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一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来了。
里下河的水荡子里，芦苇已经白了头，在风中摇晃出一片苍茫茫的雪浪。天是高而远的，蓝得有些发白，像是被秋水洗过多少遍，把颜色都洗淡了。太阳还挂着，却没什么热气，斜斜地照在苏颂庄的屋顶上，把那些青灰色的瓦片、灰褐色的芦草镀上一层薄薄的金。
庄子东头，三间砖坯房孤零零地立着，墙根处的青苔已经枯了，发黑，像老人手上的老年斑。房前的小院子里晒着几张芦席，席子上摊着半干的芦花，散发着水乡特有的、微带腥气的清香。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蹲在席子旁边，拿一根芦管在地上画圈圈，嘴里咿咿呀呀地哼着什么。
“芦花，莫把芦花弄散了。”屋里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不高，软软的，带着上海口音，却已经不那么纯粹了，像是在这水乡里泡了十多年，那股子吴侬软语被苇根水浸透了，变得又淡又糯。
女孩抬起头，朝屋里应了一声：“晓得了，妈。”
屋里，沈晓荷坐在床边，正费力地卷起裤腿。她的膝盖肿得像个馒头，皮肤紧绷着发亮，泛着不正常的红。风湿性关节炎又犯了。每到换季的时候，这毛病就准时来报到，比黄历还准。她咬着嘴唇，一点一点把裤腿往上捋，每动一下，膝盖里就像有碎玻璃在扎。
床头的小桌上摆着一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红双喜已经磕掉了好几块瓷，露出下面黑乎乎的铁。桌角上搁着半碗隔夜的粥，粥面上结了一层薄膜，苍蝇在上面爬。旁边是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赤脚医生手册》，书页卷曲着，像被水泡过又晒干的苇叶。
她终于把裤腿卷上去了，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旧布巾，蘸了放在床头的热水，敷在膝盖上。热汽蒸上来，她闭了闭眼，眉头微微松开一些。
“妈，张姨来了。”芦花在院子里喊。
沈晓荷睁开眼，慌忙把裤腿放下来，扯了扯衣襟。门帘一掀，张兰走了进来。
张兰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剪成了齐耳短发，看上去干练了许多。她的脸被乡下的风吹得粗糙了些，但眼睛里那股子温和的光没变。她手里提着一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
“晓荷。”张兰站在门口，叫了一声，声音有些发紧。
“兰子来了，快坐。”沈晓荷笑着招呼，撑着床沿想站起来，膝盖一酸，又坐了下去。她掩饰性地拢了拢头发，“你看我这腿，又不争气了。”
张兰没说话，走过去坐在床沿上，伸手摸了摸沈晓荷的膝盖，摸到那滚烫的肿胀，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又犯了？吃药了没有？”
“吃了，没事，老毛病了。”沈晓荷笑得淡淡的，“你从镇上来的？吃过饭了没？”
张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从帆布包里掏出几包药，一袋麦乳精，还有两双新袜子，整整齐齐地码在床头的小桌上。她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极其郑重的事。
“晓荷，”她终于开了口，声音低低的，“我的手续办下来了。”
沈晓荷的手停在半空中，停了那么一两秒钟，然后继续把袜子理好，语气平平的：“批了？”
“批了。户口迁回南京，下周一就走。”
屋子里安静下来。院子里，芦花还在用芦管画圈圈，嘴里哼着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小调，那是水乡的摇橹号子，被她稚嫩的嗓音唱得不成调，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沈晓荷低着头，看着自己肿得变了形的膝盖，看着膝盖上那块打了补丁的裤子，看着裤脚上沾着的泥点和芦花碎屑。她看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笑了。
