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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
雨是从七天前开始下的。
起初是淅淅沥沥的梅雨，落在松花江面上连个涟漪都看不见。老桥头修鞋的张大爷抽着烟说：“这雨不对劲，粘稠得很，像要把天地都糊在一起。”没人把他的话当真，直到第三天，雨丝变成了雨鞭，抽得江面起了白沫。
第八天，哈尔滨已经泡在水里。
东江桥头，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在风雨中鼓荡如肺叶。帐篷是深绿色的，帆布被雨水浸成墨黑，四角用缆绳拴着沙袋，沙袋上又压着石头——即便如此，帐篷仍在风中发出“噗噗”的闷响，像一头被拴住的兽在喘息。
李建国掀开帐篷门帘时，一股混杂的气味扑出来：烟草的辛辣、汗水的酸馊、雨水浸透帆布的霉味，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金属锈蚀气息——那是从老桥钢梁上飘下来的，八十年的钢铁在饱和湿度里缓慢氧化的味道。
帐篷里挤了十几号人。靠东墙摆着三张折叠桌，拼成指挥台，上面摊着地图、图纸、对讲机，还有两个搪瓷缸子，缸壁上积着深褐色的茶垢。水利局的老赵戴着老花镜，正用红色铅笔在水文图上画曲线，他的手在抖，不是害怕，是连续四十八小时没合眼的生理反应。
“建国来了！”有人喊了一声。
帐篷里的人都抬起头。李建国三十六岁，在铁路工务段干了十几年，管的就是这座桥的日常养护。他个子不高，但肩膀宽厚，是常年扛枕木、抬钢轨练出来的。此刻他穿着橘黄色的防汛雨衣，雨衣下摆还在滴水，在泥地上洇开一圈深色。
“3号墩的数据。”李建国把一沓湿漉漉的记录纸拍在桌上，纸张边缘已经被水泡得发软，“每分钟都在恶化。”
老赵接过记录纸，老花镜滑到鼻尖。他看了半晌，抬起头时，眼白里爬满血丝：“流速3.2米/秒，还在涨。声呐回波……这什么情况？”
“空洞特征。”李建国指着图纸上的一处波形，“护底板下面的卵石层被掏空了。水流在基础周围形成了涡漩，像钻头一样往下啃。”
帐篷里安静了一瞬，只剩下雨水敲打帆布的声音。
“能撑多久？”说话的是部队来的王团长，五十多岁，脸上有一道弹片划过的旧疤，从眉骨斜到嘴角。他说话时那道疤会微微发红。
李建国走到帐篷西侧。那里挂着一张老桥的原始结构图——不是晒蓝图，是手工绘制的硫酸纸底图，已经泛黄卷边。图右下角有一行娟秀的钢笔字：“昭和九年六月制图，谢怀瑾”。
那是谢援朝的爷爷画的。
“3号墩。”李建国的手指停在图纸的一个节点上，“沉井加桩基结构。……1934年建造时，江底地质复杂，我祖爷爷他们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沉箱法。沉井下沉到位后，在里面打桩，桩基穿过软土层，锚进下面的硬质粘土。”
他转过身，看着帐篷里的人：“这个设计的弱点，在沉井底板和桩基帽的连接处。当时的铆接工艺有局限性，而且八十年来，江水冲刷、冻融循环、重载列车通过时的震动……连接部位的应力集中区早就出现微裂纹。”
王团长打断他：“说人能听懂的。现在怎么办？”
“抛石。”李建国说，“但只能暂时缓解。水流这么大，抛下去的石头很快就会被冲走。而且如果空洞已经形成，石头填进去，可能会改变水流方向，加剧对相邻基础的冲刷。”
“那到底要不要抛？”老赵的声音有些急。
“要抛。”李建国说，“但必须先知道空洞的具体形态——大小、深度、延伸方向。否则就是盲人摸象。”
帐篷门帘又被掀开，带进一阵风雨。
谢援朝进来了。
谢援朝比李建国小三岁，但看起来更沉稳。他是工程兵出身，参加过引滦入津工程，在水下作业方面是专家。此刻他没穿雨衣，只套了件部队发的作训服，肩章上还别着上尉的衔。作训服已经湿透，紧贴在身上，勾勒出精干的线条。
“水位又涨了7厘米。”谢援朝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午饭有土豆炖白菜”，“上游丰满水库已经开闸泄洪，第二波洪峰预计明早六点到达哈尔滨段。”
他走到桌边，拿起李建国带来的记录纸，快速扫了一眼。他的阅读方式很特别——不是逐行看，而是把纸举到与视线平齐，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数据曲线。
“声呐数据有问题。”谢援朝突然说。
“什么问题？”老赵凑过来。
“你们用的单波束声呐，分辨率不够。”谢援朝从挎包里掏出一张手绘的草图，铺在桌上。草图用铅笔绘制，线条干净利落，旁边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公式，“我昨天用多波束阵列重新扫了一遍。空洞不是规整的，呈漏斗状，北侧深，南侧浅，最深的地方……”
