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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长安城的暑气来得比往年更沉。墙头刷着新标语，旧痕未干，白浆流淌，映着刺目的阳光，晃得人眼晕。易俗社后院的锣鼓，换了新的调子，不再是秦腔熟悉的苍凉悲壮，而是铿锵激昂的进行曲，混杂着年轻人喊口号和走台步的声响，一股脑从前院那堵低矮的土墙上压过来，挤占了原本属于蝉鸣与鸽哨的天空。
但前院是死的。
或者说，周满仓一心要让它彻底死掉。
分路存生的第三天，石丑民独自一人坐在老槐树下，听着墙外的新腔新调，手里捏着半截干透的槐枝，轻轻捻着。栓柱和狗剩已经跟着虎子去了灞桥那边的荒地，天不亮就出了城。走时，栓柱悄悄将两个干硬的杂粮窝头塞在凤兰手里，说留着给师父当晚饭。狗剩不敢看石丑民，低着头，眼圈是红的，一步三回头，最终还是被虎子拽着袖子拉走了。三个半大孩子的背影，逆着熹微的晨光，歪歪斜斜，像是被风刮走的几片落叶，眨眼就消失在甜水井巷的青灰色尽头。
凤兰站在门槛内，看了许久，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才慢慢地转过身，拿起扫帚，开始扫院子里昨天周满仓他们留下的混乱脚印，还有那些被翻掘出来、晒蔫了的枯草。扫帚刮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单调声响，盖过了墙外隐约传来的号子声。她没有抬头，也没有跟父亲说话，只是低着头，一下，一下，把那些尘土拢到墙角，堆积起来。
石丑民就在槐树下的阴凉里坐着，脊背佝偻着，靠着那棵几乎快与土墙皮融为一体的枯死树干。他知道女儿在想什么。他知道她心里压着一块石头，沉得让她喘不过气。她担心虎子他们在城外挨饿受冻，担心那口真正的枯井和井底下的秘密，担心留在城里的父亲和自己会成为周满仓泄愤的活靶子，更担心那个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响亮，含义却越来越模糊的“新世道”。她在用尽力气打扫，仿佛能把眼前的乱象，心里的不安，全都扫进那簸箕，倒进角落的垃圾堆里去。
石丑民没有动，也没有劝慰。他只是静静地听着那单调的扫地声，目光落在老槐树嶙峋的枝干上，像是在数上面已经干裂的纹路。这个院子，和这棵槐树一样，看似死了，可根系还在地下，只是暂时蛰伏，停止了呼吸。他让虎子带走栓柱、狗剩，不单是为了多一口吃食，更是为了保住一点火种，一点未来还能重新烧起来的念想。至于他自己，他这把年纪，这副残破身子，这条被旧朝新朝、被岁月与创伤磨得不成样子的命，就留在这院里，填这个坑，守着这具迟早要被人拖出来曝晒的“空壳”。
这便是他的“空城计”。井是空的，戏本是空的，心也快被掏空了。只剩下这把老花梨木椅，和椅子上的这个老人，明晃晃地晾在这里，任人看，任人猜，任人来挖。
周满仓果然没有再亲自来。他是个聪明人，那天亲自搜检无功而返，还被呛了一鼻子灰，落了句“硬骨头”的话把子在徒弟和干事们耳边，颜面多少有些受损。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但他换了法子。他不会把劲儿使在明面上，给那些还讲几分“体面”的老上级们落下口实。他如今是这个街区新成立的“文艺改造小组”的副组长，手底下管着几十号年轻学生，忙着排新戏，忙着改旧制，忙着把易俗社这面旧旗子，插上他们需要的高地。对付石丑民这种过气的“戏霸”，他有的是软刀子。
先是三天后，街道的李干事拿着一沓油印表格，又来了。是个上午，日头已经毒辣起来。李干事是个戴眼镜、穿着灰布中山装的中年人，面皮白净，说话带着南边口音，是随军下来的文职干部。比起赵小根那伙人的咄咄逼人，他显得客气，甚至有些文绉绉。
“石老，”李干事把表格放在那张缺了条腿、用砖头垫着的小方桌上，自己拉了条小板凳坐下，掏出手帕擦了擦额角的汗，“上头关心老艺人的生活，呐，我受区里安排，来给您做一份详细情况登记。您是老前辈，对国家、对艺术都有贡献的，这些基本情况，我们得掌握清楚，才好落实政策嘛。”
