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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上学以后，姥爷成了我们的“圣诞老人”，他带着丰厚的礼物，一年来好多次。我记得他有一个帆布做的口袋，是个搭子，一头搭在前胸，一头搭在后背。那里面装满了东西，有时候他也拎着口袋或挎着筐，但不管什么，他都装的沉甸甸的，海水浸过得物件都湿漉漉潮乎乎的，他把他的家什放在角落里，而我们的锅台上到处都是大鱼小鱼和虾米，时令的各种东西。皮皮虾可以烀可以卤，箭扣鱼可以煎，斗鱼可以酱，螃蟹可以腌……反正时下有什么我们就吃到什么，从来没有空场过。姥爷其实也不是养船的，他的刘家沟离海也有二十里，但凭着他多年的售卖经验，不知道他是怎么赶路掐算的时间点，反正我们口头福一回没有落下过。我妈妈每当掐算着海里要出什么海货了，几天以后我老爷必定就出现了。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希望的，连临近的邻居们都赞颂着这个不可多得的好亲戚好姥爷。
有一次，万能的我姥爷也下错了车，他坐过了一站，那时候交通不便利，一站往往相隔好几里，跨越好几个村屯。下车后姥爷正极力辨认着这地方与要去的闺女家该怎么走，刚巧打听的人里有一个是我们村的，他骑着车，当即驮上了东西把姥爷送回来了。姥爷少见的欣喜异常，过了好些时候，他还不忘这事儿，常常摸着自己的秃脑海说:“那回亏得那个爷们儿了，不然就完了。可不能下错车呀。亏得人家了！”可不吗，多年以后妈妈也有了几岁年纪，拿东西力不从心的时候多，碰到帮帮她的人也感激的不得了，然后才明白当年的爹为了多拿一点，这么远的路，走错那回是多么的绝望，怪不得他念叨了那长时间。父母的恩，有时候要过好多年才能真正明了。
姥爷每次来住的都不久，顶多也就两宿。但他后来来的次数多了，拿来的东西也丰富了，因为我三姨会做烧鸡卖了，鸡身上好吃的东西多，于是他就攒起来，够送一回的就来了。我想他上辈子一定是欠了我们什么，七十几岁的人了匆匆忙忙的赶来赶去，为了什么呢？当然，别的晚辈他也疼，但别的都在他身边，最远的也就是离他五六里地的在田庄台街里卖烧鸡的三姨，他们平时都互相帮衬着，只有六十里以外的我们孤单。他知道读书人都好面子，杨悦琪是打折了胳膊藏袖筒里的人，一脸抹不开的肉，还总讲着点家法，他不能让他的外孙们跟着他受苦。用他的话说‘我那仨小孩儿啥也没吃到嘴里，那哪行！’其实他从来都不是个袖手旁观的人，只是现实中谁不是个力不从心呢，而为了他挚爱的我们，他是可以拼尽全力的。
他其实是个生性彪悍的人，每次在我家坐定，都会问“小宁阳哪？小宁阳咋没来？去，把他找来。”
于是，弟弟一阵风似的把小宁阳找来，两个人在姥爷的面前站下，姥爷说；“来，你俩给我掏个鸡儿吃。”两个人就一本正经的照做了，然后姥爷又说:“去摔一跤，看看谁有真本领。”于是两个人站定了，伸出小手，搭住彼此的肩膀，一下一下的用劲，试着旋转搬倒对方，两个人拨弄的认真极了，姥爷咧开嘴发出兴致勃勃的笑声，小孩抓牢了手，又开始踢腾小腿儿，这是一套流程，想拌倒对方或盘住对方的下盘，比划着，咧咧巴巴，就像一天腿要迈入一片陌生的水域，总得先探几下子，得确定个位置；然后，他俩不管是谁先了一步横上一条腿，双臂也正好在发的出力的角度，一抡，另一个就倒下去，像这样旗鼓相当的两个人，一般都在倒下的片刻再做点文章出来，就是抓住对方一齐倒下，最好倒下时再侧着点身子，或者在悬空时往外闪一点就更好了，这样就有机会在倒地瞬间一轱辘盘腿骑到对方身上去，只要不是平躺被压在正底下就好。不过这得足够灵巧，慢一点都不行。弟弟大小宁阳十几个月，按说应该强壮于他，但弟弟天生瘦小，力气大不过宁阳，总是靠着灵巧，及时调整出反败为胜的局势，他就像机警的小猴子，刹那间就找到先下手为强的缝隙，姥爷用心的看着，眉眼合笑的叫好，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感，然后姥爷让他俩再站定，逐个的看着他们再夸一夸。然后两个孩子就搂着脖子抱着肩去玩了。
那时候的弟弟不但瘦小，还总感冒，每当天气有一点变化，他就感冒了，别人感冒顶多吃几粒头疼片就好了，他必然要去打针的，往往是这一茬才治好那一查又得上了，会打针的赤脚医生在邻村，妈妈就带着他去大夫家扎针。那时候打的都是屁股针，一般都打青霉素和链霉素，青霉素可疼了，弟弟主动趴在那，针扎进去的时候狠狠哭上三两声，然后头上还汗津津的，就说’妈，咱走吧。‘这是他五六岁时候的事，那时候他屁股上常常都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但是他不哭闹，到时候就主动叫上妈妈说:“妈，走，扎针去吧。”妈妈摸着他满是针眼的屁股，难过的说:“我老儿子的屁股好像被人纳鞋底子了！”
