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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冷得更早。
十一月中旬，西北风就开始呜呜地叫了，芦荡里的水面上结了一层薄冰，芦花被风吹得四处飘散，像漫天飞舞的雪花。
沈晓荷是在一个阴沉的下午接到消息的。
那天她正在大队医疗室里给一个发烧的孩子打针，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喊：“沈医生！沈医生！你家周家驹出事了！”
她手一抖，针头差点掉在地上。她稳了稳神，把针打完，嘱咐孩子母亲注意事项，然后才走出门去。来报信的是宋水根，脸色煞白，说话都不利索了：“家驹……家驹在河工上……脑溢血……已经送到公社卫生院了……”
沈晓荷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有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腿有些发软，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屋拿了药箱，对来人说：“走，去卫生院。”
从苏颂到公社卫生院有五六里路，坐船要大半个钟头。沈晓荷坐在船头，棉袄的领子竖起来，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她抱着药箱，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灰蒙蒙的天，一句话也不说。芦花依偎在她身边，才三岁的孩子还不懂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妈妈抱得她太紧了，有点喘不过气来。
等她们赶到卫生院的时候，周家驹已经走了。
他躺在病床上，脸白得像一张纸，眼睛闭着，表情倒是很安详，像是睡着了。旁边的医生说，送来得太晚了，脑溢血是大面积的，根本来不及抢救。
沈晓荷站在床前，看着丈夫的脸，紧抓着丈夫的手。她没有哭出声来，只是眼泪无声地往下淌，一颗一颗地砸在地上。芦花不懂事，伸手也拉周家驹的手，奶声奶气地喊：“爸爸，爸爸，你起来呀。”
沈晓荷弯下腰，把孩子抱起来，把脸埋在孩子的棉袄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却始终没有发出声音。
周家驹是去河工上干活出的事。那年在根治里下河地区水患的号召下，公社组织了大批劳力去疏浚河道，周家驹是篾匠，本来不用出河工的，但他主动报了名，说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他今年二十九岁，比沈晓荷大四岁，正是最好的年纪。他是周桂兰的侄子，苏志泉的内侄。这个人老实，本分，心眼实诚得有点过。当初娶沈晓荷的时候，他知道她是上海知青，知道她成份不好，知道她心里不一定看得上他，但他不在乎。他只知道这个女娃长得好看，说话好听，走路的样子像风摆杨柳，他想对她好。
他确实对她好。结婚四年多了，他没有让她干过重活，家里的柴米油盐都是他在操心。两年前母亲病逝后，他对她就更好了，沈晓荷当赤脚医生，有时候半夜出诊，他就提着马灯送她，送到病人家门口，他就在外面等着，等完了再一起回去。冬天冷，他早早地烧好热水，给她暖脚。
这个人不会说好听的，不会写情书，不会送花。他就是用最笨的办法，一点一点地对她好。
沈晓荷嫁给他，一开始是认命。成分不好，苏志泉要挟，也为了至爱的林远舟不受牵连，觉得除了嫁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她还能有什么出路？可四年多的日子过下来，她心里慢慢也生出了感情。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是水到渠成的亲，是柴米油盐的情，是夜晚听见他的鼾声就觉得踏实的依赖。
现在这个人没了。
二
周家驹的后事是苏志泉一手操办的。
他毕竟是大队支书，又是周家驹的姑父，于公于私都责无旁贷。他让人从公社买了一口棺材，又请了吹鼓手，吹吹打打地办了一场丧事。周桂兰哭得死去活来，拉着沈晓荷的手说：“晓荷啊，家驹是个苦命的孩子，你也是苦命的人，你们娘儿俩以后怎么办啊……”
沈晓荷穿着白布孝衣，头上扎着白布条，跪在灵前烧纸钱。火光映在她脸上，把她的脸烤得泛红，但她的眼睛是干的。该流的眼泪在公社卫生院那天已经流完了，现在她只是沉默地、机械地往火盆里添纸，一张一张，看着那些黄色的草纸在火中卷曲、发黑、化成灰烬。
苏志泉站在一旁看着她，眼神有些复杂。