石丑民没让凤兰倒水，他自己拿起桌上的破瓦壶，给李干事倒了一碗凉白开，碗沿有个豁口，是上次被干事们搜查时碰的。他的动作慢，手稳，碗里的水几乎没晃。“问吧。”他沙哑地说，像是喉咙里卡着尘土。
李干事清了清嗓子，推了推眼镜，开始照本宣科。姓名，年龄，籍贯，什么时候入的易俗社，师从谁，唱过哪些戏，拿手什么行当，家里几口人，都是什么成分……问题密密麻麻，像是织了一张网，要把人的前生今世、里里外外都兜进去。
有些问题简单，石丑民便说，凤兰在一旁拿笔歪歪扭扭地记下。问到艺名、唱过的戏码，他也缓缓地说。可当李干事问到：“石老，您觉得，咱们旧社会的旧戏，比如《窦娥冤》啊，《锄美案》啊，这些戏是不是宣扬了‘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抹杀了阶级斗争的必然性？”
石丑民抬起眼皮，看了李干事一眼。那目光很平淡，像蒙着一层灰。他没直接回答，反问了一句，声音不高：“李干事，你听过秦腔没有？”
李干事愣了一下，大约是没想到他会这么问，迟疑着说：“听……听过一点，不多。这不正搞文艺改革嘛，学习过一些精神文件。”
石丑民点了点头，目光又飘向院子里那片被翻过的、微微下陷的枯井位置，慢慢说：“我们唱戏的，唱的是戏文里的忠奸善恶，唱的是人心的喜怒哀乐。窦娥喊冤，喊的是冤枉；包龙图锄美，锄的是恶霸。台下人哭，台上人也哭；台下人笑，台上人也笑。哭什么？笑什么？哭的是自己心里憋屈的事，笑的是跟自己一样的别人家的荒唐事。戏文里写的，是古时候的事，可那哭啊笑的，是看戏人自己心里头的东西。旧社会有好人坏人，新社会就没有了？”
李干事的眉头皱了起来，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不易察觉的不悦。他把钢笔按在表格上，加重了语气：“石老，话不能这么说。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歌颂新社会的新人新事新风貌。过去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劳动人民的毒草，是历史糟粕，必须清除干净。现在要演的是《白毛女》，是《血泪仇》，是劳动人民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故事。这是路线问题，是立场问题。”
石丑民低下头，咳嗽了两声，用手巾捂住嘴，等他咳完了，才说：“我老了，喉咙也坏了，新的……唱不来。老嗓子，唱不了新调门。”
“不是让您立刻就能唱新的，是思想，思想要先转变！”李干事的语气有点急了，“您得认识到过去唱的戏的问题所在，要跟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彻底决裂。您这样的老前辈，要是能带个头，主动批判自己，上交旧物，甚至出来现身说法，说说您自己怎么从旧社会那种腐化的艺人，一步步认识到新社会的优越性的，那影响力可就大了，也是为您自己、为家里人好啊。”
凤兰手里的笔停了下来，指尖捏得发白。她知道这看似“为你着想”的话里，藏着什么样的陷阱。
石丑民沉默了很久，久到李干事以为他没听清，或者走神了。院里只有风刮过屋顶破瓦的声音，呜呜的，像谁在哭。然后，他拿起桌上那把花梨木椅旁边常年放着的一块旧抹布，开始慢吞吞地擦椅子扶手，仿佛这个问题远没有擦拭这块木头来得重要。他擦得很仔细，指腹描摹着木头上深深浅浅的纹路——那是师父胡三丑的手常年搁放摩挲出来的印痕，也是他自己这几十年日积月累按下的烙印。
“李干事，”他终于开口，声音如同枯井深处渗出的寒气，“我石丑民，一辈子只会唱戏，靠戏活命。旧社会的规矩是师父教的，新社会的调子是你们定的。我年纪大了，脑筋转不动，分不清哪是糟粕，哪是好的。我就是……一个唱戏的。唱了一辈子，也只会这个。桌子，我就坐在师父给的椅子上；活路，我还是守着我那几下老把式。你们要我唱什么，我就学，只要喉咙还撑得住。至于别的，什么思想不思想的，太高深，我……不懂。”
他说话慢，每个字都像从黄土深处抠出来的，沉，而且硬。没有顺从，也没有反驳，只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模糊的、看似迟钝甚至愚钝的位置上。一个不懂新规矩、看不清路数的老朽艺人。他把自己缩进了一个坚固的、名为“不懂”的壳里。
