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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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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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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过了一辈子》连载

第三十章 蜡烛烧伤了举烛人的手

我调回凤凰县,在一所初级中学教语文,当语文教研室主任,后又调省报社做了三个多月副刊编辑,回校后继续教书,当语文教研室主任。我想变动一下工作,以便完成那部小说。有一所高级中学聘请我,商业局也同意将我调入食品公司,正在何去何从、犹豫不决之际,教师任左峰,擅自将我的被褥送往县城。我阻止不及,就拿起讲义,心平气静地走进了教室......

直到临近放学,烈日还在西天燃烧着,任左峰回来了。小伙子身高体粗,从县城回来,二十九里坡上坡路,累得腰酸腿疼,筋疲力尽。他气急败坏地大声吆喝:“任芊芊,你为什么要骗我?我把你的被褥送到县城,左等右等,等不到你,回来才听说:‘你没有走!’”

教师围上来了,学生也围上来了,我说:“任左峰,你嚷嚷什么呢?”

“我嚷嚷那个不守信用的人。”

“你带着谁的被褥?”

“你的!”

“既然是我的,那么我问你:是我让你带的吗?打死你,你都不敢说是我让你带走的。见证过你强行带我的被褥的人,可不少啊!”

“哎哟,累死我啦!”

“累死累活,跟我有关系吗?你不就是嫉妒我才送我走的吗?你以为带走我的被褥,我就会跟你走吗?老实告诉你,要是你不着急的话,我可能就走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走啦,就是八抬大桥来抬我,我也不走了。我决定把这班同学送进高级中学以后才走。”

周围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食品紧俏的年代,食品公司掌握着肉蛋禽高级食品统购统销权力,富得流油。白天吃饭还收饭票和菜票,到了晚上,就吃免费宴席。在乡下驻队,无宴席可餐,就连饭有时候也派不出去。但是只要有下乡的机会,我总是逮住不放。有一天,食品公司的经理朝我喊道:“老任,你怎么还喜欢下乡呢?组织部打电话,指名道姓,要你到太平公社驻队去呢!”

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科学家和专家,把一个源远流长、生气勃勃和有条不紊的自然生态世界搅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一塌糊涂。

自然是孕育原始生命的温床。古往今来,妄图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科学家都是疯子。古语云:“人算天,必遭谴;人算不如天算。”《醒世恒言》说:“岂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里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天未必随你走哩。”培根说:“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毕加索说:“人不能反自然而行,自然比最强的人都强。”人们面对的是浩瀚的宇宙,科学家区区感官,岂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20世纪潜藏着许多科学陷阱。癞蛤蟆成仙,科学家和专家摇身变成了“造物主”。显然是意识形态和思维过程出了问题,大自然最舍不得的东西,被删除和丢弃了。再也没有自然原则和不能更改的规则和程序了。自然不是科学家的红地毯,不是科学家沽名钓誉的地方。

在地球亿万种生物中,人是唯一会制毒和投毒的生物,我撰写的《为猫请命》和《沉思旷日持久的人鼠战争》,是反对向动物投毒;《天下谁人识麻雀》,是反对向植物投毒;《饲料的庐山真面目》,是反对向食物链投毒;《是谁撕断了我们的食物链》,则是反对向食物投毒;而一系列反转文章,则是反对向种子投毒。即使把这些跨学科的文章誉为返璞归真的旗帜,我也是问心无愧的。

一九八〇年,生物学家汪诚信在《人民日报》撰文,号召全国大量生产鼠药,投毒灭鼠运动在全国盲目展开。我从小就对自然心怀敬畏。当人们还在沉睡之际,《为猫请命》,就打响了科学家肆意改变自然的第一枪。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从外地调回凤凰县。我的离开,是觉得在这块黄土地上最容易回忆起罗英的音容笑貌。调回本县,我先当教师,后又调到食品公司,常年驻队下乡,由于身处生态第一线,我知道鼠害猖獗的真正原因。我在文章中批评生物学家汪诚信投毒灭鼠,破坏了生态平衡。“毒鼠强”等剧毒固然毒死了一些老鼠,但是猫等捕鼠动物食用了中毒的老鼠,二次中毒身亡。老鼠在失去天敌的控制下,鼠害反而更加猖獗。也就是说,投毒灭鼠形成恶性循环,“毒鼠强”等剧毒投入得愈多,鼠害愈严重。

