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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小虾米战胜大鲸鱼（上）
我应当戴上防火罩，我急得简直头上冒烟。在那个烟雾渺茫的早晨，我马不停蹄地赶到龙门公司，那里聚集了许多人。一张通知贴在最显眼的地方。“由于肖经理突然辞职，张经理骨折，公司决定提前放假，正月初十正式办公。请谅解！”
布告使人们倒抽了一口凉气，人人心惊肉跳，疑虑重重。订货会以后，各地商家不见送货，电话又无人接听，他们心急如焚，纷纷赶到龙门公司。人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办公室、营业厅和库房统统锁着。一个人也找不到。
院子里聚集着各地客商。他们议论着，呼喊着，叫骂着。谁也说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一百只兔子拉车，乱套咧。到处一片乱哄哄的，圪垃拐角儿都是人，二十几辆送货的汽车，被一抢而空，有些人怕欠款打水漂，先下手为强。他们砸碎驾驶室玻璃，把车抢走了。省报社记者来了，110来了，刘方也来了。
有人气愤地质问刘方：“张民济是不是跑到香港去了？”
“你们收了几个亿，不送货，我们怎么做生意？怎么过年？”
“收了那么多钱，厂家的货款一家也没付！”
刘方是龙门公司总经理张民济的外甥，二十多岁，披挂大，食量也大，他吃饭的大老碗，把胆小人的魂能吓掉。他向来人硬气，万事不求人。今天却无可奈何地说：“树倒猢狲散，公司的员工，都脚踩西瓜皮，滑的滑，溜的溜。我也成了烧了庙的土地爷，无家可归。”
有个公安，质问了刘方半天，说：“你公司不给大家一个说法，你下得了台吗？众怒难犯。当然，我们现在把你也不能咋地，因为问题的性质还不好定。”
我在记者面前站着，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有人说：“刘方，我们不去，你领记者见你老板，回来让记者告诉我们，我们就回去！”
“只要你张总往那一站，我们就回去！”
“小贺人呢？我们送钱，可是冲着他来的。”
我知道：这些年的机遇、竞争和运作，龙门公司逐渐成为全市最大的日用商品集散地。几百个厂家的日用化工产品源源不断地送进来，几千个商家源源不断地拉出去。小贺是跟商家打交道的批发部经理，老肖是跟厂家打交道的业务部经理，但是，两人突然失踪，切断了公司联络的纽带。
有个年轻的妇女说：“这公司过去信誉好得很！”
“这正是你上当受骗的时候！”
“他们过去年年都开订货会！”
“这次规模最大，西北五省都来了！”……
春节刚过，那密密匝匝、重重叠叠的雪花，把天地连成一片。刘方接了电话，说：“公司成立了清债小组，我是组长。你来吧！”
我说：“清债你要照顾哩！”
“都要清！一个也不会少！”
“能见到你舅吗？”
“不能！”
“我急用钱，日子不好过！”
“肯定要清！大家没过好年，还过不好十五了？没过好年，我们都非常抱歉！”龙门公司的人总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龙门公司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气派。那些豪华的软席沙发不见了，那不停地供着开水的饮水机不见了，就连悬挂在墙壁上的名人字画以及公司经理同省市领导的合影也不翼而飞。来客没处坐，都站在这空荡荡的大厅里，谈话也显得神秘兮兮的，刘方在小屋里分头接见，背着人说事。等了半天，我方才进去。刘方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和我舅是多年的朋友了，也不退货了，到时候，我把钱清了。你外后儿来！”
但是，后来，刘方一推再推。他还说：“叔，你要耐心等待哩！”
后来，清债小组突然人去楼空。刘方将几大库房积压的、过期的和失效的商品顶了账，对事情来了个缓冲。龙门公司的大拿张民济真有两把刷子，他竟用几库房的垃圾货掩护了自己，改变了事件的性质。
我拨通了刘方的手机。刘方兴灾乐祸地说：“叔，你已经找不到我们了！”
我心里猜测着，刘方这一回大概笑得非常开心，非常自然。
“要账的孙子，欠账的爷！”一语道破当今社会一个奇怪现象。负债者又突然失踪，除了起诉，我别无选择。天喜区法院就在龙门公司旁边。但是，教我纳罕的：我刚到法院，失踪几个月的张民济电话就追来了。
“你再等两个月！”
“我不能再等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