李干事的脸有些涨红，他觉得这老头是在装傻充愣。但又不好发作。他能怎么办？逼着一个看似行将就木、只会重复“不懂”、“老了”、“唱不来”的老艺人认错写检查？传出去，外面风言风语可难听。那些没走的、暗中观望的老家伙们会怎么想？说他李某人连个快咽气的老人都容不下？上头的指示是要“团结大多数”，“争取改造”，不是要把人逼死。
他深吸一口气，把到了嘴边的批评咽了回去，转而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带着些许可怜意味的语气说：“石老，我知道您有难处。可是，新时代了，一切都在变，您也得学着变一变。您那些旧剧本、旧行头，留着也是祸害，烧了、交了，图个清静，也对您好，对凤兰同志也好。您说是不是？”
“烧了。”石丑民这次回答得很快，几乎没有什么停顿，他伸手指了指墙角那一堆刚从灶膛扒拉出来的灰烬，里面混着些烧了一半的纸张和破布，是昨天凤兰烧掉的几件实在没法再穿、也补无可补的旧衣服。“家里凡是用不着的旧物，都烧了。这椅子，”他拍了拍椅背，“还坐着人，不算旧物，还得坐着吃饭。”
李干事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墙角确实有一堆新近烧过的灰烬，风一吹，还扬起些细末，显然是真的烧过东西。他审视的目光在石丑民木然的脸上停留片刻，又扫过凤兰低垂的头，最后落回那张破破烂烂、似乎随时会塌的木头桌子上。他拿起那张没写完的表格，站起身来：“行，基本情况我了解了。其他的，石老，您再好好想想。现在破四旧立四新是运动，是大势，谁也不能逆着潮流走。想清楚了，随时到管委会找我，或者让凤兰同志来也行。”
他没有再提“上交”的事，转身走了。灰布衣消失在院门外，留下院子里死一样的寂静，和被太阳烤得发烫的空气。
凤兰慢慢放下笔，纸面上写下的东西寥寥无几。她看着父亲。石丑民依旧在擦拭那把椅子，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但他的手指在木纹上来回摩擦时，偶尔会轻微地颤抖一下，幅度很小，如果不是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喉结滚动，像是在吞咽着什么难以言说的东西。
那天晚上，石丑民做了个梦。
梦里，他回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第一次登台，演的是《打柴劝弟》里的丑角。他在台上笨拙地翻着跟头，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发出善意的哄笑。笑声很响，很热闹。然后他看见胡三丑师父站在后台帘子旁，冷着脸，手里拿着马鞭，等他一下场，不由分说，照着腿弯就是一鞭子：“步子软了！眼神散了！你上台是唱戏的，不是去丢人现眼的！”
他在梦里膝盖一软，跪在地上，鞭子落下的地方火辣辣地疼。但抬起头，台下的笑声变成了周满仓的脸，那张脸模糊不清，只有嘴角咧着，在笑，却不是善意的。周围也不是戏台，而是甜水井巷这个破院子，他被按在地上，一群年轻模糊的身影围着他，举着封条和锣鼓，七嘴八舌地喊着“旧艺人改造！”、“扫除封建残余！”他看见凤兰被人拉在一边，哭喊着，虎子他们则不见踪影，院子角落的枯井忽然冒出一股黑烟，将他吞没，呛得他喘不过气……
他猛地惊醒，后背和前胸已被虚汗浸透。屋子里一片漆黑，只有窗外月光漏进来一点惨白的光。凤兰在西厢睡着，院子里静悄悄的，能听见虫鸣。但梦里那喧嚣、恐惧、窒息的感觉，如同冰冷的潮水，退去后，残留的寒意依旧顺着骨头缝往骨髓里钻。
他没有点灯，摸索着坐起身，靠在冰冷的土墙上。墙上糊的报纸已经发黄起壳，在月光下泛着陈旧的、死鱼肚皮似的白色。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用油纸包了好几层的东西，小心翼翼地剥开。