他的手指停在草图的一个点上：“估测2.5米。”
帐篷里响起倒吸凉气的声音。
2.5米的空洞，意味着桥墩基础的三分之一已经悬空。在每秒3米的水流冲击下，这截重达数百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就像一颗被蛀空的牙，随时可能崩断。
“必须下水确认。”谢援朝收起草图，动作很轻，像在收一件易碎品。
“不行。”王团长斩钉截铁，“现在流速超过3米，水下能见度为零，还有上游冲下来的杂物——树干、家具、死牲畜。下水等于送死。”
“我知道。”谢援朝说，“所以我算过时间。明天凌晨四点，水位会有一个短暂平台期，这是天文潮和洪水波叠加的结果。到时流速能降到2.5米以下。”
“那也不行——”
“团长。”谢援朝打断他，声音依然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进木头的钉子，“我是工兵，受过专业水下作业训练。这桥是我爷爷设计的，我父亲养护了三十年，每一个螺栓的位置、每一根钢筋的走向，我都刻在脑子里。”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帐篷里每个人的脸：“更重要的是——如果桥没了，下游道外、太平、香坊三个区，二十多万人的撤离通道就断了一半。上游的物资也下不来。”
帐篷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雨声，还有远处江水的咆哮——那是一种低沉、持续的声音，像巨兽在深夜里磨牙。
李建国看着谢援朝。他太了解这个弟弟了。谢援朝说话时有个习惯：当他下定了某种决心，右手的拇指会无意识地摩挲食指的第二个指节。此刻他正在做这个动作。
“你需要什么？”李建国问。
“潜水装备。部队有MK-V型轻潜设备，我熟悉。”谢援朝说，“还需要一个防水记事板，一支工程铅笔。另外……”
他从作训服的内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东西，拆开，是一个黑色方盒子。
“理光GR1相机。”谢援朝说，“即显胶片。下水拍照，上来就能看，比素描快，也比人脑记忆准。”
王团长盯着那个相机，喉结滚动了一下：“你想在水下……拍照？”
“数据需要可视化。”谢援朝说，“空洞的形态、钢筋的裸露情况、裂纹的走向——这些光靠文字描述不够。一张照片抵得上一千个字。”
老赵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拭镜片。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小谢，你想清楚。这不是演习，也不是训练。下面的情况……谁也不知道。”
“我知道。”谢援朝说，“所以更需要留下记录。万一我上不来，至少数据上来了。”
这句话他说得如此自然，像在说“万一下雨，记得收衣服”。帐篷里没有人接话。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得巨大，密集的雨点砸在帆布上，发出战鼓般的轰鸣。
李建国走到谢援朝面前。两人对视了几秒。没有拥抱，没有拍肩膀，没有那些电视剧里浮夸的兄弟情深。李建国只是伸出手，接过那个相机，掂了掂分量。
“防水测试过吗？”他问。
“三层防水袋，加硅胶密封圈。”谢援朝说，“理论上能在30米水深坚持半小时。”
“实际呢？”
“不知道。”谢援朝笑了，笑容里有种技术人员的坦率，“第一次在实战条件下用。”
李建国也笑了，那笑容很短促，像火柴划亮又熄灭。他把相机还给谢援朝：“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让抢险队待命。”谢援朝说，“一旦我摸清情况，确定加固方案，需要立刻行动。洪峰不等人。”
王团长终于点了点头，动作很沉重，像脖颈上压着看不见的重物：“装备我去协调。你需要几个人配合？”
“一个信号员，在岸上拉信号绳。一个应急小组，随时准备救援。”谢援朝说，“其他人都撤到安全距离。如果桥墩真出问题，坍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你爹知道吗？”老赵突然问。
谢援朝沉默了几秒：“还不知道。等……等确定了方案再说。”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再说”的意思就是“不说”。谢楠今年六十五了，有高血压，心脏还搭过桥。告诉他儿子要冒死下水勘察，等于要他的命。
