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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青叫司机把车停下，走下车来，独自站在那个鸡鸣闻三县的那个鸡冠石旁的那座在全省腾空度最高的大桥上，联想起那天晚上他带领同志们在这里通宵达旦地拦截蚕茧贩子的情景，顿时让他心痛鼻酸起来。因为在这之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深刻内涵，恐怕对施家桥子人来说理解得最透彻不过了。作为植桑的老区，施家桥子的整体水平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是由于这里的蚕茧质地上乘，无与伦比，从而人为地导致了年复一年的“蚕茧大战”。往年外流的蚕茧，都是因为贩子们强买强卖，敲诈勒索而引起的。然后经过他们的非法手段，在低价套购，高价贩卖的黑暗背景下，使当地的税收和百姓收入受到严重流失。那天，他和乡里的几位领导同志商量之后，决定设几道卡子，以切断贩子们贩运蚕茧的必经之路，树立政府“说管就管，管就管住”的声誉和形象。于是一声令下，同志们“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在各自的哨卡上风餐露宿，昼夜巡逻……
不几天，大家的眼睛红了，胡子长了，身子疲了，一副惨白的面孔，一团糟的头发，使任何一个血肉之躯见了都会顿时产生几分难以遏制的怜悯和心酸。听说之后，王丹青原计划只是看看一线的同志们后来总觉得有些于心不忍，干脆临时动议陪大家共同干一夜，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示范行动，使同志们真正受到精神上的慰藉。咋办呢？山里的百姓也好，干部也罢，就是一个“苦”字，一无金钱可发，二无物质奖励，剩下的只有做点思想政治工作、搞点感情投入了。在夜幕降临后的守候过程中，他尽量给同志们谈一些幽默典故，其中有文明浪漫的，同时也不乏低级趣味的，意在增加一些笑料，消除同志们过度的疲劳……
时至凌晨三点左右，同志们似乎明白了他的用意，异口同声地劝他去躺一会，说是有什么情况及时向他报告。无奈之际，他只好从之，极不情愿地躺在地铺上享受着这种“特殊”的待遇。说不情愿，倒不是什么条件的简陋和蚊虫“虐待”，而是复杂思绪的缠绕和责任与压力的碰撞，使人难以安眠。算了，既然领了同志们的情，哪怕是朦朦胧胧的，睡就睡一会儿吧！
黎明时分，还未等到雄鸡报晓，王丹青便起床独自在这座大桥上不停地来回踱步，思来想去，总觉得他的事业和他的命运与施家桥子大地紧紧地连在一起。此时此刻的心情仍然同往常一样，所不同的是，今天站在两山之间的大桥上，越发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脚下道路的艰难。尽管这样，他没有丝毫的悲伤和痛苦，也没有丝毫的责怪和埋怨，惟有朴素的情感和虔诚的心灵驱使他祈祷上帝：让他和施家桥子人民好好干吧，多则二三年，“美酒加咖啡，牛奶加面包”的幸福生活一定会向他们走来……
他久久地站在那里，一起和他在这里守茧子的教管会主任刘孝本似乎明白了他的心，他来到他身边，用那知识分子特有的口气，十分理解而又装作不懂地问他：“乡长，你在想什么呀？”
他，没有回答，只是拍了一下他肩膀，然后一起回到了哨卡……
这一夜，他们没有发现猎物，算是出了一口长气……
现在，王丹青就要离开施家桥子这个地方了，回望4年前的这个经历，他深切感到行政干预与市场逻辑的错位之痛。
在施家桥子“蚕茧大战”的治理实践中，政府以“保税收、护秩序”之名实施拦截管控，最终导致了民心的流失。这场失败的管理方式，至少暴露基层政府在市场经济语境下的认知误区与行动偏差。
他认识到了决策的错误性。一是将“市场乱象”与“市场流通”混为一谈，错把“堵截”当“治理”。政府意识到蚕茧贩子强买强卖、偷税漏税的问题，却选择用行政手段阻断正常流通。这种“一刀切”的管控方式，本质是用计划经济思维应对市场经济矛盾——当市场出现价格扭曲、交易失序时，正确的路径应是完善监管规则、培育市场主体，而非直接切断交易链条。正如堵截溪水虽能暂时止水，却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最终导致资源枯竭。二是将“税收目标”凌驾于“市场活力”之上，陷入“短期利益”的治理陷阱。政府拦截蚕茧的核心动机是保障税收，却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只有市场充分流通、产业健康发展，才能形成税收增长的良性循环。