“好事啊，兰子，这是天大的好事。”她的声音还是软软的，平平的，“你盼了多少年了，总算盼到了。回了南京，好好过日子，你爸妈该高兴坏了。”
张兰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一把抓住沈晓荷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很，指节粗大，掌心里全是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草汁和药渍。这哪里还像一双上海姑娘的手？这分明是水乡农妇的手。
“晓荷，你跟我一起走吧。”张兰哽咽着说，“我去找公社，我去找县里，你也是知青，你也该回城的——”
沈晓荷摇摇头，把手抽回来，轻轻地拍了拍张兰的手背。“兰子，莫说傻话了。我有芦花，我有家驹留下的这三间屋，我还有卫生室那几个病人。我走不了的。”
“可是——”
“没有可是。”沈晓荷打断她，声音不大，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兰子，我是嫁了人的，我男人埋在这块地上，我闺女生在这块地上，我这辈子就扎在这儿了，走不掉的。你和我不一样，你回去，好好过日子。”
张兰哭得说不出话来。她想起六九年她们一起在乡下的时候，十八岁的沈晓荷梳着两条辫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安安静静地坐在船舱里，看着窗外缓缓后退的田埂和水荡，眼睛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期待，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认命。
那时候张兰还不懂那种眼神。现在她懂了。
二
下午，刘建国、李梅也来了。
刘建国比两年前壮实了许多，在农学院读了两年书，晒得黑黝黝的。昨天他是特地请假从扬州赶回来送李梅返南京的。他说话还是那样大嗓门，一进院子就喊：“芦花！芦花！看刘叔给你带什么了！”
芦花从席子旁边跑过去，刘建国一把把她举起来，在空中转了个圈。小女孩咯咯地笑，手里攥着的芦管掉在地上。
李梅跟在后面，穿着一件暗红色的灯芯绒外套，头发烫了，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城里人的派头已经出来了。她站在院子里，打量着这三间砖坯房，打量着院子里晒着的芦席和芦花，打量着靠在墙根的那只旧药箱——那药箱是沈晓荷出诊用的，木头做的，红漆已经斑驳了，上面用毛笔写着“苏颂大队合作医疗室”几个字，字迹模糊得快要认不出了。
李梅的眼圈红了。她快步走进屋去，看见沈晓荷坐在床边，膝盖上搭着一条旧毯子，正在给张兰擦眼泪。李梅的眼泪一下子也涌了出来，她扑过去，三个女人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
刘建国抱着芦花站在门口，这个大嗓门的汉子张了张嘴，到底没说出什么话来，只是别过脸去，狠狠地眨了几下眼睛。
哭了半晌，还是沈晓荷先收了泪。她拿袖子擦了擦脸，笑着说：“好了好了，哭什么，又不是上刑场。李梅，你也办好了？”
李梅点点头，哽咽着说：“办好了。建国明年毕业，不回来了，直接去南京。我的户口也迁回去了。”
“好，好。”沈晓荷连连点头，脸上的笑容维持着，眼眶却还是红的，“你们都回去了，都回去了就好。”
“晓荷，你不该是这样的啊。”李梅终于忍不住，把憋了一路的话说了出来。她抓着沈晓荷的肩膀，眼睛直直地盯着她，“你比我们谁都能干，你比我们谁都吃得了苦，你这双腿还是为救人而致成的病，怎么就——”
“这就是我的命。”沈晓荷平静地说。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砸在屋子里，砸得所有人都沉默下来。
院子里，刘建国把芦花放下来，蹲下身子，从兜里掏出一把糖，剥了一颗塞到芦花嘴里。小女孩甜甜地吮着，眼睛亮晶晶的，不知道大人们在哭什么。
“芦花，”刘建国低声问她，“你喜欢这儿吗？”
芦花含着糖，含糊不清地说：“喜欢。这里有芦花，有鸭子，还有妈。”
刘建国鼻子一酸，差点又掉下泪来。他站起来，仰头看着天。天很高，很蓝，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像浮在水面上的棉絮。远处，芦荡在秋风里起伏，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千军万马在里头穿行。
