自羞耻。小贩子推销蔬菜，都夸张到“和绿地球一样好吃”。
当初我跟蔡干事搞新闻报道，只是权宜之计，真正目的是搞文学创作，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小说。我进创作室做专业编剧写剧本，也是权宜之计。我既呕心沥血写剧本，也为小说创作开拓生活积累素材深化思想，达到戏剧小说化、小说戏剧化。荣主任曾经鼓励我，戏剧和小说创作“隔行不隔理”。许多剧作家尝试写小说都没成功，许多小说家写剧本也功亏一篑。成功的剧作家，非老舍先生莫属，既在剧本创作上独领风骚，也在小说创作上登峰造极。剧作家不能写小说，不算是真正的剧作家。写小说不能写剧本的小说家，也不算真正的小说家，也和“不到旅顺不算到大连”，“不带海洋岛”不算到海岛一样。
通过这些年的各种历练，我对生活的感悟和思想水平，已经得到全面提升，自我感觉快成精了。我已经四十岁，达到了辜鸿铭先生著书立说的条件。每当我坐飞机离开大地，心也和人一起悬浮起来，飘飘欲仙身不由己。我在空中俯瞰祖国的万里山河，一幅幅历史长卷也在脚下展开。风云变幻政治板荡，沧海桑田朝代更迭。金戈铁马腥风血雨，霹雳闪电摧枯拉朽。一切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一切纷争化作乌有。待飞机落地之后，就和从殡仪馆出来一样，一切如初。
我没有逃避、逆来顺受，只有抗争。我只有破釜沉舟砸锅卖铁，没有瞻前顾后。我把厄运降临当做领受任务，把战胜困难做为成就。犹太人说：瓦罐碰石头，碎的肯定是瓦罐；石头碰瓦罐，碎的也是瓦罐。我的理解相反，把自己当成瓦罐就是瓦罐，当成石头就是石头。和英雄交往增加勇气，和君子交往胜读一部好书。
生活是一口油锅，我铁了心跳进去接受煎熬。命运的路标是一根坚韧的弹簧钢，我一次次用力折弯试图改变方向，一松手又弹回原状。在法制不健全的时代被判刑，在无保障条件下下岗，在权力之下做了牺牲品，和没通过性交排精一样，既倒霉又冤枉。不要放大苦难。我是苦难大学里一位勤学苦读的好学生，认真做好“苦难”这门功课。我为命运打工，命运是个苛刻的老板，总是拖欠工钱，经常白干。世上什么都可以改变，唯有正直和善良不能。大忽悠雷打不动，虔诚洗手供奉财神。鸿双喜楼上楼下焦急地寻找彭成万，仿佛彭掌握着厕所钥匙，也掌控他的“尿道开关”。他只为向人炫耀他与彭成万平起平坐，是个有用之人。我用自卑向自豪过渡，用苦涩酿造幸福，用儒弱打造坚强。不做过头事不说过头话，少喝酒多喝茶……谁都能做到，还活在尘世干什么？做神仙岂不更好？
彭成万“劝”我：写出剧本别人就会对你好、说你行。出去走一走，开阔一下眼界。多看点书等等。给人下毒还假扮医生。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偷着往小本子上记录素材。我刚刚和他说过的话，他马上拿来卖弄。我可以做他们的老师，他们却不配做我的学生。他们写什么战争题材电视剧，竟问我“手榴弹可不可以拉出弦抡得呜呜响吓跑敌人”，“高射炮能不能打巷战”等可笑问题。我没当兵的时候也懂这些常识。我们相互胶着欺骗着等待乾坤扭转，我由所谓“坏人”成了“好人”。“离姨”问有个朋友结婚，双方都属鼠，送什么礼物合适。我说“送毒鼠强。”她竟不知“毒鼠强”为何物，在哪里能买到。实际上是自己再婚。
人们都说现在的人很难被什么东西所感动，我觉得恰恰相反，身边到处都是感人的事。老太太寄养四百个孤儿。光棍汉和白天鹅结下情谊。民工为讨债跳楼自焚。人贩子不断制造惊天大恶等等，让人恨到眼睛充血感动得流泪。一直向前看才能向前走，勇往直前前途在前面。许多人的前途毁在小人手里，一个天才被小人灭掉太冤枉。战胜小人摆脱小人，需要时间和技术。一场战役很快会见分晓，与一个小人的斗争，却要付出漫长时间。他们精心挖好一个个陷阱，让你不停地跌跟头，走弯路，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他们在暗中窃笑，什么都得不到。我得不到也不让你得到尼采刺向上帝的剑。命运有三种：必须通过奋斗才能达到目的；不用奋斗也能达到目的；通过奋斗也达不到目的。我评价自己：有怨无悔虽然不完美，但是很成功。长子长兄也是人，政府不发津贴，还得放弃财产继承权，要求太高实在做不到。弟弟又不接电话，我又将被推上被告席上等候审判。