不是羊骨哨。那是另一个秘密，在怀里揣了近二十年。那是一枚小小的、温润的、刻着一个“吉”字的玉坠。玉质普通，做工也糙，边角甚至有些地方被摩挲得圆润光滑了。这是那年开春，三娃还在襁褓里时，赵桂兰从自己仅有的一点首饰里挑出来，哆嗦着手穿好红绳，给那哭声像猫儿一样细弱的婴孩挂上的。她说：“就叫‘三吉’吧，盼他逢凶化吉，活下来。”孩子的哭声太弱了，弱得像随时会断。产婆说赵桂兰血亏得太厉害，奶水堵了又枯，自己命都悬着，孩子怕是养不活。最后，是虎子打听到城外东边十里铺有一对中年皮影匠，不能生育，想抱个孩子。桂兰挣扎着看了一眼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有那么一小团的孩子，泪水和汗混在一起，说不出话，只是轻轻点头，然后扭过头去，咬破了嘴唇。
他抱着孩子走了二十里夜路，把孩子连同仅有的两块银元和那枚玉坠，塞给了那对眼里含泪又满怀渴望的夫妇。对方问孩子叫什么，他喉咙哽着，只说，就叫“三娃”吧。他没问对方姓甚名谁，对方也不敢告诉他家在何处，只是彼此深深鞠了一躬，一个孩子，两条性命，就都托付给了这个兵荒马乱、看不见前路的夜晚。
孩子的哭声，桂兰最后看他那一眼的绝望和托付，被风吹散在黑暗的土路上。唯有这枚玉坠，他死死攥在手心里，攥得咯骨，带了回来，从此不曾离身，仿佛这就是那孩子的魂。
桂兰没能捱过那个春天。临走前，她一直看着门外，眼神空洞洞的，嘴里无声地念叨着什么。他凑近去听，只听见气若游丝的几个字：“三……娃……我的……囡……”
他不知道那孩子是不是还活着。活着，也该有五六岁了。不知道那对皮影匠对他好不好，那两块钱，是不是够他吃几天饱饭。乱世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如同狂风中的草籽，落进土里，能不能发芽，全看天意。
石丑民摩挲着玉坠上那个温润的“吉”字，指尖能感觉到极细微的刻痕。他把玉坠贴在胸口，冰凉，又仿佛带着点微弱的、属于生命的温度。“吉”。多可笑的一个字。生在乱世，长在戏子家，送出去活路，求的不过是个“活”字，哪里敢奢望什么“吉”。
他几乎从不允许自己去想三娃。那是扎在心口最深的一根刺，一动，就牵动整个胸腔都疼得发木。那是他欠桂兰的，也是他欠这个世上，最后一点有血有肉、能被称之为“亲情”的东西。凤兰和虎子大了，他逼着他们学戏，把自己打磨成传承的工具，他们也在潜移默化中，将自己看作某种责任和义务的化身。唯有三娃，那个他连面孔都记不清的、裹在破襁褓里的小小生命，寄托了他作为一个“人”、一个父亲，最原始、最无力的、关于平安与延续的祈求。尽管这祈求本身就浸透了绝望和无助。
窗外，远处忽然传来隐隐约约的、调子很新的歌声，夹杂着口号，在寂静的夜空里飘飘渺渺，听不真切，却又顽强地钻进耳朵。那是新时代的声音，蓬勃、亢奋、不容置疑。而他手里这枚小小的玉坠，却还固执地残留着旧日的体温——一个母亲临终前最后的挂念，一个父亲走投无路下的残酷抉择。
他闭上眼，把玉坠重新用油纸包好，塞回贴身口袋里，那块油纸的边缘已经被体温磨得发软发毛。他躺下，听着自己的心跳和远处的新潮声音，觉得这个夏夜，冷得刺骨。
第二天，街道上通知，所有“旧时代遗留的从艺人员”要集中到城东的原关中书院旧址，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班”，时间为期半个月。不去，就算自动脱离群众，立场有问题。
名单上，石丑民的名字赫然在列。周满仓并没有把他漏掉。相反，名字被用红笔特意圈了出来，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注脚，大概是汇报者的笔迹，写着什么，递名单的人没给他细看，只说是“上面特别关心，要帮助重点对象进步”。
学习的日子，比想象中还要沉闷和磨人。关中书院旧址的大讲堂里，原本悬挂圣贤画像的地方，现在挂着红色的标语和领袖像。下面密密麻麻坐满了人，大多是本城各个戏班、曲艺摊子、街头卖艺的老弱病残，眼神浑浊，脸上刻着岁月和动荡的痕迹。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汗味，还有新刷墙壁的石灰水味道，混合在一起，让人昏昏欲睡。