他想起六九年下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气。他们从兴化县城坐船来舜生，船在河道里走了大半天，两岸全是望不到头的芦苇。他那时候年轻，心高气傲，觉得这水乡太小了，小得装不下他的野心。现在十年过去了，他考上大学，又要回城了，这水乡却突然变得很大，大得他这辈子恐怕都走不出去了。
屋子里，李梅还在劝：“晓荷，要不你再想想？政策还没完全关死，你虽然是结了婚的，但家驹已经——你带着孩子，还是可以争取的——”
“李梅。”沈晓荷叫她的名字，语气很轻，却很坚决，“家驹才走了两年多。他的坟还在庄子后头呢，我要是走了，谁给他烧纸上坟？芦花才六岁，她要问起她爸的坟在哪里，我怎么说？说你爸的坟在苏颂庄，可那个庄子跟你没关系了？”
李梅说不出话了。
沈晓荷继续说：“我在这儿住了快十年了。这庄上的人，哪一家我没去给他们看过病？哪一家的孩子我没打过预防针？水根嫂帮我带过芦花，宋大队长帮我家修过屋顶，邵阿婆教我做芦苇画——这庄上的人，都是我的家人了。我走了，他们会怎么？”
张兰擦着眼泪说：“可你一个人在这儿，孤苦伶仃的——”
“我不孤苦。”沈晓荷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像是芦苇在水里扎了根，再怎么风吹浪打，也拔不起来了，“我有芦花，我有卫生室，我还有这门手艺。”她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幅芦苇画。
那是一幅不大的画，框子是用芦秆做的，里面贴着用芦花、芦叶、芦秆拼贴而成的一只白鹭，正站在水边，低头啄水。白鹭的羽毛用了不同颜色的芦花，层层叠叠地贴出来，栩栩如生。水波是用细细的芦秆切的丝，一根一根地贴上去的，风一吹，那些芦丝微微颤动，竟像真的水波一样。
这是沈晓荷跟邵阿婆学的。邵阿婆主动提出，要教她制作芦苇画。那时候沈晓荷还以为是老太太不过意她经常登门为她针灸，想以此酬谢她，同时也想找个伴，后来才明白，邵阿婆是怕这门手艺断了根。
“邵阿婆去年走了。”沈晓荷望着那幅画，眼神飘得很远，“走之前，把她所有的工具都给了我。她说，晓荷啊，这门手艺是水乡给的，你就留在水乡，别让它断了。”
李梅和张兰对视一眼，都不说话了。她们知道，沈晓荷是铁了心了。
三
傍晚的时候，张兰和刘建国夫妇走了。沈晓荷送他们到庄口，撑着一条木棍，一步一步地挪。膝盖疼得厉害，她咬着牙，脸上却还挂着笑。
庄口的老槐树下，几个乘凉的老人看见她，都站了起来。
“晓荷，送人呢？”
“嗯，送送兰子和李梅，她们要回南京了。”
老人们都沉默了。一个老大爷叹了口气：“都走了，都走了。就剩你一个了。”
沈晓荷笑笑，没接话。
张兰上了船，趴在船舷上哭。李梅也哭。刘建国站在船头，朝沈晓荷挥了挥手，喊了一句什么，风太大，听不清。沈晓荷站在岸上，一手拄着木棍，一手牵着芦花，看着船慢慢地驶出河道，驶进芦荡深处，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
芦花仰头看着妈妈，小声说：“妈，张姨哭了。”
“嗯。”
“李姨也哭了。”
“嗯。”
“妈，你怎么不哭？”
沈晓荷低头看着女儿，女儿的眼睛亮亮的，像两颗黑葡萄。她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笑了：“妈不哭。妈要看着她们回去。”
她牵着芦花往回走。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黄土路上，像一根细细的芦苇秆。她的腿一瘸一拐的，走得极慢，芦花跟着她的步子，也走得慢。
路过周家驹的坟时，她停了一下。坟头上压着几张黄纸，被风吹得哗哗响。她没有过去，只是远远地站了一会儿，嘴里喃喃地说了句什么，声音太低，连芦花都没听清。
回到家，她把芦花哄睡了，一个人坐在院子里。
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照得院子里像铺了一层霜。远处的芦荡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风一吹，沙沙作响，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
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信纸已经皱巴巴的了，边角都磨毛了，显然被反复看过很多遍。那是林远舟七五年招工回城后写来的一封信，信上只有短短几行字：