当行政力量强行压低茧价、限制交易，表面上“留住”了税源，实则迫使农户改种他物，导致产业规模萎缩。数据显示，施家桥子在管控期间，蚕茧产量下降30%，税收总量反而低于放开市场后的水平，印证了“竭泽而渔”的治理悖论。三是将“行政强制”替代“制度建设”，暴露治理能力的结构性缺陷。干部们“风餐露宿守卡子”的奉献精神值得肯定，但这种运动式治理暴露出制度供给的缺位。政府未能建立公平的价格机制、规范的交易平台，以及对违法行为的长效监管体系，而是依赖“人盯人”的原始管控。这种治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且极易引发干群矛盾——当农户的交易自由被剥夺，政府公信力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也随之打了折扣。
更深层的反思在于，基层政府尚未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职责应是制定规则、维护公平、提供服务，而非直接介入交易环节。施家桥子的教训表明，唯有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茧价指导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物流体系，才能让市场活力与政府监管形成合力。
这场“蚕茧大战”不仅是经济治理的失败案例，更是一堂深刻的改革课。它警示基层工作的领导者，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政府必须摆脱“全能管控”的惯性思维，以制度创新替代行政强制，以服务意识取代权力本位。唯有如此，才能在维护市场秩序与激发经济活力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公共利益与市场效率的互利双赢。
为王丹青送行的车子走在那条颠簸崎岖的千米之高的公路回头线上，眼看再过两个多小时，就要回到城区，从此结束和妻子女儿的离别之苦了，使他又想起了每逢女儿过生时，他所欠下的感情债务，因为屈指算来，他已是六年头没有在女儿的生日那天与女儿同乐了。每每想起这些，总像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在心底，那无奈的思绪和愧疚的感觉，只好在康西之巅将电话情思放飞于城区，然后飘落在属于他们共同的港湾。
记得那年春节刚过，拿着委任状到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比王丹青年幼三十三岁的女儿方才两岁有余。当时，幼小的思维虽然无法知晓她父亲远行的缘由，但是她却本能的意识到这是一种骨肉的分离，所以在第一次分离到后来多次相聚多次分离的过程中，她只好用哭声进行真诚的挽留，极不情愿地看到分离的重复和相聚的结束。耳闻这种哭声，世上任何一位慈祥的父亲都不会也不可能在这种令人心酸的情形面前麻木不仁地拂袖而去。
最使人难受和最带有“欺骗性”的是那年九月的一天，妻子提前打来电话特意提醒他要在女儿生日的那一天亲手为女儿点燃蜡烛，然后在《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切开蛋糕，幸福地欢度女儿的五周岁生日。殊不知，一位对康西之巅有特殊贡献的本籍领导同志的生日与女儿的生日同为一日，得知此事，王丹青当然要把抓大放小当为上策。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恐怕再过十年、八年也离不开外援来支撑财政的运转。那天，妻子再次来电问他是否回家，他明知难于实践诺言而又违心地许下诺言：“今天一定回来……”
俗话说“赚钱的祝米，贴钱的生”。那天上午，他和乡长厚着脸皮，两手空空地乘车前往自治州，美其名曰地为某领导祝寿，饭后茶余，返回城区已是当晚九时。此时，王丹青自知理亏，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只见饭桌上放着一块专门为他留着的蛋糕，妻子抱着熟睡的女儿在隐隐的灯光下困倦地哼着《摇篮曲》，期盼着他的归来……
也许是王丹青太累了，也许是他不愿过多的再追忆下去了，他叫司机打开音乐，微闭着双眼，暂时忘却一下今后将会令他魂牵梦绕的施家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