“那就这么定。”王团长拍板，“凌晨三点半集合，四点下水。李工，你负责技术方案；老赵，你盯水文数据；我协调部队。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说话。
帐篷外的雨还在下。江水在黑暗中上涨，一寸一寸，像时间本身在爬升。李建国走到帐篷门边，掀开一条缝。外面是浓得化不开的黑，只有远处桥上的几盏应急灯，在雨幕中晕开昏黄的光圈，像垂死之人的眼。
他看着那座桥。
八十四年了。它经历过战争——1945年，爷爷李守仁和谢怀瑾用技术保住了它的根基；经历过洪水——1957年，父亲李振江和谢楠在洪水中抢修了七天七夜；经历过重载列车的碾压、冻融循环的摧残、时间无情的锈蚀。
现在，轮到他了。
不，是轮到谢援朝。
李建国放下门帘，转过身。谢援朝正在整理装备，他把相机重新包好，检查记事板的防水性能，调试工程铅笔——那种笔可以在湿纸上写字，笔迹不会晕开。他的动作有条不紊，像一个外科医生在准备手术。
“援朝。”李建国叫了一声。
谢援朝抬起头。
“一定要回来。”李建国说，“数据重要，但你更重要。”
谢援朝看着他，看了很久。帐篷里的灯光是昏黄的，在他脸上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那一刻，李建国突然发现，这个从小跟在他屁股后面跑的弟弟，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纹路。时间啊，时间。
“哥。”谢援朝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俩在桥上数火车吗？”
李建国愣了一下，点头：“记得。你每次都数错。”
“那是因为你老捣乱。”谢援朝笑了，“但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83年夏天。咱俩坐在铁路桥的人行道上，脚悬在江面上晃悠。你指着桥墩说：‘这下面有秘密。’”
“我说什么秘密。”
“你说：‘爷爷他们建桥的时候，在每个桥墩的基础里，都埋了一块铸铁铭牌。上面刻着所有中国工匠的名字。’”
李建国想起来了。那是一个傍晚，夕阳把江面染成血红色。两个半大孩子坐在八十米高的桥上，风吹得衣衫猎猎作响。他说了那个故事——其实不是故事，是真的。1934年建桥时，日本监工不允许中国工匠留名，爷爷李守仁和十几个老工匠，偷偷铸了一批铭牌，在浇筑混凝土时，把铭牌埋进了基础深处。
“你说：‘那些名字会一直在下面，只要桥不倒，名字就不会消失。’”谢援朝的声音很轻，像在回忆一个遥远的梦，“那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什么地方。”
他顿了顿，目光穿过帐篷，看向看不见的桥：“现在机会来了。”
李建国感到喉咙发紧。他想说什么，但所有的话都堵在胸口，变成一团滚烫的硬块。
“我会回来的。”谢援朝说，这次不是对李建国，是对所有人，“因为我得把数据带上来。因为我得告诉大家，基础里的铭牌还在不在。”
他背上装备包，走向帐篷门口。在掀开门帘前，他回头看了一眼。
那一眼，李建国记了一辈子。
****
指挥部旁边的军用卡车，成了临时的避风港。
这是一辆老解放CA10，驾驶室里的座椅皮革已经龟裂，露出黄色的海绵。车窗玻璃上贴着“防汛专用”的纸条，纸条被雨水浸湿，字迹洇成蓝色的墨团。
谢援朝拉开车门时，李建国已经在里面了。他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捏着半瓶白酒——是部队配发的战备酒，65度，装在一个扁平的军绿色铝壶里。
“哪来的？”谢援朝坐进驾驶座，关上门。驾驶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外面的风雨声被隔绝，变成模糊的背景音。
“王团长给的。”李建国拧开壶盖，仰头灌了一口。酒很烈，像一道火线从喉咙烧到胃里，“他说，暖暖身子。”
谢援朝接过酒壶，也喝了一口。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听着雨点敲打车顶的“咚咚”声，像有什么东西在外面急切地敲门。
过了很久，李建国说：“其实还有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等洪水退了，用工程船，用水下机器人……”
“时间不够。”谢援朝打断他，“第二波洪峰明早六点到。如果3号墩的基础已经悬空，在洪峰冲击下，它撑不到明天中午。”
“那也不一定非要你去。”李建国说，“部队有的是潜水员。”