“晓荷，我到邮局报到了，当上了电信营业员。我很好，你也要好好的。远舟。”
她把这封信看了无数遍，每一个字都能背出来。她从来不回信，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嫁人了”？说“女儿长高了”？说“我很好”？说什么都没用了。她只是把信收好，压在枕头底下，有时直接放在怀兜里，时不时拿出来看看，看完再揣回去。
今天她又看了。月光下，那几个字模糊了，纸张泛着黄，像一片枯了的芦叶。她看了很久，然后把信折好，塞回怀里，抬头望着月亮。
月亮真大啊。大到整个水乡都装得下，大到她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
她想起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她第一次来到苏颂庄。那时候她还是个扎着两条辫子的上海姑娘，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站在船头上，看着这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心里想的是：我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现在，她怎么也离不开了。
不是不能，是不想。
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片土地就长进了她的骨头里。也许是第一次给庄上的产妇接生，把一个大胖小子平平安安地带到人世间的时候；也许是半夜被叫起来去给发烧的孩子看病，摸黑走了一里多路，摔了两跤，到了病人家连口水都没喝就开始打针的时候；也许是跟邵阿婆学做芦苇画，坐在灯下一根一根地贴芦花，贴到半夜，抬头看见阿婆含笑眼睛的时候；也许是周家驹还活着时，冬天的夜里，他把她的脚捂在怀里，说“晓荷你的脚怎么总是这么凉”的时候——
这片土地用十年的时光，一点一点地，把她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她想，也许这就是命吧。
命这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就像芦苇，生在水里，就一辈子长在水里，挪不了窝。不是没有根，是根太深了，深到拔出来就死了。
她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进屋去。
灶台上还放着半锅粥，已经凉透了。她舀了一碗，就着几根咸菜吃了。粥是凉的，咸菜是咸的，吃进嘴里什么味道都没有。她也不在乎，吃了饭，洗了碗，又把芦花蹬掉的被子盖好，然后坐到桌前，点起煤油灯，拿出邵阿婆留下的工具，开始制作芦苇画。
灯芯跳了跳，屋子里光影摇晃。她的影子映在墙上，瘦瘦的，像一株水边的芦苇。
她今晚做的还是一只白鹭。白鹭的翅膀已经贴了大半，用的是最细最白的芦花，一根一根地挑出来，用自制的胶小心翼翼地贴上去。她的手很稳，虽然关节已经有些变形了，但做起这细活来，还是不慌不忙，精准得很。
芦花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地叫了声“妈”。
沈晓荷停下手，回头看了一眼女儿，嘴角浮起一个浅浅的笑。
那笑里有苦，有甜，有十年的光阴，有一辈子的承诺。
四
第二天一早，宋立诚来了。
宋立诚已经五十多岁了，腰板还硬朗得很，只是头发白了大半。他蹲在沈晓荷家的院子里，抽着旱烟，眯着眼看着那几间砖坯房，看了半晌，闷闷地说了一句：“晓荷，你真的不走了？”
沈晓荷坐在门槛上择菜，头也没抬：“宋支书，我不走。”
宋立诚又抽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晨光里散开。“你爹妈那边——”
“我爹回上海了，落实了政策，补发了工资。我娘和他在一起。”沈晓荷的语气很平，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他们叫我回去，我说不回了。”
宋立诚沉默了很久。旱烟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灭的，像他心里的念头，闪了几下，最后还是灭了。
“你是个好孩子。”他说，声音有些哑，“比我见过的所有知青都好。不是说你比他们能干，是说你这颗心，长在这儿了。”