主讲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教员，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列宁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份稿子，慷慨激昂地宣讲着新时代的文艺方针。话语像连珠炮，夹杂着石丑民半懂不懂的新名词：“为工农兵服务”、“扫除封建文化残余”、“改造旧艺人思想，建设新社会文化”、“戏剧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石丑民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角落，脊背微微佝偻着，努力挺直，目光平视着前方讲台上唾沫横飞的身影，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认真地听，努力去理解那些词语的意思，但总觉得隔着一层厚实的、无法穿透的膜。他听到“武器”，脑海里浮现的是大刀长矛；听到“服务”，想起的是以前给财主老爷唱堂会，端茶递水的卑微；听到“改造”，眼前晃过的是戏班子里师傅纠正徒弟走错台步的模样。
他试图把自己这一辈子的东西，往这些新鲜词儿上套。他在心里默背那些旧戏文，一句一句地咂摸。梁山伯与祝英台，反抗礼教争取自由，这是“阶级斗争”么？包龙图铁面无私斩驸马，这是“为人民服务”么？杨家将保家卫国满门忠烈，这算不算“爱国”呢？好像有些地方是挨得上的，有些又挨不上。台上的年轻人讲得那样斩钉截铁，唾沫星子能飞到第一排听众的脸上，仿佛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黑白分明。可他在这昏暗的角落里，只感到一种彻骨的茫然，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无声的疲惫。就像小时候看师傅磨刀，磨了正面磨反面，一遍又一遍，刀子磨得锃亮，可人若骨头都碎了，要那么亮的刀子做什么呢？
下午的“讨论会”更是难熬。大家被分成小组，围坐在一起，气氛从上午的昏昏欲睡，陡然变得紧绷和怪异。一个年轻组长会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对旧文艺毒害的认识”。每个人都低着头，眼神躲闪，含糊其辞。没人敢说真话，也没人知道“真话”该是什么样子。有些人便跟着报纸上的词，鹦鹉学舌般说自己过去唱《游龙戏凤》是在“宣扬封建帝王思想”，唱《拾黄金》是“鼓吹不劳而获的阶级腐朽观念”，言语干瘪，神情别扭。
轮到石丑民发言，全小组的目光，连同那个年轻组长略带审视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脸上。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组长都有些不耐烦了，清了清嗓子准备点他。他才抬起眼，慢慢地说：
“我……唱了一辈子丑角。”他声音干涩，语速很慢，像是每个字都要从喉咙里使劲抠出来，“按戏文里说，丑角都是逗人乐的。可我这辈子，好像……没怎么真把人逗乐过。”
小组里的人都愣了，包括那个组长。这算是什么认识？年轻组长皱起眉：“石丑民同志，请你结合具体剧目的思想内容谈，不要讲这些无关的。”
石丑民点了点头，继续说：“唱《三娘教子》，大家听哭了，因为世上的孤儿寡母难。唱《赵氏孤儿》，有人咬牙骂奸贼，因为恨忠良被害。我不识字，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台上唱什么，台下就听进去什么。有人的，就有爱有恨，戏文里唱的爱恨情仇，台下人觉得好，能听进去，能哭能笑，那就是好戏。现在说这不对，是糟粕，要改……我改不动了。喉咙老，脑子也锈了。你们排的新戏，我能听懂调子，可唱不出那个味，怕糟蹋了新戏文，也怕对不起台下花钱买票的乡党。”
他说得很慢，语气平直，既不慷慨激昂，也不显得委屈，甚至有种置身事外的麻木，只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最无力的位置上——老迈，守旧，跟不上，不想坏新事，也无力守旧事。一番话，避开了所有尖锐的问题，既不辩驳，也不顺从，只是把自己缩成一个“无能”的影子。
