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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并没有因为一个电话而停止。
第二天是工作日，张秀琴六点起床做早饭，七点叫醒两个孩子，七点半送他们去学校，然后自己去幼儿园上班。前几天母亲生病，自己请了几天假陪床，不能再请假了。
李大林起得更早，五点，天还没亮，他就开车去了城郊的花圃。重阳节的订单要开始备货了，两万盆菊花，得挑品相最好的。花圃老板宋丽珊已经在地里等着他，两人打着手电筒，一盆一盆看过去。
“这盆好，花苞多。”“这盆不行，叶子有斑。”
清晨的露水打湿了他们的裤脚。太阳慢慢升起来，把花圃染成金色。菊花还都是绿色的花苞，要等九月底才会陆续开放。
“大林哥，你脸色不太好啊。”宋丽珊递过来一瓶水。李大林接过，拧开盖，喝了两口：“昨晚没睡好。”
“为了订单？”“嗯。”
李大林没有说真话。有些重量，只能自己扛着。上午九点，他开车回老家。路上给妹妹发了条微信：“俺今天去四舅家，你忙你的，有消息告诉你。”李小霞很快回复：“好。”
车到老家时，娘正在院子里晒玉米，金黄的玉米粒铺在竹席上，在阳光下闪着光。“大林，咋又回来了？”娘直起身，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李大林关上车门，走到娘面前。他决定不说完整的真相——至少现在不说。
“娘，建国给我打电话，说四舅肚子疼，去医院查了。”他斟酌着用词，“医生怀疑……肝有点问题，让进一步检查。俺今天有空，拉你去看看四舅吧。”
娘手里的簸箕“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玉米粒洒了一地。“肝……肝怎么了？”她的声音发抖，“建国咋说？”
“就说疼，做了CT，结果不太好，”李大林弯腰捡起簸箕，“娘，你先别急，咱们去看看再说。”娘站在原地，腿有些发软。李大林赶紧扶住她。
“不会的……”老人喃喃道，“小四是最小的弟弟，他才六十四……比俺还小十岁呢……”
李爱国从屋里出来，看见这一幕，眉头皱起来：“怎么了？”听完李大林的叙述，李爱国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俺去换件衣服，咱们一起去。”
四舅家在邻县，一个叫柳树屯的村子。李大林的车开进村子时，已经快中午了。
还没到门口，李大林就看见院子里站着不少人。农村就是这样，谁家有事，本家亲戚、左邻右舍都会来。他们站在院子里，三三两两地说话，抽着烟，表情凝重。
建国在门口迎他们，这个三十八岁的汉子，眼睛通红，胡子拉碴，一看就是一夜没睡。“大姑，姑父，大林哥，”他声音沙哑，“你们来了……”
大林娘抓住侄子的手：“你爹呢？”“在屋里躺着，刚吃了止痛片，这会儿好点了。”
一进屋，李大林就闻到了一股混合的气味：烟味、茶味、中药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疾病特有的气息。四舅躺在床上，盖着薄被。看见姐姐来了，他挣扎着要坐起来。
“姐，你咋来了……”他的声音很弱。
“躺着，别动。”大林娘在床边坐下，握住弟弟的手。那只手枯瘦，皮肤松垮，手背上还有输液的针眼——那是昨天在医院留下的。
“小四，你感觉咋样？”大林娘的声音在抖。“没事，就是肚子有点疼，老毛病了。”四舅勉强笑了笑，“建国大惊小怪，非拉我去医院，花那冤枉钱……”
屋里站满了人，四舅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来了，还有堂兄弟、侄子侄女。大约有十五六个人，把本就不大的卧室挤得满满当当。
李大林是小辈，他站在门口，听着大人们说话。商量很快就开始了——或者说，是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
大舅俊花爹，坐在椅子上，抽着烟：“要俺说，去省城。大医院，专家多，设备好。建国，你明天就带你爹去省城。”
二舅摇头：“省城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住院得花多少钱？在市医院治不行吗？俺认识市医院的一个大夫……”
大林娘抹着眼泪：“西医就知道动刀子，伤元气。要不咱们先看中医？俺听说临县有个老中医，看肝病可厉害了，吃几副药就能好。”
一个堂哥插话：“中医太慢，我看还是西医快。不过市医院水平确实一般，要不……去北京？我有个亲戚在北京打工，说协和医院最好。”
“北京？”建国苦笑，“哥，去北京那得多少钱？挂得上号吗？”
另一个堂弟压低声音说：“要我说，这事得看是不是家里风水出了问题。四叔这病来得突然，是不是祖坟哪里不对？或者家里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得请个师父来看看。”
马上有人附和：“对，我认识一个师父，看这个可准了。上回老刘家媳妇一直生病，就是家里有东西……”
“要不先去拜拜药王庙？”一个上了年纪的婶子说，“心诚则灵。我娘家那边有个人，肝癌晚期，去药王庙拜了七七四十九天，后来再去查，肿瘤小了一半！”
“那是迷信……”“怎么是迷信？老祖宗传下来的！”
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杂。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烟味更浓了，屋里烟雾缭绕。