沈晓荷抬起头，看着他一一过去的大队长，而今的支部书记。宋立诚的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掉下来。庄稼汉不兴这个。
“宋叔，大队卫生室没说关吧？”她又喊他叔了，“听有村民传出话来，说当赤脚医生的知青马上就返城了，这卫生室就关了。”
“开着开着，离了你可不行。”宋立诚站起来，把烟灰磕在地上，“庄上的老老小小，都指着你呢。你肯留下来，是咱们苏颂庄的福气。”
沈晓荷笑笑，没说话。
宋立诚走了以后，水根嫂来了。水根嫂是个壮实的女人，黑红的脸膛，说话像机关枪一样快。她一进门就嚷：“晓荷！我听说兰子和李梅都走了？就剩你一个了？”
“嗯。”
“哎呀我的天！”水根嫂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拍着大腿，“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犟呢！你一个人带着芦花，腿又不好，这日子怎么过？”
“过一天算一天。”
“过一天算一天？”水根嫂的声音拔高了，“那怎么行！我跟你说，以后家里有什么重活，你喊水根，让他来干。别不好意思，听见没有？”
沈晓荷眼眶热了一下，低下头择菜，嗯了一声。
水根嫂又絮叨了半天，从怎么腌咸菜说到怎么给芦花做棉袄，又从怎么做棉袄说到谁家的媳妇又怀了二胎，说着说着，声音渐渐低了，眼圈也红了。
“晓荷，”她突然握住沈晓荷的手，那手粗糙有力，全是老茧，“你是我见过的最苦的姑娘，可你也是我最敬重的姑娘。你比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还像水乡的人。”
沈晓荷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她哭了很久，把这些年积攒的眼泪都哭了出来。水根嫂搂着她，像搂着自己的闺女，什么话都不说，就那么搂着。院子里，芦花抱着那只花猫，怯生生地看着妈妈哭，不明白大人为什么会哭成这样。
五
三天后，张兰从舜生镇去南京的那天，邵汉杰亲自到码头去送她。
邵汉杰已经当上了舜生镇镇长，三十出头的年纪，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确良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支钢笔，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上去精精神神的。但这一天，他的眉头是拧着的。
船靠在码头上，行李已经搬上去了。张兰站在船边，红着眼眶看着邵汉杰。
“汉杰，你真的不怪我？”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邵汉杰摇摇头，走过来，伸手替她整了整衣领。他的动作很慢，很温柔，像在整理一件珍贵的瓷器。
“怪你什么？你盼回南京盼了多少年，我能不知道吗？”他的声音低沉，带着水乡男人特有的那种浑厚，“回去吧，兰子。回去好好过日子。我这边你放心，水上森林的项目已经上了轨道，公社呃镇上很支持，不会半途而废的。”
张兰的眼泪又下来了。她嫁给邵汉杰两年多，从没见他哭过，可这一刻，她看见他的眼眶红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把什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汉杰，你以后——”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况且，夫妻分居两地的多着呢，不少我们这一对。‘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邵汉杰打断她，调皮地笑了一下，“我有心灵感应的。你过得好，我就知道你过得好。你在南京，我在舜生，隔得再远，我也能感觉到。”
张兰扑进他怀里，把脸埋在他胸口，哭得浑身发抖。邵汉杰搂着她，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像在哄一个孩子。
码头上的人不多，都远远地看着，没人过来打扰。
船开了。张兰站在船尾，朝邵汉杰挥手，一直挥一直挥，直到船拐进芦荡深处，岸上那个灰色的身影消失在苇墙后面。
她蹲下来，趴在船舷上，无声地哭了很久。
