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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在学院评估过程的一开始，遇到个别老师打骂系主任的恶劣行为，庄达运坚持要进行处分，便先跟书记进行了沟通。
在周一的党政联席会上，庄达运如实叙述了发生的骂人和打人事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这种与教师品质不相符的行为，必须严肃制止。是不是先请书记找他谈一次，看看他的认识。写出检讨并赔礼道歉，否则，必须给予处分。”
书记没有接话。其中一名副院长嘀咕道：“这人就是品行差，上次学生就反映，他利用上课的时间，在课堂上向学生兜售他自己在校外辅导班上编写的辅导书籍。”
庄达运感觉，书记在这件事上有一点不公，总觉得起初院长没有给他当，希望这事就大事化小了。
一个星期过后，又是党政联席会。当庄达运再次提到对余老师打人事件的处理时，书记还是没有进一步的信息补充。
庄达运感到，这事不处理，就是纵容歪风邪气！也正好需要一个机会来立立威！其实，这一个星期里，庄达运已与人事处和教务处都做了通报，处理的尺度心里也大体有了谱。
看到书记没有就此事发言，庄达运便主动提出处理意见：“我们的以评促建工作刚刚开始，如果这种歪风邪气不刹住，后面工作不好做。我也和人事处、教务处领导沟通过，对余老师的行为给予记过处分，一点不过，并责成其检讨、认错。如果他做不到，下学期不排他的课，年终考核定为不合格！”
班子里，另一教学副院长是他学弟，自然不会先表态。这时，书记终于还是表态道：“庄院长说的有道理。虽然我们不愿把矛盾激化，但这事的确是他的错，应该由他自己来承担责任！”
院长看了一眼书记，表达了感谢。一般来说，院长和书记都一致了，班子成员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就比较好做工作了。
为了慎重起见，庄达运建议让那位学弟教学院长先把党政联席会的意见跟余老师通报一下，行使告知的义务。如果有不同意见，就让余老师来找院长和书记。
这件事的处理，还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自此后，再无老师敢打骂领导的。一次教学检查例行听课，庄达运正好被安排去听那位余老师的专业课。
听课之后，余老师十分清高地问道：“院长大人来听课，有什么赐教的吗？”
这余老师本科是国内一所大学毕业，硕士是在英国完成的。自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不错，还在外面开设了一个语言培训学校，挂名教授、校长。
“余老师您这门专业课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对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如果您能够利用一些现实中的例句，来解释那些理论问题，可能效果会更好吧！”
听了庄院长前面的话，余老师还感觉有些得意，可听到后来的建议，脸上泛起了红晕快挂不住了，但一时语塞。
“呵呵，院长，你说的很对，这课真不好上。不过，你的建议，我会注意的！”
“我只是就事论事。您在外面也做校长，老师上课，如果只会照本宣科，那肯定需要改进的吧？”
“对对，当老师，就要学会因材施教嘛！”
“所以，我今天的建议，希望您能够理解！”
“肯定理解！”
“此外啊，我还得加一句，您在外面不管是做校长，还是做教授，我都不会介意。我所介意的是，您在我们这里上课，就必须把课上好，把我们交给您的任务完成好。这一点要求，我想您这位做校长的肯定能够理解吧？”
“哈哈，能理解！”
有人认为，教学主要是老师的事；也有人觉得，教学关乎教和学两个方面。庄达运在教学中摸爬滚打近三十年，最深刻的体会是：教学牵涉教、学、管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其中，学是主要因素，是内因；教和管，是外因。如何让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便是教师和管理者始终要思考的问题。这里还牵涉到教育心理学中的一个正迁移问题，即教师和管理者的言行都对学习者有重要影响。积极的、向上的规范行为，会产生正面的影响，叫正迁移。否则，就会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评建要求，学院实行教考分离，规范考核行为。比如考试时，试卷在考前半小时才交到监考人员手上。因此，监考人员必须提前到考场，领取试卷并布置教室。这已经实施了一年多。可就在本学期期末的一次考试中，学院的一名系副主任作为一个班级的主监考，却忘记了监考这件事。等到考试开始后，其他监考人员打电话报告了学院和教务处，学院再通知这位副主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临时由学院的办公室抽人去顶替。
严格地说，这就是一次教学事故。怎么办?