“但他们不懂桥。”谢援朝转过身，看着李建国。驾驶室里没有灯，只有仪表盘上几个微弱的绿色荧光，像深海里的鱼眼睛，“哥，你比我更清楚。水下勘察不是下去拍几张照片那么简单。你得知道你在看什么——哪根钢筋是主筋，哪道裂纹是危险的，哪个部位是关键传力点。”
他从怀里掏出那张手绘的草图，借着仪表盘的微光展开。图纸上的线条在荧光中泛着淡淡的青白色，像骨骼的X光片。
“你看这里。”他的手指点在沉井与桩基帽的连接处，“设计上，这里是‘T’型刚接。但实际施工时，因为沉井下沉有偏差，东侧的连接出现了3厘米的错位。爷爷当年在施工日志里记了这件事。”
李建国凑近看。图纸的空白处，确实有一行小字备注：“昭和九年十月七日，3号墩沉井东偏3cm，经与日方监理山田一郎协商，采用加焊钢板补强处理。谢怀瑾。”
“这种细节，外人不知道。”谢援朝说，“就算下去了，看到了，也不知道它的意义。但我一看就知道——如果破坏发生在这个区域，整个墩子的稳定性会下降40%。”
李建国沉默了。他知道谢援朝说得对。桥梁工程就是这样，图纸上画得再完美，实际建造时总有千差万别。那些偏差、那些补救措施、那些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暗伤”，全都藏在混凝土里，藏在钢梁的接缝里，藏在岁月的褶皱里。
而谢家三代人，用八十四年的时间，记住了这座桥所有的秘密。
“你还记得爸怎么说的吗？”谢援朝收起图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内袋，“他说，桥是有生命的。它会呼吸——热胀冷缩；它会说话——每次列车通过，钢梁的震动就是它的语言；它也会生病——裂纹、锈蚀、基础冲刷。”
“爸还说，”李建国接上话，“治桥如治病，要望闻问切。望其形，闻其声，问其史，切其脉。”
两人都笑了。那是谢楠的口头禅，小时候听烦了，现在想起来，每个字都沉甸甸的。
“所以这次，”谢援朝说，“我就是去‘切脉’的。桥在喊疼，我得知道它疼在哪里，为什么疼。”
李建国又灌了一口酒。酒已经不那么烈了，或者说是他的喉咙麻木了。“你打算怎么跟秀英说？”
“还没想好。”谢援朝的声音低了下去，“也许……先不说。等回来了，再告诉她我去干了件大事。”
“要是回不来呢？”
问题很残忍，但必须问。这是工程人员的思维习惯——做最坏的打算，准备最好的方案。
谢援朝沉默了很久。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汇成水流，一道道蜿蜒而下，像眼泪。
“那就告诉她，”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但很清晰，“告诉飞扬，他爸爸去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像他太爷爷在战争年代保护了这座桥，就像他爷爷在洪水里修复了这座桥。现在，轮到爸爸了。”
驾驶室里又安静下来。这一次，安静里有了重量。
李建国从口袋里摸出烟，是哈尔滨牌的，最便宜的那种。他叼上一根，摸打火机，手有点抖，打了三次才点燃。烟雾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混合着皮革、机油和雨水的气息。
“其实我一直想问，”谢援朝突然说，“1945年，爷爷他们是怎么做的？”
李建国吐出一口烟。烟雾在仪表盘的荧光中盘旋，像幽灵。
“我爸只说了一部分。”他说，“那年8月，苏联红军快打过来了，日本人下令炸桥。爷爷和谢爷爷被逼着去安装炸药。”
“然后呢？”
“然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李建国看着窗外，雨幕中，远处桥上的灯光像悬浮的鬼火，“他们把炸药的装药量减到了最低，而且改变了爆破点——从炸桥墩，改成炸桥面。这样桥的根基能保住，战后修复也容易。”
“日本人没发现？”
“发现了。”李建国说，“山田一郎——就是那个日本工程师，他其实知道。但他选择了沉默。战后我爸见过他一次，他说：‘技术没有国界，但技术人员有良心。’”
谢援朝点点头。这个故事他听过很多遍，但每次听，感受都不一样。小时候觉得是传奇，长大了才明白，那是抉择——在忠与义、生与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千钧一发的抉择。
“爷爷他们后来呢？”他问。
“失踪了。”李建国说，“炸桥之后，再也没人见过他们。有人说被日本人灭口了，有人说趁乱跑了，还有人说……他们就在桥里。”
“在桥里？”
“只是传说。”李建国弹掉烟灰，“说他们把名字刻在铭牌上，埋进了桥墩。所以他们的灵魂，就一直守着这座桥。”
