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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八六年的秋天，里下河地区的芦荡比往年更显苍茫。连绵的秋雨下了三天三夜，将水乡的每一片苇叶都洗得发亮，河面上泛起细密的涟漪，像是谁在天地间铺开了一张巨大的渔网。
上海虹口区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里，沈晓荷坐在窗前，手里捧着一本刚收到的《人才》月刊。窗外梧桐叶黄了大半，在雨中簌簌飘落。她刚从父亲的葬礼回来不过半月，身上还穿着素色的棉布衬衫，袖口处绣着一小丛芦苇——那是她自己闲暇时绣的，水乡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已经深入骨髓。
翻到第三十八页时，她的手停住了。
《跋涉者之歌——记兴化县邮电局办公室主任林远舟》。
标题下的照片里，那个男人穿着白衬衫，站在邮电局门口，手里拿着一本书。他英姿焕发，目光深邃，嘴角带着温和的笑意。沈晓荷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指尖微微发颤。
这篇由本刊记者习荣采写的文章从林远舟担任电信营业员说起，他勤学苦练业务，成为行业技术标兵。他电报译码速度超常，参加扬州地区局组织的业务技术竞赛，曾获得汉译码和码译汉双项目的冠军。他升任邮政管理员后，工余时自学英语不辍。邮局常有国际邮件寄来，原来由从中科院下放的老李翻译，平反后老李被召回北京。林远舟便运用自学的英语技能，还买了英汉词典，每天下班后坐在值班室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一份邮件一份邮件地译。有次遇到一份美国邮来的技术资料，里面夹杂着专业术语，他骑着自行车跑到县图书馆，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英文工具书，直到深夜才把译文整理好。
“这算什么难事？”文章里引用林远舟的话，“当年在芦荡里割芦苇，手上磨出血泡，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看书。现在有电灯，有字典，已经是天堂了。”
沈晓荷的眼前浮现出那个画面：一九七二年的冬天，林远舟蜷缩在知青点的木板床上，就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读《普希金诗选》。窗外北风呼啸，苇荡里传来冰层断裂的声音。他的手指冻得通红，却还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那时她端着一碗热姜汤走进去，他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光：“晓荷，我写了一首诗，念给你听……”
她摇摇头，把回忆赶走，继续往下读。
林远舟写诗，写小说，写芦荡，写知青生活，写邮电员工。他的散文《苇荡晨雾》发表在《雨花》杂志上，获得了江苏省文学创作奖。小说《邮路》被《新华日报》连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他发表在《人民邮电报》上的小说《明天我再来》获国际通信年文艺征文一等奖。他写投递员老陈三十年如一日行走在水乡邮路上，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把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里时，比考生自己还高兴。以他为模特而创作的诗歌《水乡投递员》获“燕舞杯”360行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由江苏电视台拍摄成由男女节目主持人朗读诗词并配上了老陈在乡间投递邮件画面的短剧片，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播放。
“文学是什么？”林远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就是记录普通人的悲欢，让那些默默无闻的付出被看见。就像我们里下河的芦苇，年复一年地生长，枯了又荣，荣了又枯，可正是它们，护住了千里堤岸，净化了大地空气。”
沈晓荷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他还是那个他，敏感，忧郁，骨子里却有一股倔强。只是这倔强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尖锐，而是化作了温润的坚持。
文章还提到一九八三年江苏省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林远舟第一批报考。他报考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白天上班，晚上读书。邮电局的值班室成了他的书房，墙上贴满了复习提要。有次夜里停电，他点起蜡烛继续看，直到蜡烛燃尽，天边泛起鱼肚白。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评为“扬州地区十佳自学考试标兵”，还被江苏省总工会评为读书活动积极分子。
照片下面有一段小字：“林远舟同志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兴化县政协委员、县邮电局办公室主任。其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妻子王爱莲在县食品公司工作，两人育有一女。”
