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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前一天，玉米价跌到了六毛。
消息是陈老四从粮站带回来的。他开着拖拉机去卖粮，排了一上午队，轮到他的时候，收购员眼皮都不抬：“六毛，卖不卖？”
“六毛？”陈老四以为自己听错了，“昨天不是还六毛五吗？”
“今天六毛，明天可能五毛五。”收购员敲着计算器，“卖不卖？不卖后面还有人。”
陈老四咬咬牙：“卖！”
一车玉米，两千八百斤，一千六百八十块钱。去掉油钱、人工，净落一千五。比去年少挣三百。
他开着空车回村，在村口碰见李建国。
“建国，价掉了。”他跳下车，脸色发灰。
“多少？”
“六毛。”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知道了。”
他转身往村部走。陈老四在后面喊：“建国，想想办法啊！这么低的价，种地还有啥意思？”
李建国没回头，但脚步更沉了。
村部里，会计老周正在算账。看见李建国进来，摘下老花镜：“听说了？”
“嗯。”
“我刚打电话问了几个收粮点，都是六毛。”老周叹气，“说是今年全国玉米丰收，市场饱和。”
“咱们的补贴呢？”李建国问，“保护价收购，不是有政策吗？”
“政策是有，但得达到标准。”老周翻出一份文件，“水分、杂质、霉变率都有要求。咱们村的玉米，水分超标了。”
“今年下半年雨水多，没办法。”
“是啊，没办法。”
两人都不说话了。窗外，秋风卷起落叶，打着旋儿。
李建国点了根烟。烟雾在阳光里缭绕，像愁绪。
他想起了2001年，也是粮价暴跌。那年玉米跌到五毛二，他差点卖了家里那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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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牛是1998年买的，正当年，能拉犁能拉车。养了三年，像家人一样。
2001年秋天，玉米价跌到五毛二。他算了一笔账：一亩地收一千斤，卖五百二十块钱。去掉种子化肥农药，净挣不到两百。
而那头牛，能卖一千五。
卖不卖？
他蹲在牛棚里，看着牛吃草。牛抬起头，用湿漉漉的大眼睛看他，嘴里还嚼着草。
“老伙计。”他拍拍牛脖子，“对不住了。”
牛蹭了蹭他的手，温顺。
他牵着牛去集上，一路走一路想。牛老了怎么办？春耕怎么办？苗儿还小，秀梅身体不好，没牛怎么种地？
走到半路，他停下了。把牛拴在树上，蹲在路边抽烟。
烟抽了三根，他站起来，牵着牛往回走。
不卖了。
再难，也不卖。
回到家，赵秀梅问：“牛呢？”
“没卖。”
“为啥？”
“卖了牛，地咋种？”
“可以租别人的。”
“租别人的，还得花钱。”李建国说，“牛在，心里踏实。”
那年冬天，家里过得紧。油盐酱醋都省着用，肉一个月吃一次。但牛保住了，地也保住了。
第二年，粮价回升了。
他庆幸，没卖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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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烧到手了，李建国才回过神。把烟头摁灭，他站起来。
“我去趟乡里。”
“去干啥？”老周问。
“要补贴。”李建国说，“玉米价这么低，总得给农民点活路。”
乡政府，农业办公室。
李建国坐在长条椅上等。前面还有几个人，都是各村来反映问题的。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唉声叹气。
轮到他的时候，已经中午了。
接待他的是农业助理小刘，三十出头，戴眼镜。
“李书记，你们村的情况我知道了。”小刘推了推眼镜，“但补贴这事，不是乡里能定的。得县里批，市里备案。”
“那得等到啥时候？”李建国问，“玉米在地里，等不起。”
“我知道，我也着急。”小刘压低声音，“但今年情况特殊，全国性价格下跌。上面也在想办法，但需要时间。”
“农民没时间等。”李建国说，“一家老小等着卖粮钱吃饭、买化肥、交学费。”
小刘不说话了，翻着桌上的文件。翻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先把你们村的情况报上去。另外，乡里有点救灾资金，可以适当倾斜。”
“多少？”
“一亩地补二十。”
二十。李建国心里算了一下，红旗村一千二百亩，两万四。分到每户，几十块钱。