船老大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见惯了码头上的离别，一声不吭地摇着橹。橹声咿咿呀呀的，像在唱一支古老的歌。
张兰哭了半天，慢慢抬起头来，擦了擦眼泪，看着两岸后退的芦苇。秋天的芦苇已经枯了大半，黄灿灿的，像铺了一河的金子。几只野鸭子从苇丛里飞起来，扑棱棱地掠过水面，留下一串涟漪。
她突然想起六九年下乡的时候，也是坐船来的。那时候芦苇是绿的，水是清的，天是蓝的，她还不到二十岁，觉得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十年过去了，芦苇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她的青春就耗在了这片水荡子里。
说后悔吗？不后悔。她在这里认识了邵汉杰，在这里结了婚，在这里学会了种田、养猪、开拖拉机，在这里从一个娇滴滴的南京姑娘变成了一个能扛能挑的农村妇女。这片土地给了她太多，多到她觉得欠了它什么。
但她还是走了。
不是不爱，是太爱了，爱到不敢留下来。她知道邵汉杰的心思全在水上森林上，那几千亩湿地造林的项目，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他不可能离开。而她，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挣扎了十年，最后发现，自己骨子里还是个城里人。
这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她选择回去，沈晓荷选择留下。
都是命。
六
送走了张兰和李梅，苏颂庄彻底安静了。
知青点空了。那排土坯房还立在那里，门窗却已经卸了，黑洞洞的，像一双瞎了的眼睛。墙上还留着当年的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几个大字被风雨剥蚀得只剩下模糊的笔画，认不出原来的样子。院子里长满了草，蒿草齐腰深，风一吹，沙沙地响，像是在说着什么没人听得见的话。
沈晓荷有时会路过知青点，站在院门口看一会儿，然后默默走开。她不敢进去。她怕看见那间她住了三年的小屋，怕看见墙上她贴的那张年画，怕看见床板上她用铅笔写的那个“林”字。
那个“林”字，是她刚到苏颂庄的某一个晚上，用铅笔刀刻在床板上的。那时候林远舟就睡在她隔壁，两个人隔着一堵墙，她能听见他翻身的声响，听见他轻轻的叹息。那些夜晚安静得不像话，月亮从窗棂里照进来，照在她的脸上，她睁着眼，听着隔壁的声音，心里又酸又甜，像含着一颗没熟透的青梅。她甚至扒开贴墙的报纸，找一条宽点的土坯墙缝，眯着一只眼往缝里瞧，想能看到隔层墙的林远舟，他现在在干什么，睡觉吗？什么睡像？可是，看不见，一点看不见，那边缝隙没裂开。
一次，她又来到了知青点，鬼使神差似地让她走进了中院，走进了林远舟当年睡觉的房间。木板床早不见了，土坯墙上贴的报纸破败不堪。就在这时，她看见了一个鼠洞，里面有一卷层层叠叠的破纸屑。她好奇地勾了出来。哎呀，原来曾是一个牛皮纸包着的笔记本子，现在都成一堆碎纸屑了。她凝神细看，这碎片纸屑上还写着字呢，什么爱呀情的，什么我呀你的，什么思呀念的，什么睡不着，很想你；什么晨阳升起，什么月光皎洁；还有蒹葭、芦苇、芦花、水……她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晓，荷，沈，这三字还散落着。再看笔迹，这分明是林远舟写的字！这是林远舟留下的笔记本？他把笔记本藏在墙洞里，忘记带走了？还是故意留下的？他的笔记本上尽写着爱呀情的，还写了对我的念想？是诗吗？是抒情散文吗？可是被鼠咬虫蚀已连不成句子了，连我的名字都断开残破了。啊，爱情，写在纸上的爱情，还是被老鼠毁了！
那时候她也做过这样的事，把自己的小念想写下来，藏起来。记得那次林远舟对蒹葭和芦苇的认定，并延伸到说爱我。我就写过:“芦花纷飞时，我在水中央”的句子，藏在床上方一个由报纸挡着的壁缝里。之后还写过只言片语吧，也塞在里面的？
其实沈晓荷不知道，这笔记本是林远舟回城前特意留下的。他留下的是一段情感，一段难忘的记忆。而且那夜他也看到了她塞在墙缝里的纸条。他与她隔着墙壁的床铺上方的一条墙缝贯通了，可以传递情意了，可惜睡在墙两边床上的人都离开了。这展示爱情的信物也鼠咬虫蚀了。古有凿壁偷光，今有挖壁传情，可叹壁边双方不知，也没传成。
此时，沈晓荷看着这堆碎纸屑，很是不舍，到底怎样写我的？她将纸屑都搂了，揣进口袋带回家了。