沈晓荷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停留了很久。
二
窗外的雨渐渐小了，梧桐叶上的水珠滴落在窗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站起身，走到五斗橱前，打开最下面一个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些旧物：褪色的红头绳、磨得发白的帆布书包、一本一九七五年前的日记本。她翻开日记本，里面夹着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两个年轻人站在芦荡边，身后是茫茫的苇海。那是她和林远舟唯一的一张合影。
“未成丈夫，却成妹婿。”她轻声念出这句话，忽然笑了。
那笑容里有释然，有欣慰，还有一丝淡淡的怅惘。就像秋雨过后的芦荡，水面上浮着一层薄雾，朦朦胧胧的，看不真切，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着。
她把日记本合上，放回原处。转身时，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三十五岁，眼角有了细纹，头发依然乌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髻。身上穿的还是水乡妇女常穿的棉布衣服，只是料子好些，式样简洁些。在上海人眼里，她依然带着“乡下人”的土气；在水乡人眼里，她又多了“上海人”的精致。
这种夹缝中的身份，她早已习惯。
“我也不能落后吧。”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三
父亲是在十月初去世的。肺癌晚期，从确诊到离世，不过三个月时间。沈晓荷接到电报从水乡赶回上海时，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他躺在华山医院的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却还清亮。看见女儿进来，他努力想抬起手，终究没能抬起来。
沈晓荷握住父亲枯槁的手，眼泪无声地滑落。
这个曾经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资本家，一九六九年被遣返原籍，在里下河的芦荡里放养了十年鸭子。每天天不亮就划着小船出去，傍晚才回来，一身水一身泥。他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干活，偶尔坐在船头抽烟，望着茫茫的苇荡出神。沈晓荷知道，父亲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他不甘心。
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父亲可以回上海了。临走前那个晚上，父女俩坐在鸭棚前，就着一盏马灯说话。
“晓荷，跟爸回上海吧。”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你的户口可以回去，工作我可以想办法。”
沈晓荷摇摇头：“爸，我习惯了这里。周家驹虽然死了，我有女儿芦花，我是大队的赤脚医生，乡亲们需要我。”
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你像你妈，倔。”
母亲是去年冬天去世的。这个上海女人，一辈子讲究体面，丈夫在水乡吃苦，她一人在上海独守空房，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她盼着丈夫回来，盼着女儿回城。女儿嫁给了农民，她伤心了好久好久。丈夫在她的老家放鸭，她想去，却去不了。她不习惯里下河的生活：潮湿的天气让她关节疼痛，简陋的房屋让她夜不能寐，粗粝的饮食让她肠胃不适。她也只能短期去探望，停留几天。这还是丈夫遣返后期政策松动她才能如此做到的。丈夫落实政策回了上海，她绷紧的身心松弛下来反倒病了，长期住了医院。
临终前，母亲拉着沈晓荷的手说：“晓荷，妈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你穿婚纱，在上海的教堂里结婚。”
沈晓荷泣不成声。
父亲去世后，律师宣读了遗嘱。除了留给沈晓荷上海虹口区的一处房产，还有三十三万元的存款——这是父亲平反后补发的工资、返还的股息和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亲戚们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劝沈晓荷：
“晓荷啊，你现在一个人了，回上海多好。把房子收拾收拾，找个轻松的工作，后半辈子就安稳了。”
“就是，水乡那地方，你待了十几年还不够吗？现在是回城的时候了。”
“你妈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沈晓荷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她的目光越过亲戚们关切的脸，望向窗外。上海的秋天和里下河不一样：这里的天空被高楼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看不见完整的云；空气里是汽车尾气和煤烟的味道，没有芦荡里那种湿润的草木清香；街上行人匆匆，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忙碌”二字，不像水乡人那样，走路都带着慢悠悠的节奏。
