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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队以杀人定罪，给我大判了五年徒刑。任书记偷偷跑来说：‘我是个戴罪之人，冒险前来，我要你赶快找幽灵去！’我说：‘书记大人，我听不懂，幽灵就是死人的灵魂，你叫我找死人的灵魂，你什么意思啊？’”
我在省报社做编辑，被派往凤凰县采访。在县革命委员会洞子门前，偶遇任奉明。他说：“你到呼卢子家里去看我，叫我不要害怕，说你和省上说好了，叫释放我哪！你叫呼卢子去质问魏军，我说：‘你胆子大得很呢，人家捉你呢，你还敢来看我？你快走！把你逮捕了，你还年轻；我是‘老牛不怕狼咬——豁出去了！’我不相信你的话，但还是按你的话来了。天黑了，刘纪正站在窑背上，对宋桂香喊道：‘你把任奉明叫一下！’宋桂香喊道：‘任奉明！’我从窑里出来，宋桂香说：‘对不起！我失口了！我对书记大人直呼其名，真是吃了豹子胆！’我说：‘这有啥呢？我现在又不是书记了！’刘纪正喊道：‘你回家去吧！’我说：‘能行！’刘纪正又喊道：‘你明天就到水库工地去。’我说：‘能行！’在马家山水库工地，他们把我和四类分子（注：四类分子指1940至1970年代，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分子指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社会属性的人。）放在一起劳动，我即使不是书记，我还是一个党员，把我放在这个人群里就是对我的羞辱。我请假安子凹拉炭去了。他们说我跑了，到处找我哩。我回去了，他们说：‘你弄啥去了？’我说：‘我拉炭去了！’‘那还多少人寻你呢？’‘寻我，我又不跑。’后来，我回到村里，银玉到我家里来，说：‘你到办公室来一下！’我说：‘啥事？’他说：‘退赔你的多吃多占！’
“我说：‘我不去！’
“银玉的脸都气黄了，跑去给老刘汇报，老刘说：‘你去呀，怎么不给这里打招呼呢？叫他干什么？’银玉说：‘退赔他的多吃多占！’老刘说：‘当大队支部书记哩，一年包了120个劳动日，还算得上多吃多占吗？’
“姜天桥向上面写告状信，要求把我的窑给他分两孔。说：‘我四个儿子四孔窑洞，任奉明一个儿子五孔窑洞。’我妻子说：‘天桥女人会生小子，我不会生小子，我会生小子的话，就不生四个女子啦！’
“旧社会拉壮丁，我从县上逃跑了。入党的时候，我把这写着呢，可宣传队说我隐瞒历史，这不符合事实。武斗结束后，我重新担任了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驻村下放干部魏军，在省委《情况反映》内刊发稿说：我走地主富农路线，吕秋山见了我，说：‘宣传队把你的事弄得比天还大，全省广播说你包庇了三十多个坏人，树大根深，土改不彻底，就是你遮掩的功劳！ ’他们到我的入党介绍人任天命那儿去调查，任天命说：‘土改时，他还是个十一岁的娃娃，还能包庇坏人？实在是胡说八道，把牛皮吹上天喽！’
我说：“咱们找孔怀亮去。”
孔怀亮说：“你说吧！”
“我的事情是全县头条新闻，谁不知道？”
“你再要找我了，你就简单地把事说一下。任芊芊能领你来，我就要当心办呢。”
孔怀亮听后，说：“我去给李书记汇报，你的问题要提前解决哩！”
见到杨部长，杨部长说：“你的遭遇，我知道。不过因为姜天华的冤案，刘纪正被省公安厅隔离审查。至于姜银娃怎样替父申冤？任芊芊应该清楚！”
我说：“杨部长，我给你写信说：‘耀县非我乡，安能久留滞。’你回信说：‘只要你想回来，手续我来办。’我还在耀县的时候，姜银娃来找我，说两位军人找他大调查过啥事。后来，一位将军给我大写了一封信，他回顾当年命令我大击毙一名特务以及赠送我大银子的往事。我以姜银娃的名义，向将军写了一封信，报告他父亲因为击毙那个特务反遭囚禁判刑，希望将军伸出正义之手。信从邮局发出后，姜银娃就急着要回家，我留他住了一夜，他说：‘我大坐牢狱，完全是咎由自取。宣传队把他关在一孔废弃的窑洞里，落实不下问题，动员他回家。说一个人待在荒山难免寂寞，他说：‘我寂寞什么？我正好借机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再说，这里多好啊，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对面山坡上那密密层层的桃树开满了花朵，采花的蜜蜂，成群结队，来来往往，热热闹闹，我还有什么寂寞的呢？’我去对刘继正说：‘交给我吧，我保证把我大叫回去！’我是我大的儿子，他犟，我比他还犟。我去叫他，我一句话也没说，夹着铺盖卷就走。我大没猴耍了，总不能光着身子睡觉吧！我大回来了，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或者才刚刚开始。要是他一声不吭，也就没事了。别看他是个老实疙瘩，可一旦动怒，就暴烈得很。他骂宣传队去了，骂了些啥话，我不知道。听曹仁说：‘我天华叔就像老子训斥儿子一样，骂得刘队长眼睛滴血哩。’后来，宣传队以杀人定罪，给我大判了五年徒刑。任书记偷偷地跑来说：‘我是个戴罪之人，我冒险前来，是要你赶快找幽灵去！’我说：‘书记大人，你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说话从来不绕弯子。我记着你给我讲的最经典的故事只有4个字。
“谁？”
“我！”
“咋？”
“尿！”
“可是你今天却说出了世界上最晦涩的话。我百思不解，幽灵，是死人的灵魂。你叫我找死人的灵魂，你什么意思啊？”