谢援朝笑了，笑容里有种奇特的光彩：“那挺好。如果我回不来，我也把名字刻上。这样爷爷、谢爷爷、爸爸、你、我，咱们一家人，就全在这桥里了。”
“别说胡话。”李建国把烟掐灭，烟头在铝制烟灰缸里发出“滋”的一声，“你必须回来。飞扬还小，苏悦还在家等你。还有咱爸——他心脏不好，受不了这个。”
谢援朝不说话了。他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仪表盘的荧光在他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影子，像水波的光。
过了很久，他说：“哥，我有点怕。”
李建国转过头。这是他今晚第一次，听到谢援朝说“怕”。之前的所有对话里，他都是冷静的、专业的、决绝的。但现在，在狭小黑暗的驾驶室里，在酒精和烟雾的包裹中，他终于露出了裂缝。
“怕什么？”李建国问，声音不自觉地放柔了。
“怕水下。”谢援朝依然闭着眼，“黑，冷，什么都看不见。水流的推力像无数只手在拉扯你。有时候会有东西擦过身边——不知道是木头，是鱼，还是别的什么。”
他顿了顿：“更怕的是，如果我判断错了。如果我带上去的数据是错的，如果抢险队按我的方案行动，结果桥还是塌了……那二十万人的撤离通道，就断在我手里。”
李建国伸出手，放在谢援朝的肩膀上。手掌下的肌肉紧绷着，像拉满的弓弦。
“你不会错。”他说，“你是谢援朝。你爷爷设计了这座桥，你父亲养护了这座桥，你研究了这座桥三十年。这座桥的每一根骨头、每一条血管，你都清清楚楚。”
谢援朝睁开眼睛。黑暗中，他的眼睛很亮，像浸在水里的黑曜石。
“万一呢？”他问。
“没有万一。”李建国说，“我相信你。老赵相信你。王团长相信你。所有人都相信你。”
这不是安慰，是事实。在工程技术领域，信任建立在专业和能力之上。而谢援朝的专业和能力，是用三十年时间，一寸一寸积累起来的。
谢援朝坐直身体。刚才那瞬间的脆弱消失了，他又变回了那个冷静的工程师。
“好。”他说，“那我提个要求。”
“说。”
“如果我上不来，”谢援朝一字一顿，“不要立刻告诉秀英。等抢险结束了，等桥保住了，再慢慢说。别让她在最紧张的时候分心。”
李建国感到鼻子一酸。到了这种时候，这个人想的还是别人。
“还有飞扬。”谢援朝继续说，“告诉他，爸爸不是英雄，只是个做了该做的事的普通人。让他好好长大，好好读书。如果……如果他将来还想学桥，别拦着他。但如果他想干别的，也支持他。”
“我会的。”李建国说。
谢援朝从怀里掏出钱包，打开。里面夹着一张照片——三岁的谢飞扬，穿着海军衫，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照片背面有一行字：“1995年夏，松花江畔。”
“这个你拿着。”谢援朝把照片抽出来，递给李建国，“万一……帮我交给飞扬。”
李建国接过照片。照片已经有些旧了，边缘起了毛边。他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贴着心脏的位置。
“还有这个。”谢援朝又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是一幅儿童画——用蜡笔画的，歪歪扭扭的线条，一座桥，桥上有小人，桥下有水，水里有鱼。画纸右上角用拼音写着：“ba ba de qiao”。
“飞扬画的。”谢援朝说，声音里有藏不住的笑意，“他说，这是爸爸修的桥，特别结实，大水冲不垮。”
李建国看着那幅画。幼稚的线条，鲜艳的色彩，和一个孩子全部的信任。他突然明白了谢援朝为什么要去——不仅仅是为了二十万人的撤离通道，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一座历史建筑，更是为了不让这幅画变成谎言。
“我会回来的。”谢援朝又说了一遍，这次像是说给自己听，“为了飞扬，为了秀英，为了这座桥，为了画里那个‘特别结实，大水冲不垮’的承诺。”
他推开车门。风雨立刻灌进来，带着江水的腥味和泥土的涩味。
“走吧。”他说，“时间差不多了。还得检查装备，做最后的技术交底。”
李建国跟着下车。两人并肩走向指挥部帐篷。雨打在脸上，又冷又疼。远处的江面是一片混沌的黑暗，只有江水奔流的声音，永恒地、不知疲倦地响着。
走到帐篷门口时，谢援朝突然停下脚步。
“哥。”他说，“其实我一直羡慕你。”
“羡慕我什么？”
“你有选择。”谢援朝说，“你可以选择修桥，也可以选择不修。但我不一样——我姓谢。从我出生那天起，我的名字就和这座桥绑在一起了。这是我的命，我得认。”
李建国想说什么，但谢援朝已经掀开门帘，走了进去。