杯水车薪。
但总比没有强。
“行。”他站起来，“什么时候能到位？”
“半个月内。”
“好。”
走出乡政府，李建国站在路边。秋风凉了，吹得他打了个寒噤。
寒露了，天真的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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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地。
王福贵收到儿子的短信：“爸，我交女朋友了。”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回：“好事。”
很快又一条：“她家是城里的，条件好。我们出去吃饭、看电影，花钱多。爸，这个月生活费能不能多给三百？”
王福贵手指在按键上停了停。三百，他得在工地干四天。
但他还是回：“行。”
回完短信，他去找工头。
“王哥，有事？”工头正在看图纸。
“我想加班。”王福贵说，“晚上也干。”
工头抬头看他：“晚上干？你行吗？”
“行。”
“晚上活累，搬砖和灰，都是力气活。”
“我吃得消。”
工头想了想：“行，晚上六点到十点，一小时十块。干不干？”
“干。”
从那天起，王福贵开始了连轴转。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晚上六点到十点。一天十六个钟头，挣一百四。
腰疼得更厉害了，止痛片从一天两片加到三片。但他咬牙坚持着。
晚上干活时，工友劝他：“老王，别这么拼，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他说：“没事，撑得住。”
撑不住也得撑。儿子恋爱了，是好事。城里姑娘，条件好，儿子得有点面子。吃饭、看电影、买礼物，都得花钱。
他不能让儿子在女朋友面前抬不起头。
一天晚上，他在楼顶搬砖。灯光昏暗，他脚下一滑，砖掉下去，砸在脚手架上，哐当一声巨响。
工头跑上来，劈头就骂：“王福贵！你他妈不要命了！砸到人怎么办！”
“对不起，对不起。”王福贵连忙道歉。
“明天别来了！”工头甩手走了。
王福贵站在楼顶，风吹得他晃了晃。他扶着脚手架，慢慢蹲下。
眼泪涌上来，他狠狠抹掉。
不能倒。
倒了，儿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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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家政公司培训教室。
孙玉芬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着笔。台上老师在讲家庭急救知识，PPT上是心肺复苏的步骤。
她听得认真，笔记记得密密麻麻。来杭州五年了，从保洁干到住家保姆，现在想考个证，涨工资。
儿子上高中了，花钱的地方多。学费、补习费、生活费，一个月两千打不住。她得挣更多。
下课了，老师发试卷。初级家政员资格考试，笔试加实操。
孙玉芬接过试卷，手有点抖。多久没考试了？二十年？三十年？上次考试还是初中毕业。
但她很快镇定下来。题目不难，都是平时干活的内容：清洁剂怎么配比，衣服怎么熨烫，老人怎么护理。
她一道一道地答，字写得工工整整。
实操考的是给婴儿洗澡。塑料娃娃，仿真度很高。她按照步骤，试水温、脱衣服、洗头、洗身体、擦干、穿衣服。
动作熟练，轻柔。
考官点头：“不错，有经验。”
考完出来，天已经黑了。孙玉芬站在路边，给儿子打电话。
“浩子，妈今天考试了。”
“考咋样？”
“应该能过。”
“妈你真厉害。”
“厉害啥，就考个证。”孙玉芬顿了顿，“浩子，钱够不？”
“够，你上次给的我还没花完。”
“别省，该花就花。妈下个月涨工资了，一小时多五块。”
“妈……”
“啥也别说，好好学习。”
挂了电话，孙玉芬坐公交车回雇主家。车上人不多，她靠着窗户，看外面的霓虹灯。
杭州真漂亮，但她不属于这里。
她想家了。想那片黑土地，想村口的老榆树，想那些熟悉的面孔。
快了，再攒点钱，就回去。
回去干点啥？还没想好。也许开个小店，也许搞点养殖。
总之，要回去。
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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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村，晚上。