他四十出头了，在苏颂当了十来年支书，什么风浪没见过。可沈晓荷这个样子，让他心里有些不落忍。他想起当初沈晓荷刚来苏颂的时候，那个扎着两条辫子的上海姑娘，虽然穿得朴素，但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城里人的清秀劲儿，不能不让人垂诞呀！为了把干部当下去，为了宰断自己的妄想，也为了不让林远舟如愿，他接受了老婆的安排，出面做媒将她嫁给了周家驹。他作为支书和姑父，也认定这桩姻缘是妥贴的，之于沈晓荷，也是幸福的。可现在周家驹死了，这个女人的日子怎么过？幸福生生给扯没了！
“晓荷，”苏志泉走过去，声音放得很低，“人死不能复生，你要想开些。往后有什么难处，就跟大队说，跟我和家驹姑说。家驹不在了，你仍然是我们周家的媳妇，我们不会不管你。”
沈晓荷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丧事办完之后，沈晓荷带着芦花仍住在那个三间砖坯房里。房子不大，但周家驹在的时候，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树，是周家驹前年春天栽的，说是等芦花长大了就有枇杷吃了。现在枇杷树技头已经高过屋沿了，叶子绿油油的，在冬日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沈晓荷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推门进去。屋里还是老样子，灶台是冷的，桌上摆着周家驹用了一半的一捆篾条，他编了一半的一只篮子还搁在那里。她伸手摸了摸那些篾条，竹篾凉凉的、滑滑的，像是在摸一只冰凉的手。
她蹲下来，终于哭出了声。
三
日子还得过。
沈晓荷是一个人带着孩子，继续当着赤脚医生。她每天早上把芦花送到隔壁的邵阿婆家，然后背着药箱出去巡诊。
邵阿婆就是教她制作芦苇画的孤寡老人，她原先住在东垛村边上。沈晓荷婆婆刘金凤过世后，屋子空着，沈晓荷就接她住到这儿来了。这样既方便她照顾阿婆，阿婆也能帮她看护芦花。
那时候农村的赤脚医生什么病都看，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跌打损伤，连妇女生孩子都要去接生。沈晓荷在县里培训过半年，又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一般的小病小痛都能对付。
可是那年冬天特别冷，她出了那件事之后，身体就大不如前了。
那天是腊月十八，滴水成冰的天气。后庄的一个老人在冰上走，掉进了河里的冰窟窿。沈晓荷接到信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已经被邻居捞上来了，浑身湿透，嘴唇发紫，已经没了呼吸。
周围的人慌作一团，有的说要烤火，有的说要灌姜汤。沈晓荷拨开人群，把手伸到老人鼻子下面试了试，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她二话没说，解开棉袄，把老人的湿衣服脱掉，用棉被盖住，开始做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
那一套动作她做得一丝不苟，按几下，吹一口气，再按几下，再吹一口气。冰天雪地里，她的膝盖跪在冻得硬邦邦的地上，手冻得通红，但她咬着牙坚持着，一下，两下，三下……
足足做了四十分钟，老人的嘴唇慢慢有了血色，胸腔开始有了微弱的起伏。周围的人欢呼起来，说沈医生真是菩萨心肠、华佗再世。沈晓荷从地上站起来，才发现自己的膝盖已经没知觉了，两条腿像木头一样僵硬，棉裤的膝盖处湿了一大片，是跪在冰地上的时候浸的。
她把老人送上担架，自己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家。那天晚上她就开始发高烧，浑身关节酸痛，尤其是膝盖和手指，像是有人拿针在里面扎。她给自己开了药，吃了，但烧退不下去，关节的疼痛也丝毫没有减轻。
过了几天，烧退了，但关节的毛病落下了。从那以后，她的膝盖和手指就常常疼，尤其是变天的时候，疼得厉害，有时候连药箱都提不动。她很少出诊了，只常坐在卫生室里看看前来农人们的病，或者让需出诊的病人自己到医疗室来找她。
有人跟她说，你这是风湿性关节炎，是冰水里救人受的寒，要好好治，不然年纪大了更受罪。她听了，只是淡淡地笑一笑，说：“没事，不碍事。”
可她心里清楚，这副赤脚医生的担子，她快要挑不起来了。
四
队里的人都知道沈晓荷的日子难过。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身体又不好，又没有男人挣工分，光靠赤脚医生的那点工分和补贴，日子紧巴得很。
水根嫂来看她，带了一篮子鸡蛋和一只老母鸡，说是给她补补身子。沈晓荷不肯收，水根嫂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叉着腰说：“你要是跟我见外，我就跟你急！你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孩子，身体又不好，不吃点好的怎么行？”