帐篷里灯火通明。抢险队员已经集合完毕，潜水装备摆在桌上，信号绳盘成整齐的圈。王团长正在做最后的动员，声音嘶哑但有力：“……同志们，这是一场硬仗。但我们没有退路！身后就是哈尔滨，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
谢援朝走到装备前，开始做最后的检查。他检查潜水服的每个接缝，检查氧气瓶的压力表，检查面罩的密封圈。他的动作专业、精准、一丝不苟，像在准备一次太空行走。
李建国站在一旁看着。他看着弟弟穿上黑色的潜水服，看着王团长把信号绳系在他的腰间，看着老赵把最新的水文数据递给他，看着他把相机和记事板装进防水袋，封口，再套一层，再封口。
凌晨三点五十分，所有准备工作完成。
谢援朝站在帐篷中央，被橘黄色的灯光笼罩。潜水服让他看起来比平时更魁梧，面罩拿在手里，像中世纪骑士的头盔。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王团长问。
谢援朝想了想：“如果我拉一下信号绳，表示正常；拉两下，需要协助；拉三下……紧急上浮。”
“明白。”
“另外，”谢援朝看向李建国，“如果我拍到关键照片，会装在防水袋里，绑在信号绳上。你们可以先把袋子拉上来，不用等我。”
“这不符合安全规程——”
“这是效率。”谢援朝打断王团长，“数据比人重要。如果我真的……上不来，至少数据还在。”
没有人说话。帐篷里只有呼吸声，还有远处江水的咆哮。
凌晨三点五十五分，队伍出发。
一行人沿着江堤走向3号桥墩。雨小了些，但风更大了，吹得人站不稳。应急灯的光束刺破雨幕，在江面上投下晃动的光斑。江水已经涨到离桥面只有不到两米，浑浊的浪头拍打着桥墩，溅起白色的泡沫。
3号桥墩下，临时搭起了作业平台——几块钢板焊在一起，用缆绳固定在桥墩上。平台在风浪中摇晃，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
谢援朝走上平台。江水就在脚下翻涌，离平台边缘只有几十厘米。他回头看了一眼。
李建国站在堤岸上，离他二十米远。隔着雨幕，两人的目光对上了。没有挥手，没有喊话，只是对视。
谢援朝点了点头。
李建国也点了点头。
然后，谢援朝戴上面罩，检查氧气，向信号员比了个手势。信号员开始放绳，一圈，两圈，三圈……
他转身，面对江水。黑暗、寒冷、未知的深渊。
凌晨四点整，谢援朝纵身一跃。
****
水下的世界，和谢援朝预想的不太一样。
不是完全的黑暗。应急灯的光束穿过水面，在水下晕开一片昏黄的光域，像黄昏时分的最后天光。但这光很短命，只能穿透两三米，再往下，就是纯粹的、浓稠的黑暗。
水很冷。虽然是八月，但江底的水温不会超过5度。潜水服有保温层，但寒意还是像针一样，从接缝处刺进来。谢援朝打了个寒颤，调整呼吸——不能太快，太快耗氧；也不能太慢，太慢会二氧化碳中毒。
他拉了一下信号绳：一切正常。
然后开始下潜。
身体被水流包裹着、推搡着。每秒2.5米的水流，听起来不快，但在水下，那力量足以把人像树叶一样卷走。谢援朝必须用力抓住桥墩表面的凸起——那些是八十年来附着在上面的贝壳、水草、铁锈形成的粗糙表面。
他下潜得很慢，一边下潜，一边用头灯扫描周围。灯光所及之处，是混凝土表面密布的裂纹，像老人的皱纹。有些裂纹很细，是温度应力造成的；有些很宽，能塞进手指，那是结构性损伤。
他看到了钢筋。在混凝土剥落的地方，锈蚀的钢筋裸露出来，像白骨从腐肉中伸出。钢筋的锈是分层的——最外层是疏松的红色铁锈，往下是黑色的氧化皮，再往下，才是金属的本色。这意味锈蚀已经深入骨髓。
谢援朝举起相机，拍照。闪光灯在水下爆开，瞬间照亮了一大片区域，然后迅速被黑暗吞噬。即显胶片从相机底部吐出，他用戴着手套的手小心捏住，装进防水袋。
深度计显示：8米。已经到达江底附近。
他摸索着，寻找沉井基础。手触到了混凝土表面——不是垂直的桥墩，是水平的基础底板。他顺着底板边缘移动，头灯的光束在浑水中划出圆锥形的光路。
突然，他的手按空了。
不是一点点空，是一大片空。他整个人向前倾，差点失去平衡。水流在这里变得异常湍急，形成一个漩涡，拉扯着他的身体。
谢援朝稳住身形，把头灯对准那个方向。
空洞。
比他想象的更大、更深。基础底板缺失了一大块，边缘参差不齐，像被巨兽咬了一口。空洞向桥墩下方延伸，深不见底。头灯的光束射进去，被黑暗吞噬，连个反射都没有。
他拉了两下信号绳：需要协助。
然后开始勘察。他沿着空洞边缘移动，用手测量缺失的尺寸，用脚探深度。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空洞边缘的混凝土已经松动，随时可能进一步坍塌。
他看到了钢筋。不是一根两根，是整个钢筋网。在空洞的深处，主筋和分布筋像解剖标本一样裸露出来。有些钢筋已经锈断，断口呈脆性断裂的形态；有些还连着，但表面布满蚀坑，直径只剩原来的一半。