“过去，只要我付款，我都照顾你哩！”
“这些事我记着哩！”
“上了法院，你就别想拿钱！”
“不上法院，不也拿不上钱吗？”
“打官司，打什么？打钱！你没钱，我有钱！”
“我知道你有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跟亿万富翁打官司，我本来就信心不足。张民济又以钱压人，更使我感到力不从心。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说：“我就不相信我这泥母猪就斗不过你这金狮子！”
张民济语气强硬地说：“我宁愿十万送法院，也不给你一分一文！”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把状子都递到法官手里了，还犹豫不决。我下意识地感到事情就像那个早晨的天气:烟雾渺茫。
十年前，在龙门市北极宫一座风格别致的小洋楼里，张民济会见了我。我凝神细瞅，察看良久，张民济三十七八岁，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白净的面孔，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忽闪忽闪，格外有神。羊毛线帽子像个圈套似的，扣在头上，他戴的石头眼镜的腿子，也几乎是两个圈套，那几把不离身的钥匙，也被一串圈套环环相扣，就连那块金怀表，也套在一串套环铁链上。张民济身上，到底有多少圈套，谁也说不清楚。他和人谈话，冷不防就会阴阳怪气地问：“你的圈套是什么啊？”弄得人们张口结舌，不知所措。这次见面，他滔滔不绝地说：“你不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岭墨水厂的任大厂长吗？我还念叨着：郁美净来了，福乐尔来了，大公来了，怎么不见秦岭墨水呢？你来了，一定是找总代理的！我告诉你，你可找对地方了！在生意行中，我可是老大呀！别看公司多如牛毛，那都是毛毛雨，成不了大气候，要不要搭上龙门批发站的特别快车。你可想好。我们的宗旨，就贴在墙上。”
我看见“利益均沾，互利双赢”的横幅。
张民济突然阴阳怪气地说：“营销学问非常深奥，你的圈套是什么啊？比如秦岭墨水每件降两元钱，表面看来，是件坏事；但是，量上去了，钱反而赚得更多。要打就打价格战，把市场夺过来，把别的墨水挤出去！市场只剩下秦岭墨水了，咱再提价。咱想提多少提多少。你别笑，这是圈套学呀！你说什么？没听说这门学问？不瞒你说，这门学问，可是我的个人专利呀！”双方约定，每月送货5车。张民济说：“丑话说在前边，200公里内厂家不得送货，包装箱打上总代理名称！”
后来，有个批发部说秦岭墨水不送车货就不结前账。我委曲求全，向张民济负荆请罪。但是，我看见张民济像阎罗王吃着辣子似的，脸色可怕极了。双目逼视，话像扔出来的石头：“你说，我怎么出这口气？”说毕，他在屋里不停地走动，过了会儿，话又像石头扔出来：“你说，我怎么出这口一恶气？”
到了淡季，5天一车货张民济吃不消。他说：“你到环北看看去！”
我说：“看啥哩？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立了文书的！”
“那是个宣传嘛！包装箱上也有了我们的名字！”
然而，当年秦岭墨水送货车，一到龙门市环北市场，批发商就欢天喜地，夹道迎接。这个说：“先给我卸货！”那个说：“我急要货，再不能耽误了！”一些批发商害怕要不上货，就随车同行，到门口不卸货就不让走。小一点的门市部，你要半车，他要一二百件，也是常有的事。现在所有的批发商都有了供货厂家，过去和和气气，不笑不说话，如今敬而远之，甚至撕破情面。有个老板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卖谁的货，就说谁的货不好，作反宣传哩，再有人指名要你厂里货，我就说秦岭墨水早就倒闭了！”
有一个批发商还念旧情，要了车货，但货送到，看见包装箱有龙门百货站总经销的字样，妒火中烧，又不要了。
重返环北市场，我仰天长叹，茫然若失。我感到秦岭墨水来盛况不再！一个工厂搭在一条船上，生意很难做强做大。丢失众多客户，就是丢失大市场，千里打柴一火烧。但是，后悔来不及了。
