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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丹青担任乡党委书记的2000年10月，三哥的大儿子晓辉在再三要求王丹青为他安排工作，而遭到王丹青的拒绝之后便茫然踏上了到大西北打工的征程。
毫不隐瞒地说，在农村生活的三哥的儿子晓辉自从出世以来的19年间，王丹青几乎没有在他面前客气过什么，一来因为他属于晚辈，没有客气的必要；二来他又是不爱学习的"调皮蛋"，想客气也客气不起来。
前年秋，可能是由于他把王丹青这个在基层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四爹当作他实现人生转折的"救世主"的缘故，用乞求的目光和天真的想法，向王丹青提出了给他找一份固定工作的请求。王丹青说，我历来主张"自立成人"，依赖包括我在内的人，实际上是懒惰的表现。一番简单的对话之后，他带着"重创"的心灵和靠卖药草赚的三十元钱，一气之下到河南去学做"打被套"的生意去了。
去年春节，王丹青和妻子带着女儿回乡下过年时，见他身穿一套崭新的西装，两耳夹着"随身听"，在喷了摩丝而且是梳理顺顺当当的“三七开”发型和一双铮亮的牛皮鞋的衬托下，充满着特有的青春气息和浪漫色彩。在这一次的整个相聚过程中，他跟王丹青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之后，再也没有其他语言上的交流。王丹青想，他之所以如此冷漠地对待，绝对是由于侄儿的请求被他断然拒绝后所造成的"感情阴影"还没有消除的原因。此后，王丹青心里一直有愧于自己的侄儿，因为亲情关系出现了裂缝，犹如一块难以摆脱的"心病"始终困扰在他的心头。
那天天刚拂晓，清脆悦耳的电话铃声把王丹青从睡梦中惊醒，他起身接听电话，没料到里面传来的竟然是侄儿的声音：
"四爹，我是晓辉，刚才下班，用磁卡打的电话，你们和妹妹都还好吗？"
王丹青说："都很好，你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他说："我还是在河南学'打被套'，老板每月管吃管住，给200元的工钱，到年底，我起码能带2000元给我爹妈。"
王丹青说："我现在虽然是'公鸡头上一块肉，大小是个冠，但为难之处很多，没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对我一定要理解、支持，千万不能见怪。"
他说："我现在想通了，到外面闯荡能够锻炼自己，我一点也不见怪了。其实老板对我还好，去年春节我穿的那套西服和用的那部‘随身听’就是用老板发的年终奖买的，你们不要牵挂。另外请你把在新疆工作的大姑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以后有时间好给他们打电话。我现在一人在外，在没有时间和你们见面而又感受到孤独的时候，在电话里说点心里话是最好的办法。"
此刻，王丹青没有丝毫怠慢地给他提供了电话号码，然后很不情愿地结束了他们的通话。在和侄儿通话的过程中，他们虽然彼此都在淌着热泪，都有着各自的"心酸"，但是他们都没有怪罪生命，都在为了不辜负生命而释放着自己的人生光彩。在放下电话的那一瞬间，王丹青意识到了远方打工的侄儿已经具备了独立的人格。王丹青告诉妻子，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尊重他，并且要重新认识他。妻子不解地问为什么，王丹青说，打工的侄儿现在已经长大了。
七八年的变化真大，侄儿后来又辗转到新疆乌鲁木齐一家饭店打工，从一位传菜生登上了现在的经理宝座，并有幸和一位来自陕西的打工妹结为百年之好。
王丹青的祖辈乃至现在的兄嫂均为地道的农民。父母早逝以后，他们承担起养育王丹青的生活重担。昨日侄媳受侄儿之托，专程回到乡下老家接王丹青三嫂去乌鲁木齐，说他们在那里为她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三嫂明天就要出发了，王丹青必须到车站送她。因为，他欠他们的太多。
王丹青是从这个家族走出来的唯一的一位九品乡官。在他们面前，为了不辱这份党和人民寄予厚望的工作和事业，他什么也没有帮他们办过。
王丹青曾经坦诚地告诉过他们：“我前头没有拽的，后面没有推的，左右没有护的，我只有依靠自己管理自己。别人为他的七大姑八大姨、侄男侄女安排工作，是因为人家有后台、有关系，有智谋，所以人家不会犯错误，即便是犯了错误，也有人马上出来替他们遮挡。而我犯的错误，你们只能站在旁边看水流舟，顺便说上一句“哟呵”，除此之外，爱莫能助。所以请你们把我当作仍然在农村劳动一样，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们，你们什么也别麻烦我。”
这些话说是在坦诚地告诉他们，实际上是王丹青在央求他们。好在他们从不理解中走了出来，对他没有多的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