此时，她忽然想起那年冬天，周家驹脑溢血去世。林远舟写来的一封又一封的信。自己的果断拒绝，给姨妹的提示，而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她还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人才月刊，林远舟干出了成绩，仍在跋涉，难道我就静止在这儿？她想起了她埋着他与她的书信也埋着她与他的过往而种在芦荡深处的两株杉树，现在该好高好高了吧，树在生长，我就这样停下来？
现在，坐在上海的老房子里，面对父亲的遗产和亲戚的劝说，沈晓荷心里渐渐清晰起来。
一周后，她做出了决定：卖掉上海的房子，加上父亲的存款，一共筹得二百万元。她要回里下河，在芦荡与水上森林的交界处，创办一家康复医院。
亲戚们炸开了锅：
“你疯了吗？二百万，在上海能过得多舒服！”
“水乡那地方，办医院？谁去啊？”
“晓荷，你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林远舟？人家都结婚了！”
沈晓荷平静地说：“我不是为了谁。我在水乡当了十多年的赤脚医生，近两年经过进修、考核，成为合格的乡村医生。大队卫生所也改制成农村诊所。我当上了诊所主任，也有村民喊我沈所长。不管是所长还是主任，我从事的仍然是医疗服务、治病救人。我知道苏颂那里缺什么。苏颂所处芦荡中心湿地，村民容易患上风湿痹症。若他们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要坐船到县医院，来回一天就没了。孩子们发烧感冒，半夜里找不到医生。水上森林建起来了，游客多了，万一有个急病怎么办？”
她顿了顿，声音更坚定：“这些年，我跟着老中医学针灸，治好了不少人的腰腿疼。我想把这件事做大，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比在上海享清福有意义。”
众人面面相觑，终究无话可说。
临走前一天，沈晓荷去了一趟外滩。黄浦江的水浑浊湍急，江面上轮船鸣着汽笛。她想起里下河的河水，清澈平缓，船桨划过去，荡开一圈圈涟漪。她忽然明白，自己的根已经不在上海了。这个曾经让她魂牵梦萦的城市，如今变得陌生；而那个曾经让她苦闷彷徨的水乡，却成了她真正的家园。
四
一九八七年春天，里下河地区最大的新闻，不是水上森林迎来了第一批外国游客，也不是邵汉杰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而是沈晓荷投资二百万创办的“芦荡康复医院”正式开业了。
医院建在芦荡与水上森林交界处的一片高地上。这里原本是荒滩，长满了芦苇和蒿草。宋立诚听说沈晓荷要办医院，二话不说，带着大队的壮劳力来帮忙。挖地基，运砖瓦，扛木料，干了整整一个冬天。
“沈医生，你为乡亲们做了这么多年好事，现在该我们帮你了。”宋立诚抹了把汗，笑着说。张兰手捧内嵌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镜框走过来，对沈晓荷说：“沈院长，这是汉杰到县里申请批准刚拿回来的，你可以大显身手了。”张兰现在是舜生镇中心小学校长，她从南京平调回到水乡还是当的教师。刘建国和李梅也来了。刘建国现在是兴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依然粗犷豪爽，说话声音洪亮：“沈医生，有啥需要尽管说！我别的没有，力气有一把！”李梅在一旁嗔怪地拍了他一下：“就你会显摆，你个搞农的，在这儿能干啥？”这对夫妻，一个搞农技推广，一个做社区管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最让沈晓荷感动的是水根嫂。这个泼辣善良的妇女主任，如今已经是奶奶辈的人了，却依然风风火火。她带着村里的妇女们，给工地上做饭送水，还把自家种的蔬菜一筐一筐地往这里送。
“沈医生，你可是我们看着成长的。”水根嫂拉着沈晓荷的手，眼圈有些红，“从上海来的小姑娘，变成我们水乡的好医生。现在又要办医院，这是积德的大好事啊！”
邵汉杰来了。他在工地上转了一圈，点点头：“好，好。这地方选得好。东边是芦荡，西边是水上森林，空气好，风景好，病人住着心情也好。”
医院不大，两层小楼，三十多张床位。但设计得很用心：每间病房都朝南，阳光充足；窗户开得很大，可以看见外面的芦荡和水上森林；走廊宽敞，方便轮椅通行；院子里种了桂花和栀子花，春天来了，满院飘香。
沈晓荷自任院长。她穿着白大褂，胸前别着“院长沈晓荷”的工牌，每天早早来到医院，查房，问诊，针灸，忙得脚不沾地。
医院的特色是针灸康复。沈晓荷这些年在赤脚医生和进而成为乡村医生的岗位上，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还虚心向老中医学艺。她擅长用针灸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面瘫等疾病。很多病人拄着拐杖来，扎几次针，就能自己走路了。
最出名的一个病例，是水上森林的护林员老郑。他在巡逻时不慎摔伤，腰椎骨折，在县医院住了两个月，还是站不起来。家人把他送到芦荡康复医院时，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眼神黯淡。
沈晓荷仔细检查后，制定了一套针灸加康复训练的方案。每天上午针灸，下午由康复师扶着做站立训练。开始老陈疼得满头大汗，几次想放弃。沈晓荷就坐在他床边，给他讲自己当年学医的故事：
“我刚开始学针灸时，拿自己练手。扎合谷穴，扎得手肿了三天。扎足三里，扎得腿都麻了。但我没放弃，因为我知道，这门手艺能救人。”
“那年冬天，我跪在冰地上为抢救老人搞人工呼吸，两腿冻坏了，落下后遗症。上海医院CT检查报告说我双膝关节有癌症病变可能。我不信邪，自己给自己扎针，坚持一段时期，后遗症没有了，癌症？吓跑了。”不过，她说这话时心里是苦涩的，她想到了林远舟，如果检查报告不这么判，没有癌症可能，我和他可能？可能而都变成了不可能了！缘分，冥冥中还是有缘分左右着啊！