后来，龙门百货批发站更名为龙门市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庆宴结束后，书店送来200本《公司法》，张民济接了书，对我说：“《公司法》使我茅塞顿开。所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股东出资额两百万，公司哪怕做了两千万，甚至更多的生意，但是股东只承担两百万的责任。‘为限’二字把承担责任和实际责任切割开来。《公司法》又说‘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资产靠不住，只要几分钟股东就把公司的资金转到股东个人账户了，公司就成了子虚乌有的空壳。随着政策倾斜，有限责任公司商机无限，变数无限，圈套无限！你别笑，在别人眼里，那是法律，在我眼的里，那是圈套！你说我亵渎法律，我也认了，我张民济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你又不是不知道。”
张民济坦诚直言。所谓酒后吐真言，可惜我以为他喝多了，对他的话并不在意。
张民济做事圆滑，但对我却十分憨厚。有些事我终生难忘。有一天，张民济说：“我今天值班，货款我给你多付些。以往肖经理难说话，我都看不下去，但是，我不好说话！我把事交给人家了！”
2000年年末的一天早晨，风和日丽。我去了，张民济笑嘻嘻地说：“我刚刚结婚。我每次结婚，我外甥都挡哩，他跟我时间长了。这次刘方出差，也没有人挡我了！”
我笑着说：“那你可不能逮住机会光结婚呀！英国作家毛姆说过：‘结婚是件好事，但我认为，要把它形成一种习惯那就不对了。’！”
“将来你会为你的话而感到后悔的！”张民济说着，非要拉着我喝两盅。酒刚满上，批发部一个娥眉惑人，青丝垂肩，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孩来交款。我知道这个女孩叫高丽娟。那天，女孩有些着急地说：“你快一点！”
张民济说：“你日火啥哩？”
“我就日火了！”女孩嗔怒中，不知道有几分傲气，几分撒娇？
张民济慢声慢气地说：“你——日——火——！我——不——日——火——！”
我觉得有点滑稽，想笑，但又不好意思笑出声来，实在憋得难受，我就讲了一个笑话。我一边讲，一边把憋在心里的笑意释放出来。我说：“有一天，我到电焊门市补锅，接活时小伙子讲好价钱。补好以后，那小伙子往锅里倒了一桶水，试验补住了没有，结果，水漏光了。那小伙子说：‘叔，要补的锅不漏水，你要加钱哩！’我问他：‘那漏水的锅多少钱？不漏水的锅多少钱？’小伙子被问得噎住了，脸红得像鸡冠似的，低着的头，一直不敢抬起来……”
审理本案的，是两位年轻的女法官。我看见叫李静的，单眼皮，腰身苗条，脸蛋红得跟苹果一样。
李静说：“不是都告诉你了？”
“记者是否可以旁听？”
“可以，要办手续！”她微微思索了一下，说：“领记者，小心他们打你！”
“他们也敢在法院撒野吗？”
李静默默不语。
我觉得李静的话，像《资本论》那样深奥难懂。
开庭那天，我和肖云飞记者一块儿来到法院。肖记者到七楼院长办公室去了，我直接到三楼民事庭。李静接到办公室电话后，气得脸像火烧一样通红通红。她挺身走到我身边，半嗔半喜地说：“你还弄来个记者？”
张民济没有来。他的律师李青青来了。不知和李静说些什么。肖云飞进屋后，李青青急忙递上名片。肖记者装作没看见，把脸迈了过去，远远地坐在一边。
我赶忙走过去，说：“那是龙门公司的律师！”
肖记者说：“我也看出来了，我向来不跟律师打交道！”
场面有点儿尴尬。
李青青生得圆脸膛儿，大眼睛，四十岁的样子。他忽然说：“我另有急事，先走一步，失陪了！”
李静随后说：“今天不开庭了！”
又一次开庭，李静说：“今天庭外调解，你们谈！”
李青青正和飞达公司薛经理谈事。薛经理急不可耐地说：“龙门公司欠我们210万，你要我们吃多大的亏？才能解决？”
“这个问题只有张总自己能够回答。”
“我见不上张总，能见到人也好办。”
薛经理走时，我迎上去，说：“你看着熟的很，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薛经理伸出手来说：“在龙门公司，我们经常碰面！”
我看见李青青朝我点头，但不明白他是和我打招呼哩，还是不情愿我和薛经理深谈。
李青青说：“张总对你有意见。他说：‘我叫他等两个星期，他都不等！我把货给他，把买主给他找好，叫他拿钱，他都不干！’你最好和他沟通一下。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笑不说话的人，别为钱伤了弟兄们的情分。”
“我见不上他。”
“你原来在哪里见他，现在还到哪里见他。给他打手机。”
“手机打不通。”
“你要整天不停地拨。”
我对两位女法官说：“不要再绕弯子转圈子了，开庭吧。”
李静说：“今天就到这里。”
“又不开庭了？”
“你照他说的去做。”