最危险的是，空洞已经延伸到桩基帽的下方。谢援朝趴下来，把头伸进空洞——这个动作很冒险，但他必须看清楚。头灯的光束照进了空洞深处。
他看到了桩基。
混凝土桩，直径80厘米，像巨人的手指插进江底。在桩与沉井底板的连接处，混凝土大面积剥落，钢筋裸露、锈蚀、变形。连接钢板——就是当年他爷爷加焊的那块补强钢板——已经扭曲，焊缝开裂，裂缝里塞满了泥沙。
这是致命伤。
如果连接失效，桩基就无法将荷载传递给地基。整个桥墩就会像踩在棉花上，在洪峰冲击下必然失稳。
谢援朝的心脏狂跳起来。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兴奋——他找到了病根。在工程上，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难。现在他知道桥在哪儿疼了，接下来就是开药方。
他举起相机，连续拍照。闪光灯一次次爆开，把空洞的内部结构定格在胶片上。他拍连接处的细节，拍钢筋的锈蚀情况，拍裂缝的走向。每拍一张，就把胶片装进防水袋。
然后他开始测量。从防水袋里掏出激光测距仪——这是部队的最新装备，能在水下使用。他测量空洞的尺寸：长3.2米，宽2.1米，最深处……测距仪的数字跳动：2.8米。
比声呐数据还要深30厘米。
他继续测量连接处的裂缝宽度：最宽处1.8厘米。这个宽度，意味着连接已经基本失效。
所有数据都被记录在防水记事板上。谢援朝用工程铅笔写字，笔迹在湿纸上依然清晰。他写下尺寸、写下观察、写下初步判断：
“3号墩基础空洞，已危及桩基连接。建议：1. 立即抛填钢笼，填充空洞；2. 桩基帽区域，采用水下灌注环氧砂浆加固；3. 洪水退后，整体修复连接节点。”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看了看潜水表：04:22。
已经在水下22分钟。氧气还剩一半，但体力消耗比预想的大。水流太急，每个动作都要对抗水的阻力。
他拉了一下信号绳：准备上浮。
但就在这时，变故发生了。
先是感觉，然后才是声音。
感觉是水流突然改变方向。原本平稳的（相对而言）水流，突然变得紊乱、狂暴。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上游移动，搅动了整片水域。
然后是声音。在水下，声音传播得比空气快，而且失真。谢援朝听到一种低沉的、持续的轰鸣，像远处有雷声滚滚而来。但这不是雷，是洪水——第二波洪峰的前锋，提前到了。
水流瞬间加速。每秒2.5米变成每秒3.5米，而且还在增加。谢援朝被水流冲得撞在桥墩上，后背狠狠砸在混凝土表面，痛得他眼前发黑。
他死死抓住桥墩的凸起，手指抠进混凝土的裂缝。水流像无数双手，拉扯着他的四肢、他的躯干、他腰间的信号绳。他感觉自己在被五马分尸。
更糟的是，能见度急剧下降。上游冲下来的泥沙、杂物，把江水搅成泥浆。头灯的光束只能穿透半米，再远就是一片混沌的黄褐色。
谢援朝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他是受过训练的工程兵，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恐慌等于死亡。
他先检查装备：氧气还剩40%，潜水服无破损，面罩密封良好。信号绳……信号绳还在，但绷得笔直，说明岸上的人也在用力拉。
他拉了两下信号绳：需要协助。
然后开始准备上浮。按照规程，他应该顺着信号绳，一点一点往上爬。但在这种流速下，那几乎不可能——他会被水流冲得像旗帜一样飘起来。
他决定冒险：先把自己固定在桥墩上，等洪峰过去。
他从工具袋里掏出水下射钉枪——这是用来在混凝土上固定临时支点的工具。瞄准，扣扳机。“砰”的一声闷响，一颗钢钉打进混凝土。他迅速用安全绳把自己挂在钢钉上。
现在，他暂时安全了。
但只是暂时的。洪峰的声音越来越近，那是万吨江水奔涌的咆哮，是自然界最原始的力量展示。谢援朝感到整个桥墩都在震动，混凝土表面传来低频率的震颤，像巨人的心跳。
突然，他听到另一种声音。
“咔嚓——咔嚓——咔嚓——”
很轻微，但很清晰。是混凝土开裂的声音。
他猛地扭头，把头灯对准声音传来的方向——空洞的边缘。在灯光的照射下，他看到裂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延伸。新的裂纹像蛛网一样蔓延，老裂缝在变宽，碎石和混凝土碎屑像下雨一样往下掉。
空洞在扩大。
谢援朝的大脑飞速运转。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洪峰的冲击力，加上空洞导致的应力集中，正在使基础结构发生连锁破坏。就像一个已经蛀空的牙齿，在巨大的咬合力下，终于要崩碎了。