沈晓荷看着她，眼圈红了，拉着她的手说：“水根嫂，我……我谢谢你。”
“谢什么谢，”水根嫂大大咧咧地说，“咱们一个庄的，谁跟谁啊。再说了，你救人的事全大队都知道了，你是咱们苏颂的英雄，照顾你是应该的。”
沈晓荷摇了摇头：“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就是尽一个医生的本分。”
水根嫂坐下来，拉着她的手，认真地说：“晓荷，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还年轻，才二十六，不能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家驹是不在了，可日子还得往前看。你要是愿意，我给你张罗张罗，找个合适的人……”
沈晓荷摇了摇头，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定：“水根嫂，不用了。我就这样吧，不会离开芦荡了。”
水根嫂张了张嘴，想再劝两句，但看见沈晓荷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那表情不是悲伤，不是绝望，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已经把这辈子的路都看透了，不想再折腾了。
现在邵阿婆除了教沈晓荷制作芦苇画外，还教沈晓荷编席子。沈晓荷学得快，没多长时间就掌握了基本的技艺，编出来的芦席又平整又密实，拿到集市上能卖个好价钱。
“你这双手啊，”邵阿婆捏着沈晓荷的手指头说，“生来就是做细活的。你看这指节，又细又长，不像我的手，粗得跟胡萝卜似的。”
沈晓荷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弹过钢琴，后来在苏颂插过秧、拔过草、打过针、配过药，现在为了撑起这个没了男人的家，把生活过下去，又要编席子、做芦苇画了。她有时候觉得，人的这一辈子，其实就是被这双手带着走的。手到哪里，命就到哪里。
这天，邵阿婆教沈晓荷做了一幅题为“芦花”的芦苇画。几根细细的芦苇秆，经过剖、压、刮、剪、贴，变成了一束摇曳的芦花，轻盈得像能随风飘起来。沈晓荷把这幅画贴在床头，每天晚上睡觉前看一眼，心里就觉得踏实。
芦花问她：“妈妈，这是什么？”
“这是芦花。”
“芦花是什么？”
“芦花就是你呀。”沈晓荷把女儿搂进怀里，轻轻地说，“你就是妈妈的小芦花。”
五
那段时间，林远舟在县城里，时常会想起苏颂，想起沈晓荷。
邮电局的工作单调得很，他是电信营业员。每天就是坐在柜台后面，对着柜面上的机台喊话，替顾客挂电话，南京，上海，乃至伦敦，巴黎……电话接通了，再喊顾客进隔音间通话；再不就是收电报，译电码，然后把译好码的电报成叠地传送到报房，由报务员用电码机“滴滴滴，滴哒哒……”发出去。上了班，就一个字：“忙！”一天忙下来，再一个字:“累！”到了晚间，他连话都不愿意说了，因为在班上他话讲得太多了。
可他的心里始终空落落的。白天忙的时候还好，一到晚上，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脑子就不由自主地转到苏颂去了。他想起芦荡的清晨，想起那些弯弯曲曲的河汊，想起沈晓荷背着药箱走在田埂上的背影。
他给她写过信。
信写得很含蓄，没有直接说什么思念的话，只是问问她近况如何，问问芦花好不好，问问苏颂大队有什么新变化。他托邵汉杰转交，邵汉杰把信交到沈晓荷手上的时候，她正在医疗室里给一个孩子看病。
沈晓荷接过信，看了一眼信封上那笔清秀的字迹，认出了是林远舟写的。她没有拆开，而是把信放在抽屉里，说了一句：“知道了。”
晚上回到家，她坐在灯下拆开信，读了一遍。信写得很平淡，像是一篇记叙文，说了说他在邮电局的工作，说了说县城的变化，问了问她最近身体好不好。信的末尾写了一句：“芦荡的芦苇，这个季节该枯了吧。等来年春天，又会生出新芽来。”
沈晓荷把信折好，夹在一本旧书里。她没有回信。
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她现在是寡妇，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已经嫁过人的女人。她和林远舟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封信的距离，是一道她这辈子都跨不过去的河。回城和下乡，上海和县城，工人和赤脚医生，这些标签贴在他们身上，像两条永远不会交汇的平行线。
她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最后她把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灶膛里。纸团在火中卷曲、燃烧，变成了一撮黑色的灰烬。