一篇文章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人民日报》的退稿,怎么就到了单位领导的手中?那时候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是个盲区,单位领导更是一无所知。但是领导苗怀旺却打发人把我从驻队的生产队叫了回去,他对我说:“单位工作你不干,闹火着要去驻队。驻队就驻队。你怎么写了一篇为毛泽东请命的文章,你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我大吃一惊,急忙说:“我没有写过为毛泽东请命的文章!”

“没有写过?那么寄到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难道不是你写的吗?”

我申辩道:“我写的那篇文章叫《为猫请命》,那是逮老鼠的猫,不是毛泽东主席的毛。”

“你用了谐音,含沙射影,你这是对社会不满!你犯了政治错误,我想留你也不行,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敏感的文章呢?你离职回家吧,单位不给你处分,也是对你的宽限了。”苗怀旺经理说完话,就再也没有说什么,他似乎在等待我的反应。

“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丰富得叫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说完话,就气愤地走了。我没有卷铺盖走人,但是《为猫请命》被开除工职的新闻,却传播开来。商业局赵局长握住了我的手,说:“老任,你就住在公司不要走,等我北京开完会回来,解决你的问题。”

我在公司住了二十多天,这真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单位的职工都和我保持着距离,一个叫杜升科的人,三十多岁,细高个儿,他曾经和我有过一面之交,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骑自行车被身后开来的汽车撞倒了,是我拦住了肇事车辆,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只见他提了一个破旧的水壶,对我说:“你走的时候,水壶终究要给单位交上哩,把你那个新水壶换给我。”

我说:“你怎么就知道我非走不可呢?赵局长不是叫我等他回来解决问题吗?”

这天晚上,苗经理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那篇文章省电台正在广播,它是不是政治性敏感的文章呢?目前说法不一。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呢?咱们姑且不论。赵局长舍不得你走,我也想收留你。但是命令发出去了,你总得给我一个台阶下嘛!给我一个回旋的余地嘛!我想了很久,我的意思你先回去,在家里停上一段时间,我再派车接你回单位,你的工资,单位会补发你的。”

为了避免影响,我在城边凤凰河西岸租了一孔窑洞住了下来。第二天早晨,我在门前摆了一个茶几,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喝茶。我看见凤凰河对岸,在一片树木的包围之中,住着一户人家。我心里想着:“我住西岸,你住东岸。我看你去,谁叫我们隔河相望呢。”我正要动身,杜升科匆匆赶来了,说:“苗经理叫我把水壶要回去哩。”

这个水壶是单位发给我的,我即使带走也并无大错。一股无名的怒火涌上心头,我提着水壶,走出窑洞,杜升科也看出来了,我没有把水壶交给他的意思,我向河岸走去,杜升科也跟着我走去。站在河岸上,我把水壶向河滩扔去,我感到我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杜升科二话没说,跑到河滩拾水壶去了。

这个水壶,使我对重返单位的希望破灭了。有一天,我在县城碰见了苗经理,我说:“苗经理,本来,我给你孩子买的那些考试资料,也不过花了我一两个月的工资,我也不打算要了。可是,你使我失去了工作,我还想要那些钱生活呢。”