赵秀梅在电脑前整理订单。玉米价跌了，但山货价格稳。榛蘑、木耳、干野菜，城里人爱吃。这个月网店收入三千二，比上个月还多。
但她高兴不起来。村里人都在为粮价发愁，她挣这点钱，帮不上什么忙。
李建国回来了，一脸疲惫。
“乡里咋说？”赵秀梅问。
“一亩补二十，半个月内到位。”
“二十……”赵秀梅算了算，“咱家十亩，二百。”
“杯水车薪。”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赵秀梅说：“陈志刚的加工厂，玉米面卖得不错。他让我帮忙卖，一斤能卖三块。”
“三块？玉米才六毛。”
“加工了，附加值就上去了。”赵秀梅说，“我想，咱们村能不能也搞加工？不卖原粮，卖成品。”
“哪有那么容易。”李建国坐下，“设备、技术、销路，都得有。”
“慢慢来。”
李建国没说话，点了根烟。烟雾在灯光里缭绕。
“秀梅，我想把全村的地，集中起来。”他突然说。
“啥意思？”
“土地流转。”李建国说，“愿意种的继续种，不愿意种的把地租出去，收租金。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
“有人愿意吗？”
“不知道。”李建国说，“但这是趋势。一家一户种地，挣不到钱了。”
赵秀梅看着他。丈夫五十岁了，头发白了一半，但眼睛还亮。他还在想，还在闯。
“我支持你。”她说。
“难。”
“难也得干。”
李建国笑了，握住她的手。粗糙的手，长满老茧，但温暖。
第二天，李建国召集村民开会。村部挤满了人，烟雾缭绕。
他说了土地流转的想法。话还没说完，下面就炸了。
“流转？那不是把地卖了？”
“地是命根子，不能动！”
“租出去多少钱一亩？”
李建国解释：“不是卖地，是租。地还是你的，只是租给别人种。租金一年一给，一亩地……按市场价，大概三百。”
“三百？”有人算账，“我五亩地，一年一千五。我自己种，一年还能挣两千呢。”
“那是往年。”李建国说，“今年玉米六毛，你算算还能挣多少？”
那人沉默了。
陈老四站起来：“建国，我支持你。我年纪大了，种不动了。地租出去，收点租金，轻松。”
“我家也支持。”张老蔫说，“儿子在城里，不回来了。地荒着也是荒着，租出去还能挣点钱。”
但也有人反对，主要是老人。地是祖辈传下来的，不能丢。
会开了一下午，没结果。李建国不着急，这事急不来。
散会后，陈志刚来找他。
“建国哥，加工厂需要玉米，你们村的玉米，我按七毛收。”
“七毛？”
“嗯，加工成玉米面，能卖三块。我让利一毛，也算支持乡亲们。”
李建国看着他：“谢谢。”
“客气啥，我也是红旗村的人。”
陈志刚走了。李建国站在村部门口，看着夕阳。
寒露了，天冷了。
但人心，不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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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乡里的补贴到了。一亩二十，打到各户的惠农卡上。
钱不多，但是个态度。
李建国去乡里开会的路上，碰见了粮站的人。那人认出他，主动打招呼：“李书记，你们村的玉米，品质不错。”
“不错有什么用，价低。”
“价低是暂时的。”那人说，“国家已经启动临储收购了，过段时间价格能上来点。”
“能上到多少？”
“六毛五到七毛吧。”
李建国心里算了算。六毛五，比现在多五分。一千斤多五十，十亩多五百。
也不少。
“什么时候开始？”
“下个月。”
“行。”
回到村里，他把消息告诉大家。人群里有了一丝松动。
“再等等？”
“等等吧，也许能涨点。”
但陈老四说：“我等不了了，儿子结婚等着用钱。七毛就七毛，我卖给陈志刚。”
“我也卖。”
第一批，五户人家把玉米卖给了陈志刚的加工厂。陈志刚当场点钱，一沓一沓的红票子。
看着别人拿到钱，更多人动心了。
但李建国说：“不着急，大家想好。愿意等的等，愿意卖的卖。不强迫。”
他知道，这事得自愿。
强迫，会出事。
晚上，赵秀梅在网店上架了陈志刚加工的玉米面。图片拍得漂亮，金黄细腻。价格：三块一斤。
很快有人下单。五斤，十斤，二十斤。
“看来有市场。”赵秀梅说。
“嗯。”李建国看着屏幕，“这条路，也许能走通。”
“慢慢来。”
“嗯。”
窗外，秋风呼啸。
寒露过了，就是霜降。
天会更冷，但地里的玉米，总得收。
收了，卖了，钱到手了，才能过冬。
这就是庄稼人的年景。
好年坏年，都得过。
过得去，就是好年。
过不去，想办法也得过。
因为日子，总得继续。
黑土地上的日子，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