有一回爸爸买了管针，从大夫那拎回药，学着自己扎。爸爸是个巧人，我们都忐忑的认为爸爸能行，然而一针下去，弟弟的屁股慢慢的长大起来。过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小。大家害怕了，弟弟的头上始终汗津津的，我们都很忧心，想着那一管子药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弄坏了哪，从此会不会就歪屁股了，爸爸应该也没了主意，妈妈的眼窝红了，说明天可不能再在家里干这事儿了，就是多忙也得去大夫那。我们也觉得爸爸胆子太大了，心里都在背弃他。看着趴在那瘦小的弟弟，一侧屁股还高高的，嗓子眼一咸，泪水就止不住了，我们不约而同的哭起来，弟弟慢慢爬起来说:”没事儿，一点都不咋疼！”我们更难过了，爸爸一直没说话，第二天，他把那根针放到盒子里塞进柜子，从此没再拿出来过。后来，有了点闲钱粮票啥的，都挨着那个长圆的铝制小盒放着，以至于那个小盒成了我们的坐标。
弟弟的屁股虽然没有事，但是关于这孩子的身体情况，医生说应该去大的医院去医治。好像心脏有问题，估计得做手术。应该早点去。
去哪呢，举目无亲的世界上细细想来总会有一两粒和自己有交集的种子，那年私自去当兵的大伯已经转业到了天津，大伯母是城里人，虽然见面不多，但是书信还是有往来的。有些事，不能等，得办。
经过四处打听，加上大伯的回信，初步估计，治疗费用得一千多。那是1981年，那时候说一房媳妇都用不了一千元，办喜事随份子也就三两元。
怎么办？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呢？下一步，借钱。
借钱是在别人反感的领域做成自己想做的事，还必须得人家点头。这是很烧脸的事，这感觉爸爸最熟悉不过了。这半生，他不管怎么辛劳，总是摆脱不了借钱还饥荒的命运。
一千块钱，得掐笔算算，要借多少人家，每家借多少钱出来，如果借不够还得怎么办，爸爸妈妈忧心着；而至于还，那时根本不想。几天后，姥爷来了，他掐算着这些钱，和自己的儿女们应该需要摊出的数字，他不断的来回检索着，后来，有了点眉目。
再后来，四姨来了，拿来了她仅有的二百元钱，当时四姨才结婚不久，寄居在姥爷家的厢房里，四姨夫家是刘家沟最不着调的一户人家，他俩的婚事曾被姥爷掀翻过桌子的，但四姨自己愿意，谁也管不了。三姨也来了一回。她拿来了将近400元钱，临走时她装钱的小包都倒扣过来，连钢镚都没多留一个。再加上其他的远近亲友及我们自己家的一点，基本就足了。有了这些钱，就是制定行程了，要出发的头天，老叔来了，他坐在我家柜子的盖儿上，激动的说，只要侄子治好了病，他的二百元不要了，就为了高兴。老叔结婚也将近八九年了，他的大孩子和弟弟同岁，还大几个月，但是他从小就喜欢弟弟，可能是聪明的人相互吸引吧，那时也粉碎了四人帮，他的日子也好过起来，只是老婶娘家那头不行，不但借不上力，还总要去帮衬，那一大家子人，婶子的弟弟妹妹还多，祖孙三代，又是个外来户，反正要伸手的地方不少。老婶的妈妈是一个有点韬略的人，说话也咬文嚼字。起初时婶子和妈妈相处的还好，但是许是太直接的人和爱含蓄的人性格不投吧，又或许妯娌之间和婆媳之间一样是天敌，不长时间她俩就少联系了。妈妈是个嘴直心粗的人，只是不解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一回在哪里遇上了婶子的娘，叫一声大娘，老太太竟说出不少闲言碎语来。那老太太说:“你知道的，我们都是后来的，我们可听说过老杨家老岗儿可是过过好日子的人家，什么黄的白的都不少呢，这我们可都没看见，我们也不问了，我们就看杨阅洲小孩儿挺好，就冲杨悦洲一个人来的，吃亏占便宜的，我们也就认了。”这番话说完，妈妈眼前简直是金星乱冒，这世上，还有这么会卖便宜的人吗？姜还真是老的辣，妈妈竟然像胸口堵了大石一样，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打那，她不喜欢老叔岳丈一家人，她觉得他们是耍嘴的货，不切实际。但是，在大事面前，在弟弟要去天津的前夜，妈妈动摇了，什么叫血浓以水，好吃的扇贝肉里还夹杂着几颗沙粒呢，想要它的好就要受些它的坏。相处是有层数的，想不想，它都在方位里。这是上天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