年轻组长被噎住了。他能批评对方思想落后，批评对方觉悟不高，但他无法反驳一个垂垂老矣、自称“喉咙老，脑子锈”的艺人的话。你总不能逼一个快散架的老琴去演奏崭新的、要求指法技巧的激昂乐章。他板着脸在本子上记了几笔，大约是“态度尚可，认识模糊”之类，便跳了过去。
石丑民垂下眼，看着自己膝盖上放着的、开裂起皮的手，那双手，曾经能在台上画出精准传神的脸谱，能挽出千变万化的水袖，能配合着身段诉尽人世悲欢。如今，它们只是僵硬地蜷着，像两截枯柴。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周围若有若无的同情、鄙夷、戒备和看热闹的目光。在这些目光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不同于年轻时同门倾轧、生计艰辛的苦，也不同于乱世流离、丧妻别子的痛，那是一种……被世界抛在身后的、巨大的、冰冷的孤独。他是被留在旧码头上的、无人要的破船，看着新的大船扬帆远去，汽笛高昂，与他无关。
这孤独让他心冷，也让他的心在某些瞬间，陷入一种奇异的、空洞的平静。
一次“忆苦思甜”的会上，请来的是一位据说是被恶霸地主欺压多年、被新政府解救出来的老佃户。老人讲得涕泪俱下，控诉着过去的种种苦难。讲完之后，组织者照例让这些旧艺人“联系自身实际”进行批判。
石丑民听着，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1922年的洛川塬。同样是黄土，同样是饥饿，母亲把最后一把观音土和树皮粉熬成的糊糊塞给他和弟弟妹妹，弟弟饿死在半道上的样子，母亲把那枚沾着血污的羊骨哨塞进他手里的温热……那是另一种赤贫的苦，与阶级无关，只与“活着”这两个字有关。他学戏，最初只是为了一口饱饭，为了活命。他不知道这算不算“苦”，只知道那饥饿感，比台上演的《窦娥冤》里的冤屈，更真实，更锥心刺骨。
但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低着头，偶尔用袖子抹一下眼角，做出认真听讲、感同身受的样子。旁边一位从前唱老生的艺人，或许是急于表现，站起来激动地附和，说旧社会戏班子就是个小旧社会，班主胡三丑就是最大的恶霸地主，师父打徒弟，克扣工钱，比黄世仁还狠。他说得声情并茂，仿佛昨天才受过鞭打，今天总算盼来了救星。
石丑民的头垂得更低了。他想起胡三丑的鞭子，确实毫不留情。一个台步不对，就是一顿狠抽，痛是真痛。可也是那鞭子，抽出了他在台上纹丝不乱的根骨。胡三丑从街上捡回快要饿死的桂兰，留在社里干活，给一口饭吃；他省下自己的半碗白面，掰给小时候因为练功饿得偷吃供果的虎子……这些，在此时此刻，似乎都算不得什么了，都应该抹去，都应该被归入“剥削与压迫”的行列里去。
他感到胃里一阵抽搐般的难受，不是饥饿，而是一种……背叛的凉意，从脚底升起。他不恨那位老生艺人，人人都在找自己的活路，说些违心的话，不算什么。他只是突然无比清晰地认识到，有些东西，正在被以“进步”和“正确”的名义，粗暴地、不容分说地连根拔起。而他，恰恰是被拔起的根系中，最为盘结、最为碍事的那一部分。
他不能再想下去了。他强迫自己放空，让自己像个真正的空壳。周围那些或激昂、或胆怯、或愤怒、或麻木的声音，像隔着一层厚重的玻璃传来，模糊不清。他的目光落在大厅角落里堆放着的、蒙着灰尘的旧桌椅板凳上，这些东西，也曾被一代代学子抚摸使用过吧？承载过怎样的梦想和哀愁呢？如今也像他们这些旧艺人一样，被遗忘在角落，等待着被处置的命运。物是人非，新旧代谢，像一出永不落幕的戏，只是舞台上的角色，走马灯一样地换。
学习的最后一天，是所有学员轮流上台，“表决心”，“谈感想”。石丑民被安排在靠后的位置。他看到前面的人，有的磕磕巴巴，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则是慷慨激昂，仿佛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轮到他的时候，他站在那个对他来说有些高的讲台上，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头，还有记录员刷刷的笔尖声。他感到一阵眩晕，嗓子发干，肺里像被破风箱抽着，呼噜呼噜地响。