任书记笑了，说：“那天的批斗会，你好像也在场，宣传队队长刘纪正在大会上讲：‘只要天擦黑，宋岭村就有一个幽灵悄无声息地游荡到任奉明家里去了。’任芊芊晚上常来我家商议生态农业工作，刘纪正的所谓幽灵，就是任芊芊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幸亏这几个披着人皮的政治扒手目的没有达到，单就‘幽灵’的称呼，狰狞面目就暴露无遗。”
任书记说：“不管路远近，你都要找‘幽灵’去。只有‘幽灵’，能伸张叔的冤枉。你不知道‘幽灵’就是任芊芊，我就知道你把宣传队的话没有吃透。”
后来，姜银娃接到将军的回信，又来找我，说：“如果说整你大时，牛占山是幕前打手；那么整我大时，牛占山就是幕后策划者。除了我大，任奉明也遭到暗算，任奉明只知道将下放干部安排在牛占山家里，却不知道牛占山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搞垮了大队革委会。”
将军的回信，申明姜天华击毙特务是执行他的命令。那些银子，也是他的赠予。将军还说，他已将姜天华被诬陷一事，向中央军委作了反映。
任奉明说过的话，我可能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他对姜银娃说：“我冒险前来是要你赶快找幽灵去！”却让我记了一辈子的。我连忙撰写了申诉材料。第二天，我和姜银娃赶到省城，在省委宣传部，见到了程天祥副部长。进门以后，程副部长正在看文件，我把申诉材料和将军的来信放在桌上，然后，我给姜银娃倒了一杯水，程副部长立即阅读起来，就连将军的回信，他也看得十分仔细。后来，他沉思了一下，站起身来，握着我的手，说：“你的材料太珍贵了。我叫办公室拟个文，转送公安厅查处，我们也要给中组部赴陕调查组送去一份，总之，连同你的材料，我们将给中组部送去三份材料，你的材料写得最好。你们回去静候佳音吧。”
走出省委大门，姜银娃吃惊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走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事情办了。你还受到了部长的表扬。”
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么大的官儿，你是怎么认识的？”
我说：“他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是我多年的良师益友。”
杨部长说：“这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我说：“因为咱们是熟人了，我也不是卖弄，我只是把这个过程，给你如实汇报了一下！”
杨部长说：“任奉明，咱们都不是外人，我提醒你一下，你要有官复原职的思想准备哩。”
“我不想再干了！”
“为什么？”
“我就是想东山再起，宣传队也和我尿不到一个壶里！”
“你担心什么呢？刘纪正被省上隔离审查，宣传队树倒猢狲散，卷铺盖走人人了！”
“当初，众人扭成一股劲，为实现大地园林化而努力。这是何等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可转瞬间罗英走了，任芊芊也去了耀县，纵使村民依然爱怜我，可是当年那一群凌云壮志、英姿勃勃和志同道合的热血知识青年难觅！”
杨部长把我调回凤凰县，柳青山老师要携带爱人和孩子调回山西翼城县，我本来是冲着柳老师回来的，而柳老师却叫我请杨部长帮忙他调走，杨部长微笑着说：“你的老师，是全县第一名语文老师，可是这一进一出，我们并不吃亏啊！”
我调回凤凰县，没有了柳老师，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和寂寞，仿佛全城失去了辉煌。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柳老师后来远居上海，万里之遥，连面都见不上，何谈回报他的恩情。柳老师的原形人物叫刘大勇，2024年9月23日，刘老师突然在上海仙逝，享年88岁。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刘老师的父亲在北平市政府任职，因不愿当亡国奴，携带一家人向西逃亡，在河南省中牟县路边的一个凉棚里，刘老师出生来到了这个世界，后来在西安落脚。九岁前父母先后离他而去，1956年只读过几年小学的他，考入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陕西省淳化县和山西翼城县从事过教育工作。退休后用了将近20年时间，在上海完成了巨著《大唐诗国传奇》。2000年11月5日，刘老师在来信中写道：“芊芊:要写长篇，不要写短篇。精雕细刻,写好一个长篇。曹雪芹一辈子就写了一部《红楼梦》。平心而论，哪个作家在‘文革’中能像你那样，始终处于运动的‘风口浪尖’。即便一个百万富翁想用所有的金钱来买这种经历，恐怕也买不来吧！你不把它写出来，不但自己良心不安，也对国家和社会好像欠了一笔账。当然要写出来也并不容易，但是世界上哪有不耕耘就有收获的事呢？你在电话里说：‘小说是虚构的技巧。’这说明你已经找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雪山已经翻过，离延安就不远了。写小说并不困难。难的是观念的改变，有了正确的创作观念，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刘老师生前要给我赠送一笔钱，被我婉言谢绝了。他对我说：“你写小说不是为了发表，而是要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