一个月后，老郑能扶着栏杆站起来了。两个月后，他能慢慢走几步了。三个月后，他出院那天，健步走到沈晓荷面前，深深鞠了一躬：“沈院长，您是我的再生父母。”
这件事传开后，来找沈晓荷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是附近的乡亲，连县城、甚至扬州、南京的病人都慕名而来。人们给她起了个外号：“沈一针”。交口相传着，“沈一针”又常被喊成“神一针”、“神银针。”
四
医院走上正轨后，沈晓荷在芦荡深处建了一座小木屋。离医院不远，划船十分钟就到了。这里三面环水，一面靠林，安静得能听见芦苇拔节的声音。
木屋很简单：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厨房。书房里摆满了医书和文学名著，墙上挂着她画的芦苇画：画面上，芦花似雪，扁舟荡漾，水鸟翩跹，都是她熟悉的水乡景色。
傍晚时分，沈晓荷喜欢划着小船，在芦荡里转一圈。船是宋水根帮她造的，这位老船匠虽然年纪大了，手艺却愈发精湛。船身用水杉木打造，刷了桐油，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桨声欸乃，惊起一群白鹭。它们扑棱棱飞起来，在金色的晚霞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又落在远处的苇丛里。水面上，菱角的叶子铺成一片碧绿，偶尔有鱼儿跃出，溅起细碎的水花。
沈晓荷停下船，任它在水面上轻轻荡漾。她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黄昏，她和林远舟一起划船去采菱角。那时他们还年轻，对未来充满憧憬。林远舟一边划船一边背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她问他：“你喜欢蒹葭还是芦苇？”
他想了想说：“蒹葭是《诗经》里的芦苇，雅称；芦苇是咱们水乡的特产，实在。比如像你，小荷——花，亦可叫小莲花哩，我都喜欢。”
后来，他在文章里写：“芦苇是里下河的脊梁。它们长在贫瘠的滩涂上，根扎得深，秆挺得直。春天一片绿，秋天一片白，岁岁年年，守护着这片土地。像极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朴实，坚韧，默默承受风雨，却从不低头。”
沈晓荷从怀里掏出那本《人才》月刊，翻到写林远舟的文章。夕阳的余晖照在纸页上，字迹有些模糊。她轻轻读出声：
“文学的意义，在于记录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生命。就像邮电员老陈，三十年走了十多万公里邮路，磨破了几十双鞋；就像我的妻子王爱莲，每天早早起床，给我准备早餐，送我出门，晚上无论多晚都等我回家；就像水乡的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用双手建设家园……”
她的目光在“妻子爱莲”四个字上停留片刻，然后合上了杂志。
远处传来医院的钟声——那是沈晓荷特意安装的，仿照上海教堂的钟声，每天早中晚各响一次。钟声在芦荡上空回荡，悠远，沉静，像是从时光深处传来的回响。
她知道，林远舟现在过得很好：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实现了文学梦想。她也知道，自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留在水乡，创办医院，治病救人。两条平行线，各自延伸，永不相交，却都指向光明的远方。
这样就好。
小船缓缓调头，向小木屋划去。桨声再次响起，惊动了苇丛里的野鸭，它们嘎嘎叫着飞起来，翅膀拍打水面，溅起一片银光。夕阳完全沉入地平线，天边只剩一抹暗红。芦荡里升起薄雾，朦朦胧胧的，像是给这片水域披上了一层轻纱。
沈晓荷回头望去，康复医院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星星点点的，像是落在人间的星辰。她知道，那里有病人在等她，有工作在等她。这个曾经从上海来的小姑娘，如今成了水乡乡民们的守护者，用一根根银针，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生命。
船靠岸了。她系好缆绳，走上木屋的台阶。门前的风灯自动亮起——这是刘建国帮她装的电子感应灯。这儿是芦荡深处，还没拉上电网，他用了四节电池做为电源，在当时可算一项创新。他说是一个女人住在这里，安全最重要。
推开门，书桌上摊开着一本笔记本。她坐下来，拿起钢笔，在中间空白页上写下：
“一九八六年春，芦荡康复医院开业三月余，收治病人两百多，愈者一百八十有三。今日老郑出院，赠锦旗一面，曰‘妙手回春’。吾非妙手，唯尽心耳。水乡养育我十余载，今得以回报，幸甚至哉。夜观芦荡，雾起苍茫，忽忆年轻时与远舟采菱事，恍如隔世。然各得其所，各安其命，亦人生之圆满也。晓荷记”
写罢，她放下笔，走到窗前。夜色中的芦荡，静谧而深邃。远处有渔火闪烁，近处有蛙声阵阵。风吹过苇丛，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呼吸。
她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晓荷，人要活得有根。你的根，已经扎在水乡了。”
是的，她的根在这里。在这片芦荡里，在这片水上森林旁，在这所小小的康复医院中。这里有她的病人，她的乡亲，她的记忆，她的半生。
窗外，一轮明月升起来了，清辉洒满芦荡，每一片苇叶都镀上了银边。沈晓荷静静地看着，嘴角浮起平和的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