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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室的走廊长得像没有尽头。王梅搀着母亲，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白色墙壁，白色地砖，白色灯光，一切都白得刺眼。空气里有股消毒水和金属混合的味道，凉凉的，钻进鼻孔。
“妈，慢点。”王梅轻声说。她能感觉到母亲的手臂在微微发抖。
放疗室的门开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探出头来：“王桂枝？”
“在。”王梅连忙应声。
医生看了看手里的单子，点点头：“进来吧。家属在外面等。”
王梅想说什么，母亲已经松开她的手，跟着医生往里走了。那扇厚重的铅门在眼前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门上的红色指示灯亮起——“治疗中”。
王梅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椅子是金属的，刷着浅绿色的漆，坐上去冰凉。她看了看表——下午两点十分。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远处护士站隐约传来的说话声。偶尔有其他病人被家人搀扶着走过，脚步拖沓，面容憔悴。在这里，每个人似乎都调成了同一种表情：忍耐。
王梅想起第一次陪母亲做穿刺时的情景。也是这样的等待，也是这样的走廊。只是那次母亲进去时还抱着“可能是良性”的希望，而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答案。
癌。
这个字像一块巨石，压在一家人的心上。
放疗室里，王梅娘正按照医生的指示躺上治疗台。台面是不锈钢的，冰凉的感觉透过薄薄的衣服传到背上，让她打了个寒颤。
“大娘，放轻松。”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声音温和，“咱们先把定位护具戴好。”
那是个网状的隔离罩，医生小心地把它戴在王梅娘胸前，扣紧。隔离罩紧贴着皮肤，有些压迫感，但还能呼吸。她能看见头顶巨大的机器——银白色的，形状怪异，像一只沉默的钢铁怪兽。
“躺好别动。”医生调整着她的位置，“治疗过程不会疼，就是机器会响。您要是害怕，就闭上眼睛，想想高兴的事。”
高兴的事？王梅娘闭上眼睛。她能想起什么高兴的事呢？
女儿考上大学那天，一家人去小饭馆庆祝，点了四个菜，其中有一条红烧鱼。那是她第一次吃那么贵的鱼，但女儿吃得开心，她就高兴。
外孙出生时，小小的，皱巴巴的，哭起来声音洪亮。她抱着那个小生命，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
还有去年春天，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开花了。细细碎碎的小黄花，风一吹，落了一地。她坐在树下晒太阳，觉得日子还能这么过下去，也挺好。
“准备开始了。”医生的声音从操作间传来，透过对讲系统，有些失真。
王梅娘深吸一口气，双手交叉放在额头——那是她紧张时习惯的动作。小时候怕打雷，她就这样捂着头；后来怕女儿生病，也这样；现在，怕的是头顶这台机器。
“嗡——”
机器启动了。低沉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像是巨兽的呼吸。她能感觉到有看不见的东西穿透身体，不疼，但有种奇怪的压迫感。
她不敢睁眼。闭着的眼皮上，有红色的光一闪一闪。
时间变得很慢。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她数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数到八十七下时，机器停了。
安静了几秒。然后传来机械转动的声音——是机器头在调整角度。
接着，“嗡”声再次响起。
这一次，她想起的是更早的事。那年她十八岁，第一次进城，看见百货大楼的玻璃橱窗里挂着一件红毛衣。她站在窗外看了很久，最后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五块钱，转身走了。
那件红毛衣，她记了一辈子。
如果这次能好起来，她要去买一件红毛衣。不管多少钱，就买一件。穿给女儿看，穿给外孙看。
机器又停了。然后是第三次启动。
这次她想的是丈夫。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一辈子没对她说过“爱”，但会把最好吃的菜夹到她碗里，会在她累的时候默默接过她手里的活。要是他在身边，现在会说什么呢？大概会说：“别怕，有我呢。”
可是现在，他风湿病厉害，出门都不方便了。
眼泪从紧闭的眼角流出来，顺着太阳穴滑进头发里。她忙用手擦一下。
机器终于彻底停了。
医生走进来，帮她解下隔离罩，像揭下一层壳。
“好了，大娘。今天很顺利。”医生笑着说，“感觉怎么样？”