有一种从来没出过力气没负过责任的人，却终生驼背，被清闲压弯脊梁。
我自小和冻疮和蚊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这两种东西所惠顾。连襟有条大裤衩子，一次我去他家喝酒穿回来，成了铠甲和武器。我穿上大裤衩子蚊子叮不透，脱下来卷成一团，击杀天棚上的蚊子百发百中，搬家时带到侯一。半夜三更女儿被蚊子骚扰，喊我打蚊子。我在女儿房间里追杀蚊子，不比追杀杀人犯更简单。天下的蚊子都是蚊子，一边咬人一边避险。我打蚊子也是相同战法，故伎重演关灯，等蚊子出来突然开灯，将落在墙上或者天棚上的蚊子灭掉。不管明里暗里用笤帚大裤衩子或者苍蝇拍，不能直接打更不能从后面向前打，没等打到蚊子已被扇风吹跑被吓跑。要出其不意打提前量，蚊子刚要起飞已被拍在墙上。我上蹿下跳扑打，怕影响女儿和刘萤睡觉，在自己身上涂抹糖水引蛇出洞，将蚊子引到我住的小厅里。蚊子咬我是天经地义，咬了女儿是大逆不道。
和某总吃饭，说起老辈人的饮食态度。韩振和马明捷老一代人痛恨奢侈，给他们吃的越好越生气。我们这茬人，吃好的能享受，粗茶淡饭也能吃饱。年轻人吃好的才满意。女儿这茬孩子吃什么都不满意，不知道以后的人吃什么。
成功幽灵般无处不在，又阴阳两隔。时间是个斤斤计较的小商贩，沾不得半点便宜。用理解去商榷，用宽容去挑剔，用情感去诠释，用爱覆盖一切。读懂自己也读懂了整个世界。一首歌中唱道，“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明白”。命运安排我做个盲人，酒要一条道走到黑。命运安排我做劳而无功的傻子，就傻到底。
万寿把创作室经营成了“万家铺子”，除了彭成万，其他人都是架子上的摆设。如果是座灵堂，他就是守灵人，为每个人定做了一个骨灰盒。彭成万的《路灯辉煌》连亮都没有，他开始肉麻吹嘘：集老舍、布莱希特、奥尼尔之大成。这些人成了他家亲戚，早已定居大连。彭成万听了非常受用，仿佛真的超越一众大师。一次他竟以大师贬低我，说我的作品充其量是老舍那套东西，书读得少了点。他那口气，老舍做他学生都不配。每当羊角卖弄，都被我引经据典驳得哑口无言。再辩论时他开始放赖：“你背诵一遍说明书，否则没有资格和我说话！”鸿双喜胸无点墨什么书没看过，他俩却有共同语言。鸿双喜不但对他直呼其名，经常训斥他教育他。为了发泄职务上的不满，羊角八年不上班，每天熬个通宵，大白天赤膊大睡。我以为他一定写出了旷世名著，出版后一鸣惊人，岂不知彻夜在网上打扑克下象棋聊天。单位有个工作人员八天没上班，局里让羊角找他谈话。那人员针锋相对：“你八年没上班我才八天没上班，有什么资格找我谈话？”这是他八年来唯一做的工作。他八年后出山仍担任最初的职务，有声有色地干到退休。
那一年我到武汉参加全国艺术节，坐在飞机上俯瞰大地，除了耕地村落就是城镇，几乎不见原生态。一天天一年年一代代，人们在广袤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各种各样的悲、喜剧。我也处在生活和事业的困顿阶段，对自己、天下苍生产生了深深的悲悯。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生活，是执政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迫在眉睫。我们五〇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磕磕绊绊一路走来，懂得责任和担当。一个栩栩如生的小说人物辛永林，走进我的灵魂，随我在机场降落。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历经坎坷和挫折，同情弱势群体，具有强烈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辛永林上山下乡十年，回城后档案被老鼠咬碎，成了没有户口的“知青盲流”，沦落到被世人遗忘的胡同里，和四个寡妇拧绳。女人们为了改变命运走出胡同，对他寄予厚望。上山下乡时的“咸菜缸事件”，让他蒙受不白海洋之冤。他对四个女人的理解与同情，又在胡同里掀起一场感情狂澜，遭受“男根”被刷油的惩罚。一系列坎坷经历和尴尬境遇，不但没使他自暴自弃，更磨砺了他的意志丰富了人生。