而如果基础失效，整个桥墩就会坍塌。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相邻的桥墩会一个接一个倒下。八十四年的东江桥，会在几分钟内变成一堆废墟。
他必须警告岸上。
他拉信号绳，但水流太大，信号绳已经绷得像琴弦，拉不动了。对讲机在水下无法使用。唯一的办法，是把数据送上去——那些照片、那些测量记录、那些诊断和药方。
他迅速行动。把相机、记事板、测距仪，所有记录了数据的装备，统统塞进同一个防水袋。然后，用安全绳把防水袋牢牢绑在信号绳上。
做完这些，他看了看潜水表：04:33。
氧气还剩25%。还能坚持十分钟。
他应该现在就上浮。顺着信号绳，拼尽全力，也许能在缺氧前浮出水面。这是他活命的唯一机会。
但他没有动。
他盯着那个正在扩大的空洞。裂缝已经蔓延到桩基帽区域，连接钢板的焊缝正在一点点撕裂。他能看到钢筋在变形，能听到混凝土剥离的“噼啪”声。
还差一点。
如果他能再拍一张照片——裂缝扩展到最后阶段的照片，岸上的工程师就能更准确地判断破坏模式，制定更有效的抢险方案。
如果他能再测量一次——裂缝的扩展速度，就能推算出结构还能撑多久。
如果……
谢援朝知道，这些“如果”的代价，可能是他的生命。但他更知道，如果没有这些数据，抢险就是盲人摸象。他们可能会用错方法，可能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可能会……失败。
而失败的代价，是二十万人的撤离通道，是哈尔滨的半条生命线，是八十四年的历史，是三代人的守护。
他解开了安全绳。
这个动作很轻，但在那一刻，重如千钧。安全绳从他腰间滑落，在水流中飘荡。现在，他和桥墩之间，只剩下他手指的力量。
他举起相机，对准裂缝扩展最迅速的区域。调焦，按下快门。闪光灯照亮了正在崩塌的混凝土，照亮了扭曲的钢筋，照亮了那个深不见底的空洞。
胶片吐出。他抓住，塞进已经绑在信号绳上的防水袋。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岸上所有人，在后来无数个夜里回想起来，仍然会泪流满面的事。
他从工具袋里掏出工程铅笔，在防水记事板的最后一页，用尽全力写下最后一行字。水流在冲击他，混凝土碎屑在砸向他，缺氧的眩晕感在淹没他，但他的手指稳如磐石。
笔迹穿透纸背，几乎要把记事板划破：
“数据已获。空洞深2.8米，连接失效在即。须立即钢笼填充+环氧灌浆。告诉飞扬——桥比命长。”
写完，他把记事板也塞进防水袋，拉紧封口。
现在，数据安全了。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空洞。在头灯的光束中，它像一个张开的大口，准备吞噬一切。裂缝已经扩展到极限，他听到了钢筋断裂的脆响——“铮！”
时间到了。
谢援朝拉动了信号绳。不是一下，不是两下，是三下。
紧急上浮。
然后，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解开了信号绳与自己的连接。防水袋留在绳上，而他，松开了手。
水流立刻抓住了他。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把他从桥墩上扯下来，卷进黑暗的漩涡。他在水中翻滚，分不清上下左右。氧气面罩被扯掉，冰冷的江水灌进口鼻。
最后的意识里，他看到的不是黑暗，而是一道光。
很奇异，那道光从水底升起，不是头灯的光，也不是应急灯的光。那是一种柔和的、温暖的光，像早晨的阳光透过水面。
在光中，他看到了两个人影。
穿着1930年代的工装，戴着安全帽，脸上有岁月的风霜，但眼睛很亮。他们站在水底，站在桥墩的基础旁，仰头看着他。
一个人伸出手，手指粗糙，布满老茧。谢援朝认出了那只手——在家族的老照片里，那只手握着绘图笔，在图纸上画下这座桥的第一根线条。
爷爷。
另一个人也伸出手，笑容温和，眼里有赞许的光。那是李守仁，李建国的爷爷，和他爷爷并肩战斗过的人。
两个老人看着他，点了点头。
然后，光灭了。
谢援朝闭上了眼睛。身体还在水中漂流，但意识已经飘远。他想起很多事：想起小时候坐在爷爷腿上，听桥的故事；想起第一次跟父亲上桥检修，摸着冰凉的钢梁；想起婚礼那天，秀英穿着红裙子，在桥头拍照；想起飞扬出生时，那么小的一团，在他怀里哭……
他想，这样也好。
把名字留在桥里，和爷爷们在一起。守着我爱的桥，守着我爱的城，守着我爱的人。
江水奔流，不舍昼夜。
而他，终于可以休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