她看着那撮灰烬发呆，直到芦花在里屋喊了一声“妈妈”，她才回过神来。
六
苏志泉近来有些不对劲。
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但他不愿意承认。每次去大队卫生室，他都要在门口站一会儿，磨蹭半天才进去。有时候是问工作，有时候是传达公社的文件精神，有时候就是随便看看。沈晓荷对他客客气气的，端茶倒水，叫一声“苏支书”，其他话一句不多说。
可他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挠他。
他想起沈晓荷嫁到周家这几年，他作为姑父，逢年过节都要去看看。每次去，沈晓荷都规规矩矩地叫他“姑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话不多，但句句得体。她不像周桂兰那样大嗓门、风风火火的，她是那种安安静静的女人，说话轻声细语，走路没声音，像一只猫。
周家驹死了之后，他去得更勤了。名义上是关心孤儿寡母，实际上他心里清楚，每次去都是想多看她几眼。他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个比自己小十好几岁的女人有这种心思，也许是她的温柔，也许是她的坚韧，也许是她身上那股子跟芦荡里所有女人都不一样的气质。
周桂兰不是没有察觉。
有一天晚上，苏志泉从外面回来，周桂兰正在灶台上炒菜。她头也没抬，声音平淡得像白开水：“又去看那个小寡妇了？”
苏志泉一愣，随即皱了皱眉：“你说什么话？我是去看家驹的媳妇和孩子，做姑父的，照顾一下不应该吗？”
“应该，应该。”周桂兰把锅铲在锅里搅了两下，发出刺耳的声响，“你做支书的，关心群众疾苦，天经地义。我是说你老人家跑得太勤了，一星期去三趟，比跑公社还勤快。”
苏志泉的脸有些发烫，幸好屋里光线暗，看不出来。他哼了一声，坐到桌边，不再说话。
周桂兰端着菜走过来，把盘子往桌上一顿，声音不大不小地说：“志泉，我跟你说，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但你给我记住了，晓荷是周家的人，是我侄子的媳妇。你要是做出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别怪我不给你留脸面。”
苏志泉猛地抬起头，瞪着周桂兰：“你说什么疯话！我是那种人吗？”
周桂兰冷笑一声：“你是不是那种人，你自己心里清楚。我跟了你二十多年，你的那点心思，我闻都闻得出来。”
苏志泉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起身走了出去。身后传来周桂兰的声音：“你走，走远点！有本事就别回来吃我做的饭！”
他站在院子里，呼呼地喘着粗气。冬天的风刮过来，把他的脸吹得生疼。他点了一支烟，在黑暗中吸着，烟头的红光一明一暗，像是他的心跳。
七
邵阿婆教沈晓荷做芦苇画，这一教就是好多年。她教得很仔细，从选芦苇开始，到剖秆、压平、刮片、染色、剪裁、粘贴，每道工序都手把手地教。沈晓荷学得用心，渐渐地就能做出像模像样的画来了。
她做出第一幅得到邵阿婆赏识的独立作品，是一对鸳鸯。她用深浅不同的芦苇片拼出了鸳鸯的羽毛，用细细的芦苇秆做成了芦苇和水纹。那幅画做出来之后，邵阿婆看了半天，说了一句：“丫头，你这手艺比我好了。”
沈晓荷摇摇头：“是阿婆教得好。”
“不是，”邵阿婆说，“是你心里有东西。心里有东西的人，手上才能出活。我这辈子做的芦苇画，好看是好看，但是空的。你做的这个鸳鸯，是有魂的。”
沈晓荷没说话。她知道阿婆说的“心里有东西”是什么东西。那是对周家驹的愧疚，对林远舟的思念，对芦花的牵挂，对这片芦荡的眷恋。这些东西像是芦苇的根，深深地扎在淤泥里，看不见，摸不着，却支撑着整棵芦苇往上长。
邵阿婆看着她的眼神，忽然叹了口气：“丫头，阿婆跟你说句知心话。这人啊，活着就是活着，不要想太多。该来的来，该走的走，谁也留不住。但有一点——你得让自己活得好好的，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
沈晓荷抬起头，看着邵阿婆满是皱纹的脸，忽然觉得鼻子一酸。
“阿婆，”她说，“我会好好活的。”
窗外，芦花在风里摇曳。那些细细的、白白的芦花，轻得像梦，却倔强地立在寒风中，不肯低头，也不肯飘散。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
沈晓荷编芦席，做芦苇画，带芦花，到卫生室去诊治病人。她的话越来越少了，但脸上的笑容还在，是那种淡淡的、薄薄的、像冬天阳光一样的笑。
芦荡还是那片芦荡，水还是那样的水，风还是那样的风。
只是有些人来了，有些人走了，有些人永远留在了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