后来林远舟一九七五年招工回城，走的那天早上，她站在芦荡里，看着他，远远地看着他。看着他站在船头，久久地朝着芦荡望着，凝望着，好像寻找着什么？是找她吗？但是，我能送他吗？我能和他说什么呢？我都结婚了，我都有孩子芦花了，我们擦肩而过了……
她站在那里，遥望着，也久久凝视着，凝视着船儿从不远处走来，从身边不远处走过，林远舟的身影，变大，变长，变小，渐渐消失在芦荡晨雾里……沈晓荷眼泪流了一脸，却一声都没出。
再后来，他写过信来。第一封很长，她看了，没回。第二封短一些，她看了，没回。第三封就是那封只有两行字的，她看了，还是没回。只是常揣在怀里了。
周家驹走了两年多了。脑溢血，送到公社卫生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她跪在抢救室的床前，握着周家驹的手，那手还温热，脉搏却已经没了。她喊他的名字，喊了很多遍，喊到嗓子哑了，喊到旁边的人把她架开。
她以为自己会哭，却没哭出来。她只是跪在那里，像一截木头，跪了很久很久。后来水根嫂把她扶起来，她的腿已经跪麻了，站都站不稳。
周家驹的坟埋在庄子后面的高地上，正对着那片芦荡。下葬那天，风很大，把纸钱吹得满天飞。沈晓荷牵着芦花站在坟前，芦花还小，不懂什么是死，指着坟问：“妈，爸爸在里面睡觉吗？”
沈晓荷说：“嗯，爸爸在里面睡觉。”
芦花又问：“他什么时候醒？”
沈晓荷弯下腰，把女儿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下巴搁在女儿的小肩膀上，看着那座新坟，看着坟前烧纸钱的烟雾被风吹散，看着这片生她养她又困住她的水乡，什么话都没说。
七
深秋的时候，邵阿婆留给她的那些芦苇画工具，她已经用得很顺手了。
每天天黑以后，她安顿芦花睡下，就坐到桌前，点上煤油灯，开始做画。她做的芦苇画越来越好，白鹭、野鸭、芦花、渔船、水车，样样都做得栩栩如生。庄上的人来看过，都啧啧称赞，说比邵阿婆做的还精致。
她记得邵阿婆说过的话：“芦苇画是水乡的画，离开了水乡，就做不出那个味道了。芦苇的筋脉、芦花的柔韧、芦叶的纹理，都是水给的。你心里有水，手里才有画。”
她现在懂了。
她心里全是水。十年的泪水、雨水、河水、荡水，把她的心泡得透透的，比这片芦荡还深。
快过年的时候，她收到了张兰从南京寄来的信。信上说，她已经安排好了工作，在一所国营大厂办的小学教书；邵汉杰腊月二十五来南京，两个人一起过年。信的最后，张兰写：“晓荷，我和汉杰都惦记着你。你一个人带着芦花，千万保重。有什么需要，一定写信来。”
沈晓荷看完信，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跟林远舟的信放在一起。
她又收到了李梅的信。李梅说她和刘建国在南京租了房子，刘建国过了年就去农科院报到，她已在父母住处的街道办上班。信的最后，李梅写：“晓荷，有时候我会梦到苏颂庄，梦到那片芦苇荡，梦到你。醒来以后，枕头是湿的。我们都想你。”
沈晓荷把信也折好，压到枕头底下。
那晚，芦花睡着以后，她坐在桌前做了一幅新的芦苇画。画的是一只大雁和一只小雁，大雁低着脖子，用翅膀护着小雁，小雁缩在大雁的翅膀底下，安安稳稳的。她用了一天一夜，把这幅画做完了，用木框裱好，挂在床头。
她看着这幅画，想起自己十八岁下乡那年，母亲站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的站台上，隔着船窗看着她，哭得说不出话来。长江客轮开动的时候，母亲跟着轮船跑，跑了好几步，嘴里喊着什么，她没听见，但她知道母亲喊的是什么。
母亲喊的是：“晓荷！晓荷！你要回来啊！”
她回来了吗？
没有。
她留在了这片芦苇荡里。
夜深了，风从芦荡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芦苇的清香。芦花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含混地叫了声“妈”。
沈晓荷应了一声，伸手替女儿掖了掖被角，然后继续做她的芦苇画。
煤油灯跳了跳，她的影子在墙上晃了晃，瘦瘦的，稳稳的，像一株水边的芦苇。
窗外的月亮很大很圆，照着这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照着庄后头那座新坟，照着空荡荡的知青点，照着三间砖坯房里这个瘦弱的女人和她年幼的女儿。
一九七九年，最后一批知青回城了。
苏颂庄只剩下一个“知青”。
她比当地农民还农民。
她这辈子再也不会离开这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