他把“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人生座右铭，体现了一个草根的家国情怀。他紧跟时代脚步，博览群书，思索人生意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那只价值连城的大海碗，更升华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坚忍历练，博学深邃，忍辱负重，仗义执言。他才华横溢不功于算计，完美自己成全他人，一个小人物终于有了话语权。他事业如日中天前程无量，却一次次蒙受不白海洋之冤。他在事业、家庭、情感上屡遭磨难，不屈不挠成为时代中坚，始终兑现“装满老百姓饭碗”的诺言。
作者以冷眼看世界，语言犀利幽默；以刁钻的角度和独到的洞察力回顾历史，穿越时空，辐射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牵动读者；刻意营造的氛围，赋予人物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我写小说轻车熟路，再加上这些年写舞台戏的锤打锻造，语言精炼幽默，结构更严谨，叙述故事得心应手，刻画人物生动形象，情节设计曲折跌宕。我的小戏《碗》获得了中纪委舞台戏一等奖，遂以主人公为原型，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大海碗》。我在去杭州参加中国艺术节的飞机上，进一步完善了小说构思。
每当我坐在大屋宽大的窗台上写稿，心里充满了自豪和空旷。逢刘萤在家，一动不动地坐在我身边，像一艘轮船上的大副紧随船长，眼睛里充满幸福和期待。再没有希望我也要干到底，非成功不可！她说着急了，小时候哥哥做小桌子小椅子，她就着急，盼望家里添置新家具。女人和孩子一样。我说：快了快了。
我个人的奢侈品，是刘莹陪我走了几家商场，在老军人俱乐部的“灯具大世界”，花十八元钱买了一具小袖珍台灯，钢壳灯罩设计成钢盔形状，用手指头一弹“当当”响，听声音就是块好钢。如果一位袖珍士兵的脑袋鹅蛋大小，做钢盔正合适。做童话里“锡兵”的头盔，还大了些。我们把台灯拿回家，插上电源揿亮，十五瓦灯泡在稿纸上映出一张烧饼。“钢盔”被灯泡烤得温暖可人，却招来满屋子蚊子，咬得我满腿是包。换上三十瓦灯泡，“钢盔”顿时炙手可热，蚊子扑上来全被烫死。“钢盔”不但烤人还漏电，我时不时被过一下。不等我把长篇小说写完，不被烤死也得被电过死。刘萤把“台灯”扔到垃圾点，一直没人拣。晚上我把钢盔拣回来，换上十五瓦灯泡。我写作到拂晓，几个警察敲门进来。
公安部门开展打击“黄赌毒”专项行动，窗户正对着外面公用楼梯，上上下下的居民知道这家彻夜长明，以为聚众赌博，惊动了派出所。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用一张破凉席穿了电线，白天卷起来挂在窗户上，晚上再放下来。
每天让妻子女儿吃好吃饱心情愉快，就是长篇小说的一部分。我几经修改定稿，完成了六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海碗》。为了让编辑爱屋及乌，我的字迹如同硬笔书法。即使编辑不喜欢作品，也欣赏作者得书法。为了保持字面干净取悦编辑，我不在页面上修改，而是剪了纸片粘贴。随便将一页稿子对着光亮，一处处贴痕顿时变成了斑斑血痕。我一厢情愿相信，编辑一定会被感动。我写秃了十几枝钢笔，用光了几箱墨水，写了几百万字得初稿。我买光了多家商店的稿纸，售货员们以为我搞稿纸收藏。我字迹工工整整，每一页都可以用来做字帖。我剪了几万片纸片黏贴错别字，逆流而上方显英雄本色，不同凡响才让人属目，做另类我行我素。单位召集，人们眉飞色舞，大讲昨夜麻将、扑克的搏杀历程。
我把小说稿寄给某著名出版社，编辑看过之后非常赞赏，和我商定，出版上架后让我先购买一百本图书，以此打开销路。她很快来电话，说找一位清华大学退休老教授把关：作品如果出版上架，百分之百下架被追责。我将作品复印，寄到作家出版社，杳无音信。小说出版后第一个寄给董太水的打算，也悬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