他说：“我，石丑民，快五十了。从小学戏，唱了半辈子丑角。旧戏文，唱了；新道理，没学过。我……是个守旧的人。”台下很安静，所有人都看着他，那些目光有期待，有审视，有嘲讽，也有茫然。他顿了顿，用力咽了口并不存在的唾沫，那吞咽的动作都像是干枯的枝杈在摩擦。“新社会了，新章程了。我老了，不中用了，唱不动了，也……学不动新的了。就一句：领导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让唱的，我一句不唱；让唱的……我尽力。”
话很短，干巴巴的，没有任何修饰，甚至听不出任何“表态”的诚意。既没有痛哭流涕地忏悔过去，也没有热血沸腾地拥抱未来。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老了，没用了，听话。
记录员抬起头，皱了下眉，似乎在斟酌要不要把这段话记上去，或者说，该用什么措辞去“润色”一下。坐在第一排的周满仓却忽然带头鼓起掌来。掌声稀稀拉拉的，带着一种完成任务似的敷衍。
周满仓站了起来，脸上带着一种和蔼的、语重心长的笑容，对着话筒说：“同志们，都看见了，也听见了。石丑民老师傅是老一辈的艺人了，思想上一时有些糊涂，跟不上形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态度是端正的嘛！愿意承认不足，愿意接受改造，这就是进步的开始！我们党的政策，就是要教育、改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帮助大家共同进步！我们要给予石丑民老师傅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大家说，是不是？”
台下响起了参差不齐的、带着倦意的附和声：“是……”
石丑民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角落，脚步很慢，也很稳。他甚至对旁边投来复杂目光的人，微微点了点头，像个木偶。
在那一瞬间，他清楚地看到了周满仓眼底一闪而过的得意与轻蔑。他不是在赞扬，他是在“定义”。他把石丑民公开地、响亮地钉在了“思想糊涂”、“跟不上形势”、“需要特别帮助”的标签上。从此以后，石丑民这个名字，在易俗社，在这个街区，乃至在整个长安城这些开始翻云覆雨的文艺圈里，就将等同于“顽固”、“落伍”、“需要重点关照的对象”。这是一个无形的陷阱，一个缓慢收紧的绞索。他鼓掌，是为这个即将被钉死的标本，贴上了一个体面的封条。
石丑民坐下，双手拢在袖子里，闭目养神。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掐出一排深深的血痕，疼，但很快就被麻木盖过。
学习的半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学习班结束后，组织者们宣布：一部分“进步明显，思想改造效果良好”的年轻艺人，将参加新戏的排练，成为“新文艺骨干”。另一部分，暂时“还需要提高认识，加强学习”的老艺人，则分派一些清洁、修缮、搬运杂物的体力活。石丑民的名字，当然是在后者之列。
他被安排每天去戏社后院的库房，清点、整理那些堆积如山、蒙尘已久的旧物——破损的戏服、锈蚀的刀枪把子、散架的锣鼓、虫蛀的剧本……说是清点整理，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隔离和羞辱。将他这个从前台中心的人物，打发到灰尘最深、光线最暗的角落，面对着他曾经赖以生存、如今被打成“封建破烂”的东西，一天天看着它们被清运出去，或者当场销毁。
第一天去库房，推开门，一股混杂着霉味、尘土气、还有久不通风的陈腐木头味儿扑面而来，呛得凤兰下意识地掩住了口鼻。