想不到一个堂堂经理,居然二话不说,慌慌张张的逃跑了。

有一天,我从礼堂门前路过,从喇叭声中,我听见我有人讲鼠害,我不由得走进了会场,我看见县委王副书记,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专门就鼠害及卖鼠药的问题,摆开阵势,长篇大论,我不知道王副书记是从生活中发现了这个问题,还是听了省电台广播我撰写的《为猫请命》有感而发?但是我知道我有了同路人。我曾经带着《为猫请命》的文章,请教过省报社理论组组长郑天祥同志,郑天祥同志还在我的稿件中,添加了一段话,他将我领到任忠南面前,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稿子,一万多字。咱们报纸没有这么大的篇幅。你给《陕西农业》写信,推荐给他们。”但是《陕西农业》未发表。而省广播电台的编辑如获至宝,大喜过望,他们连续在全省广播。我想面见王副书记,说说《为猫请命》的遭遇。我和王副书记曾经有过一面之交,我兴奋得一夜都没有睡好。但是第二天起来,门缝里塞进来一张纸条,熄灭了我找王副书记的想法。

芊芊同志:

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却知道你是谁。你不要觉得《为猫请命》,就断送了你的前程。倘若你肯接受我的意见,请你骑车去陵前乡收购棉花,带到云阳轧花厂交售,你得到的钱和布票,加起来一次能赚二百多元。你每月工资四十多元,换句话说,你一天就可以赚到五个月的工资......

一个关心你的人

我搜肠刮肚,也没有找到这个关心我的人究竟是谁?他的话可信吗?带着上当受骗的心情,我骑车来到云阳轧花厂,实地考察了一番,就朝陵前赶去。半路上天就黑了,我在路边找了一家客店住下。去时上坡路,但是我骑着空车子,回来重车却是下坡路,一路简直好似腾云驾雾,又快又轻松,别提心里有多么舒坦。而每天赚的钱呢?不是二百左右,就是三百左右。虽然起早贪黑,辛苦一点。但是两个月收入,不可小觑。我回来自行车驮着一个大帆布包,谁也不知道我驮着什么东西。

我关门整理钞票,竟然整理出一万多。我将钱存入了银行。

县印刷厂一位朋友找我,说有人印制了一批《优美词语》,人跑了,你是否愿意销售。我将书打包,在火车站发往兴平车站,当我坐车赶到兴平县,货已经到站了。我将书运到旅社的房间里,租赁了一辆自行车,每天带往各个学校销售,书不厚,却非常畅销。我不用一本一本的去卖,我找到校长,几百本一下子就销售出去了。有一天,我突然和超平兄弟不期而遇。原来他听说我到这么远的地方卖书,很不放心,帮助我卖书来啦。超平个子稍微矮一点,人很机灵。因为兄弟多,家里又穷,娶不起媳妇,超平和四弟都到外地做了上门女婿。这真是兄弟情一世情,亲情大于一切! 

因为天也快黑了,我领他吃了个饭,洗了个澡,就在旅社住了下来。第二天,我给他分了些书,让他分次带出去卖。晚上回来以后,他提了个钱袋子,要给我交账,我没有清点,提起他的钱袋子,一股脑儿倒入了我的帆布提包。第三天晚上,超平提起他的钱袋子,向我的帆布提包倒钱的时候,我拦住了, 说:“让我清点一下。”

清点以后,我说:“钱哪?”

“我买皮带了。”

“皮带买了就买了,不过,我问你钱哪?”

超平忍不住笑了,说:“啥事也瞒不过你的眼睛。”他把藏起来的钱交给了我,停了一会儿,我又把钱一股脑儿塞给了他,超平说:“大哥,你为什么又把钱给了我呀?”

我说:“你这个小诸葛兄弟,我是得罪不起的!”。

夜深了,超平还没有睡着,爬起来问我:“大哥,你为什么昨晚不清点钱,今晚就要清点了呢?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怎么也想不通?”

我笑着说:“想不通,就慢慢想去,总有我们的小诸葛想通的时候。”

超平弟就要带着我给他的钱回去了,走的时候,他说:“把这袋子钱让我带回去吧,不然,我不放心。”但是无论他说得怎样天花乱坠,感天动地,悦耳动听,我都没有把钱袋子交给他。

我将自己赚钱的故事讲给报社一位朋友听,同我在一个部门工作过的刘秀玲说:“你发财了吗?”那位朋友替我回答说:“他发了点小财。”刘秀玲说:“你《为猫请命》的冤枉平反了吗?”我说:“没有。”刘秀玲说:“不定还会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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