龙门公司人去楼空。手机拨不通。在夕阳中，我站在昔日曾经使自己情绪亢奋的地方，重温旧梦，往事如烟。
法院两度开庭，都没结果，法官还要自己照律师说的去做。这一切，会不会是鬼推磨？张民济没有出庭，又似乎遥控着一切……
我心里浮起了一缕淡淡的愁云。
恐怕再没有比本案更简短的开庭了。也没有去审判庭，四个人围坐在李静的办公桌前。一个女法官说：“你把诉状念一下。”
李静笑得前仰后合，说：“你就别念了，你光说你有什么要求？”
我说：“我要求判快一点。”
李青青满不在乎地说：“只有十万，我过来了捎上。”
后来，有一天李静突然驱车造访，实在让我感到意外。姑娘迟早见人带笑，这次远道而来，愁容满面，凄凄惶惶，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指着一个驼背老汉说：“他是我舅，家住大理村。他和他兄弟赵银贵原本同住一个院子，东西两排一砖到顶的厦子房，两家人你东他西，各占一半。50多年都相安无事。去年，他兄弟突然说全院的房屋都是他的。他仗着女婿当村长，掌握着给市里干部划卖庄基地的特权，一张诉状，把我舅告上了法庭。我气愤不平的，我所工作的法院，竟以一张真假难辨死无对证的60年以前的分书，把我舅居住56年的房屋判给他兄弟赵银贵。法官离奇的判决，还真应了那句古话：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为了求得法律的公正，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上诉上，但是，中院最终却维持了原判。再有二十天，法院就要执行了，我舅一家人就要被驱赶出家！我舅唯一的儿子，要以死相抗，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事情十万火急。”
我非常困惑。他说：“你应当向高院申诉，我一个平民百姓，纵使万般同情，又能帮你些什么忙咧！”
李静说：“咱们国家的法律是两审制，官司到中院就到头了。省高院接受申诉，相当困难。你想，一个审判长求助于诉讼者，大猛儿也是万般无奈了。我想媒体曝光，请你找肖记者。那天没开庭，也不单纯怪我，领导也有那个意思，希望肖记者大人不见小人过，包容小人，见义相助！”
我说：“我的确无能为力，但是，你大老远地来了，又这么恳切，我试一试，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一办不成，你也不要抱怨！”
李静的舅叫赵俊民，六十多岁，一双大眼睛，燃烧着希望的火焰。满脸纵横的皱纹，刻着他一生的艰辛和沧桑。
我随车到赵俊民家里。一个长得漂亮的高个女孩，跑前跑后招呼。老汉的儿子，三十多岁，躺在床上，没有一点精神。客人来了，也懒得起来，只是说：“他们敢执行，我就死给他们看！”
赵俊民说：“我一个叔伯兄弟叫赵长生，在天喜区法院当副院长！”
我说：“那你这副院长兄弟，就不能帮你打赢官司吗？”
赵俊民就唉唉地直叹息，说：“人家跟原告被告都沾亲带故，顺了哥情失嫂意，得罪谁呀？”我作了一些调查，以赵俊民的名义，撰写了一份稿件，省报内参很快就刊登了，报社要求龙门市记者站肖记者和法院交涉。
执行一天天逼近，眼看就要到了。赵俊民一家人慌恐万状。可肖记者却迟迟不动。人说：应人事小，误人事大。我急得头上都要长犄角了，三天两头儿往记者站跑，可肖记者还躲着不见我。在电话中，肖记者还气我：“人家李静都不急，你急什么？”
我心里很不好受。我感到肖记者是个鸡肠肚子婆娘见识的小人。
明天，法院就要执行了，法院把执行布告都堂而皇之地贴到赵俊民的家门口了。我彻底失望了。这几天，寻不着肖记者，把他急得打转转儿，今天我再也不找肖记者了，百无聊赖地倒在旅社床上，蒙头大睡。但是，电话却意外地响起来了。打电话的正是肖记者，他要我和赵俊民火速赶到记者站。他俩一到，肖记者二话没说，就叫我们上车，直到小车停下来，我才看见肖记者已到了市中级法院门口。
肖记者直接找院长，他也不让通报，在法院大院里，大声直呼院长的名字：“张开会！张开会！”
张开会院长慌忙从会议室出来，他这个一院之长，在院里被人吆喝着姓名，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他的确被吓着咧！来人气宇轩昂，威严的仪表，更让他吃惊：“你——！”
“我是省报记者站的！我们刚接到内参，你们把人家居住五十六年的房屋判给了别人！”肖记者说着，拿出了内参。
张院长看了一下内参，说：“我错了我改！”
“你不是明天就执行吗？”
“我马上打电话，叫他们停止执行！”
这么痛快，这么神奇！