库房设在易俗社后院，原是堆放老旧布景、损坏道具、以及一些不常用的行头箱笼的地方。这些年兵荒马乱，戏班辗转，后来又断断续续停演，库房便彻底闲置下来，像个被遗忘的角落。门轴大概许久没人上油，推开时发出“嘎吱——”一声刺耳的呻吟，像垂死老人的喘息。阳光透过门上气窗窄小的几块玻璃，切割出几道浑浊的光柱，照得满屋飞舞的尘埃清晰可见，光柱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厚重、死寂，像是在时光里腌渍了多年。
凤兰在门口站了站，让眼睛适应昏暗。光线有限，只能看清近处。墙角堆着一些拆下来的旧木板，表面已长出了细密的霉斑。几只鼓、锣被随意扔在地上，上面覆着厚厚的灰尘，铜质的锣面还能反射出一点暗哑的光，却也蒙了尘，不再有当年一敲起来响彻半个长安城的锐利。一些旧戏服叠放在几只没盖子的樟木箱里，颜色黯淡，绣线磨损，金线早已失了光彩，像褪了色的旧梦。最里头，似乎还有一些更大的布景板，斜靠着墙，隐约能看出是亭台楼阁的形状，纸张发黄破损，墨迹晕染，辨不清画的是什么了。
这不是库房。石丑民跟在女儿身后跨进来，心里想，这是坟场。埋着过去那些活生生的、锣鼓喧天、满堂喝彩的日子的坟场。
街道办新来的干部姓齐，是个读过书的年轻人，戴着圆框眼镜，说话斯斯文文，但语气里有种新干部特有的不容置疑。昨天早上，就是这位齐同志召集了社里硕果仅存的十几位老艺人，在后院腾出来的会议室里开了会，宣布了新的政策和安排。
齐同志站在讲台上，身后挂着新画的红星旗，脸色是激动的红光，说话时胸腔共鸣很足，字正腔圆。他讲新旧社会的对比，讲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讲老艺人是“文化遗产”，是国家“宝贵的财富”，是要“团结、争取、改造、利用”的对象。他肯定了易俗社过去的贡献，但也委婉地指出了旧戏曲里“糟粕”太多，“封建迷信”、“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要剔除，要大刀阔斧地改革，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石丑民坐在底下，身子微微佝偻着，像一截风干的木头。这些话，自从西安解放的炮声停息后，他就断断续续听过很多遍。有军代表讲过的，有文工团的干部来讲过的，有戏社内部学习会小组长说过的，话都差不多，意思也差不多——你们是“旧艺人”，是“旧时代”留下的尾巴，需要“改造”，需要“为新社会服务”。以前听，心里是警惕，是提防，是不甘，还有点兔死狐悲的苍凉。但时间久了，听得太多了，就像雨水反复冲刷石头，最初尖锐的抵触，慢慢变得麻木，变成一种漠然的钝感，最后连一丝涟漪都懒得泛起了。
他眼神空茫地望着讲台上慷慨激昂的齐同志，耳朵里灌进那些他半懂不懂的新词儿，目光却穿透了人，穿透了屋子，飘飘荡荡，落到了不知哪个角落。他想起了当年韩社长第一次见他，也是在台子上，台下人声鼎沸，后台烟气缭绕。韩社长摸着他乱糟糟的脑袋，笑着说：“你这娃子，是个唱戏的胚子，肯吃苦，眼神里有戏。留下来吧，咱易俗社亏不了你。”
那时候，“戏”就是他的命，能唱，能吃上饱饭，能在锣鼓点里翻跟头，能在台下叫好声里喘口气，就是全部。谁能想到，几十年风风雨雨，当年的娃娃成了“旧人”，当年的饭碗，成了需要“改造”的“糟粕”？“精华”又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师父教的那些身段，那些唱腔，那些戏文里唱了千百遍的忠奸善恶、悲欢离合，是他安身立命的东西，是他石丑民之所以是石丑民的那点魂。如今这些东西，要被区分，要被定性，甚至要被“取其”、“去其”，他觉得心里头那块地方，空荡荡的，刮着冷风。
齐同志说到最后，语气渐渐放缓：“我们并非要将传统戏曲一概否定。那些真正的艺术精华，但凡能体现劳动人民风貌的，都会保留、继续发扬。如今首要工作，就是全面梳理甄别传统剧目、老物件，把宣扬封建压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糟粕彻底剔除，余下的优良内容，再结合新时代需求重新改编、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