事后，大家都在看着学院对这次事故的处理。如果不处理显然说不过去，但处理轻了，何来公平公正？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上，庄达运先请教学副院长叙述经过，并提出处理意见。教学院长讲述完情况后，补充道：“按照学校的规定，这就是一起教学事故。但考虑到是系副主任，看看是否可以从轻处罚？”
其他几位都把眼光转向了院长和书记。书记倒是很老练，抬头看了看庄达运，道：“这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看看院长什么意见？”
庄达运听得出来，如果这事可以变小，那上次打人事件不是也就可以变小了？庄达运端起前面的茶杯，喝了口茶，道：“情况大家都清楚了。这事如果不处理，肯定不能服众。作为系副主任，自己都不能按章办事，那怎么要求别人？我建议还是按章办理，不过，可以就低不就高。这对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也是有好处的！”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给予该主任教学事故最低一档（三级）的处理。这个档次，对年终考核影响不大。
庄达运在散会前补充了一句：“我们做事，一定要考虑充分。给予系领导教学事故处分，如果该同志能够正确对待，那一切都好；但如果不接受，还可能会辞职，这个结果，我们也要有所考虑。请教学院长多费心，做好预案！”
几天以后，教学院长打电话给庄达运：“庄院长，真如您所料，那位系副主任打电话给我，要求辞职不干了。下面怎么办？”
“这样，你先跟她说，如果真要辞职，请她打一份书面报告，我们研究后，回复她。然后，你就按照我们那天的预案去做，先找那个系的主任和副主任沟通一下。周一班子会上，我们来研究。”
好在事前有了预案，系里的工作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教学工作，再困难，只要认真了，都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最难办的是做人的工作。
庄达运来到新单位，直接做了外语学院的一把手，再怎么平衡，都会产生矛盾，特别是要提倡公平公正、一视同仁，肯定免不了得罪一些人。
先期的打人骂人事件，加上后来的教学事故处理事件，无形中就得罪了两个当事人。虽然事后也跟余老师沟通过，但在余老师心里仍然有阴影。那位系副主任辞职后，也是耿耿于怀。关键是这两个人很容易就能够链到一起，形成阻碍，甚至影响大局。
一次全院教职工大会上，书记在台上主持，庄达运做学校“以评促建工作再动员”精神传达报告。中途的时候，台下传上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师对学生必须讲真话，实事求是。领导为什么让我们讲假话？”
书记看了看纸条，然后传给了庄达运。庄达运刚把学校的工作要求传达完毕，正在结合外语学院的实际，提出工作改进意见：“根据学校的要求，我们外语学院经过大家的努力，现在的教学秩序有了很大好转，但还存在一些侥幸心理，总觉得那么多人、那么多班级、那么多学生，刚好会检查到我的班级吗？一旦有了这种认识，工作就会掉以轻心，很难自觉地用以评建工作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比如，教学过程的精心准备，教学效果的正确预判等等。”
这时，看到书记递过来的纸条，庄达运稍停了会，扫了一眼那上面的字，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庄达运没有直接拿纸条说事，还是继续道：“我以为，教学评估不是和老师们过不去，而是督促办学主体的学校进行反省。因为教育教学本来就应该按照一定的规范和要求来进行的，就像比赛，哪种比赛不讲规范啊！其实，任何一种游戏，都有它自身的规则和要求。教学也不例外。从这种意义上说，领导提出要求，实际上是在纠正过去的错误。作为老师，也是在纠正以前的不规范。这和说假话、整老师，是毫不相干的！”
庄达运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下面。
会议结束后，书记坐不住了。他私下里要了解写纸条子的人，这递条子的方式，不是反映问题的好方式，会给不明真相的人带来许多误导。
经过盘查，说是余老师让前面的人递的。于是，书记把余老师约到办公室谈话。这余老师也是做贼心虚，他也知道鼓励老师跟领导作对，肯定不好，就撂了一句：“反正不是我写的，我只不过把它递出去了。”
“那你不就是受到别人的影响了吗？其实，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啊！”书记道。
“我当时看到，感觉人家也是想出口气嘛，我就帮了一把啦！你们对人家也太严格了吧！不要动不动就处理这个、处理那个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大革命锻炼过的，谁怕谁啊！”
“现在是法治社会，都是成年人了，不能意气用事的！作为大学的老师，如果不按照法律办事，将会被淘汰的。老余啊，你这种思想要不得！”书记带警告地道。
余老师看了一眼书记，心想：平时请你喝酒的时候，不是蛮好说话的嘛！今天怎么这么认真？“这点小事，还需要这么认真吗？走，晚上请你喝几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