2002年3月，天喜区法院裁定被告龙门公司支付我十万货款及利息。同年7月，我申请执行。2003年元月，法院以被告龙门公司下落不明为由中止执行。
我找铁院长。但是，铁院长在省委党校学习。赵副院长暂时主持法院工作。我看见骨瘦如柴的赵长生，像副木头架子。我说：“龙门酒楼，七千多万，难道张民济跑了？我不信他连酒楼也不要了。”
“酒楼早就卖了！”
“我不相信！我要在酒楼守株待兔！”
“卖了就卖了！法院还掌握不了这个了？”
我看见赵副院长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公司法》。心里想书少不了是张民济送的。赵副院长说：“你告的是龙门公司，又不是告的张民济，张民济再有钱，我们也不可能执行张民济去！”
赵副院长的话，刻在了我的心里。
事有凑巧，物有偶然。有一天，在执二庭，我奇迹般地看见张民济正和一个执行法官胡吹冒撂。猛然一见，我看见张民济似乎有点高兴的样子。半年不见，他变化不小，原来白净而丰满的脸，似乎小了一圈，满脸拉拉茬茬的胡须，早该刮了，却没有刮。我觉得他苍老了不少。
我说：“这真是冤家路窄！怎么遇到了你？”
张民济一边把一本书往皮包里塞，一边笑着说：“一味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还带着《公司法》？”
“是啊！我的公司没了，《公司法》可是我的护身符啊！”
停了一会儿，张民济抱怨地说：“你那十万，不是啥问题！本来，早就解决了。我叫你等一个星期，你都不等！好像我给你耍花招、使圈套、做手脚似的。看你弄到法院，半年都过去了，还是半天云里打凉伞，没着落。”
“法院执行不了，那还都不是因为你！”
“那你可冤枉了我！我张民济对别人坑蒙拐骗、偷天换日，但是，对你可是肝胆相照、推心置腹！我要亏就亏国营大厂的，你那点钱，‘不吃羊肉空惹一身骚，我划不来！”
“张总的意思，不付给我货款，反倒是我的错？”
“是不是你的错，你自己想去！我过去经常给手下的人讲：‘我的货，赔钱也要卖’！卖你的货不赚钱，纯属给朋友帮忙。”
“我的货你们年年降价，降到最后，我也只能包本。秦岭墨水成了你们吸引客商的牺牲品。”
“什么叫好心没有好报？这就叫好心没有好报。”
我没有作声。我想让法院的同志和张民济说。我到执一庭找负责执行他案子的法官，但是，赵钱不在；我就敲开了执一庭张庭长的门，我急得喘不过气来，等我大猛儿说明了事情的原委，长得威武高大的张庭长就起身走进了执二庭，说：“哪一位是张民济？”
“我！”
“请跟我来。”
在庭长办公室，张民济抢先说道：“他那点钱，不是大问题！我叫他等一个星期，他都不等，我们以前是好朋友！”
张庭长说：“这点钱也不多，你就给老汉算了。顶账的话，你的货还要评估，本来20元的货，只能评10元。另外，评估费也不少。拍卖你更吃亏！”
张民济说：“我让律师明天来处理。”
张庭长记了联系电话，张民济又回到执二庭，继续与那法官闲谈。
“把张民济堵在法院，还了债，再放他走。”这突如其来的念头，让我兴奋了一阵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又犹豫起来：“你为什么一看见张民济就要自己动手呢？你的法律意识和理智跑到那里去了？限制人家自由，不是侵犯人权又是什么呢？”想到这里，我严厉地警告自己：“赶快走开！不可鲁莽行事，事情交给了法院，就要听从法院的处理哩！”第二天，我和李青青谈判，赵钱一声不吭。我最讨厌的就是虚伪。我也无心与李青青争辩，巴不得快点结束。不过，我一直双目如锥似的盯着李青青，我想从对方的表演中，找出更多的破绽。
李青青说：“龙门公司是个破产公司。墙倒众人推，谁都可以告它，我今天又接到20个案子。一开始，我就对你说了，他没有钱，只能顶账。你要钱，没有！要货，咱们写个协议，我领你库房拿货，你看上啥货拿啥货。再往后，你连货也拿不上咧！你是个明白人，我的话说到这份上，你应该知道咧。”
我语气刚毅地说：“我决不要货，要下一堆垃圾我也没地方放！”
赵钱是个黑胖子，戴幅近视眼镜。一句话也不说，他让双方在记录上签了字，就结束了。
在法院门口，我被一个厂代表拦住。那人缩头缩脑的，一点也不展脱。他说：“龙门公司欠我万把块钱，诉讼费要一千多，我不想诉讼了，打电话，他们反而昧良心赖账，干脆说不欠我钱了！”
群众是一盘散沙。我最初想联合起来上告的念头难以实现。我遇到放弃诉讼的货主不少，但是，除了无言面对，我又能说什么呢？
回厂后，我把这期间的悲欢离合、波谲云诡的经历反复回味。我深思熟虑，笔走龙蛇，写了一封感天动地的信，呈寄龙门市最高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