王梅娘慢慢坐起来，声音有些哑：“不疼……就是有点害怕。”
“第一次都这样，慢慢就习惯了。”医生扶她下床，“回去多喝水，注意休息。”
门开了。王梅几乎是冲进来的：“妈！”
“没事。”王梅娘握住女儿的手，“就是躺着，不疼。”
可王梅看见母亲眼角的泪痕了。她没戳破，只是用力点头：“那就好，那就好。”
接下来的一周，放疗按部就班地进行。每天下午两点，王梅陪着母亲走过那条白色走廊，等在门外，然后接她出来。母亲每次都说“不疼”，但王梅能感觉到，母亲的手一次比一次凉。
周五，朱主任查房时特意多待了一会儿。
“阿姨这几天观察下来，各项指标都稳定。”他对王梅说，“放疗的副作用还没显现，这是好事。”
王梅松了口气。
“不过，”朱主任话锋一转，“放疗要连续做二十次，每周一到周五，总共四周。你们一直在病房住着，费用太高。我建议，可以暂时出院，在附近租个房子，或者去亲戚家暂住。每天来做治疗就行。”
王梅愣住了。租房子？在省城？那又是一笔开销。
“我……我问问看。”她含糊地说。
送走朱主任，王梅坐在病床边发呆。母亲睡着了，呼吸平稳，但眉头还微微皱着，像是在梦里也在忍受着什么。
手机响了。是夏俊花。
“梅梅，怎么样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关切。
王梅把朱主任的话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夏俊花说：“这样，你们来我家住。我婆婆这几天正好在，能帮着照应。家里有空房间，熬中药也方便。”
“那怎么行……”王梅连忙推辞，“太麻烦你了。”
“麻烦什么。”夏俊花语气坚决，“就这么定了。我一会儿去医院接你们。”
下午四点，夏俊花的车停在住院部门口。她帮王梅母女把东西搬上车——其实没多少东西，就是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还有一大包中药。
“这些药每天要煎的。”王梅有些不好意思，“太麻烦阿姨了。”
夏俊花的婆婆是个慈祥的老人，头发花白，笑容温暖：“不麻烦，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煎药我懂，火候掌握得好。”
夏俊花家在省城一个老小区，九十多平米，三室一厅。她把朝南的次卧收拾出来给王梅母女住，床单被套都是新换的，阳光晒过，有股好闻的味道。
“你们就当自己家。”夏俊花说，“冰箱里有菜，想吃什么自己拿。卫生间热水二十四小时都有。”
王梅娘看着整洁的房间，眼睛有点湿：“俊花，我们这……这怎么感谢你啊……”
“阿姨，您这就见外了。”夏俊花扶她坐下，“小时候我去你家，您不也给我做面条吃？还加俩鸡蛋。”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夏俊花去王梅家玩，王梅娘做了手擀面，给每个孩子碗里都卧了鸡蛋。夏俊花的那碗，鸡蛋特别大。
“您那时候说，正在长身体，要多吃点。”夏俊花笑着说，“我都记着呢。”
晚饭是夏俊花婆婆做的。四菜一汤，清淡但可口。王梅娘吃了小半碗米饭，还喝了一碗汤——这是她确诊以来，吃得最多的一顿。
“在家吃，就是舒服。”老人轻声说。
夜里，王梅躺在母亲身边，听着母亲平稳的呼吸声，心里踏实了许多。窗外的城市灯火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条光带。
“梅啊。”母亲忽然轻声唤她。
“嗯？”
“俊花这家人……真好。”
“嗯。”
“等妈好了，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
“我知道。”
母亲翻了个身，面朝王梅：“妈想家了。想咱家院子里那棵枣树，想你的床，想厨房里那个用了二十年的铁锅。”
王梅握住母亲的手：“等放疗做完，咱们就回家。”
“好。”母亲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回家……”
王梅陷入了沉思。生活啊，是问题成堆的山，人不能陷进问题中无法自拔。硬解不开，只有和解吧。和解的核心之处，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在无法解决的困境中，坚强的人们要如何带着伤痕痛苦，继续去爱，继续生活。
周六一早，夏俊花说要去老家办点事，正好顺路送她们回去住两天。王梅本想说坐大巴就行，但夏俊花已经启动了车子。
“真的顺路。”夏俊花说，“我要去看我四叔。”
车开上高速，秋天的田野在窗外铺展。玉米已经收了，地里剩下一截截秸秆。偶尔能看见农人在地里忙碌，身影在广阔的天地间显得很小。
王梅娘看着窗外，忽然说：“还是乡下好。宽敞。”
两小时后，车在王梅家门口停下。邻居看见车来，都探头看。王梅娘下车时，几个老姐妹围上来。
“桂枝回来了！”
“看着气色好多了！”
“在省城治得怎么样？”
王梅娘笑着应着，眼眶却红了。这是她的村子，她的乡亲。在这里，她不是“病人楚桂枝”，只是“桂枝”，是那个会在谁家有事时去帮忙的桂枝，是那个腌咸菜特别好处的桂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