李大林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他突然觉得很荒谬——四舅的生死大事，就在这间烟雾弥漫的屋子里，被这么多人“讨论”着。他们也许是好心，但那些建议像一团乱麻，越扯越乱。
建国低着头，不停地搓手。他是独子，所有的压力都在他一个人身上。床上的四舅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不想听。
李爱国走到李大林身边，轻声说：“看见了吗？这就是家里有事的样子。人多，主意多，但真正能拿主意的，只有当事人自己。”
李大林点点头，他想起张东良出事时，同学们虽然也商量，但至少有几个核心——朱明华、李大林、正国三个人撑着。而在这里，每个人都是“长辈”，每个人都可以说话，但没有人能真正负责。
“大林，”李爱国说，“你得帮建国拿个主意，他是独子，没经历过事。”
“俺？”“你是他表哥，又在外面做事，见识多。”李爱国看着儿子，“而且，你表妹夏俊花，她在省城，和医院专家主任有联系，这是最实在的关系。”
李大林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他挤过人群，走到建国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建国，出来一下，俺跟你说个事。”
两人走到院子里，秋阳正好，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的。院子里的菜地里，几垄韭菜，在风里轻轻摇晃。
“省城你表姐，”李大林开门见山，“俊花，她说了，如果四舅去省城，她帮着找专家、安排床位。”建国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哥，去省城……得花多少钱？”
“农村合作医保能报销一部分，剩下的……”李大林顿了顿，“咱们一起想办法。”
“可俺爹他不愿意去。”建国苦着脸，“他说医院误诊，说他自己没事，说在家躺几天就好了。刚才你们来之前，他还发脾气，说俺们咒他……再说，去年交医保，爹嫌400太贵，家里都没交……”
李大林看着表弟，这个已过而立，马上不惑的男人，此刻像个无助的孩子。“四舅不是不信，他是怕。”李大林说，“怕花钱，怕拖累你，怕治不好，老人都是这样。”
“那怎么办？”
李大林想了想：“这样，你先把CT报告拍下来发给俺，俺让俊花找专家先看看。如果是早期，咱们就劝四舅去治，告诉他能治好。如果是晚期……”他没说下去。
建国摸出手机，手在抖：“哥，俺这就去拍……”
下午，李大林带着父母先回家了。临走时，他偷偷塞给建国两千块钱：“先拿着，应急用。”建国推辞，李大林硬塞进他口袋里：“俺是你哥。”
车上，三个人都没说话。大林娘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突然说：“你四舅……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李大林从后视镜里看了娘一眼。
“村里谁家有困难，他都去帮忙。前年发大水，他划着自家的小船，救出来五个人。”娘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得这病呢？”
李爱国握住老伴的手：“别想太多，等省城的专家看了再说。”“要是真得了……”娘的声音哽住了，“他还没看见建国生男娃呢。建国媳妇去年就说要娃，一直没怀上，你四舅老念叨……”
李大林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的路。他的肚子又开始隐隐作痛，那种钝钝的疼。他在想：四舅的病，是因为生气吗？建国两口子老是吵架，把老人气着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喝酒？劳累？还是……就是命？
追究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病已经在那里，像一颗埋进身体里的地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大林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建国发来了CT报告的照片。
李大林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来，点开图片。那是一张黑白影像，他看不懂那些阴影和线条代表什么，但他看到报告最下面那行字：“肝右叶占位性病变，大小约5.3×4.1cm，考虑原发性肝细胞癌可能大，建议进一步检查。”
他把图片转发给夏俊花，然后拨通电话。
“花，报告发你了。”“俺看到了。”夏俊花的声音很严肃，“哥，肿瘤不小了。你得尽快劝四舅来省城，不能再拖了。”
“好。”挂了电话，李大林重新发动车子。后座上，娘已经靠在父亲肩上睡着了，眼角还有未干的泪痕。
太阳西斜，把田野染成金黄色，又是一个秋天，收获的季节。但有些人，可能等不到下一个秋天了。
李大林踩下油门，车子驶向暮色深处。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又多了一份重量——这份重量叫责任，叫亲情，叫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而他自己肚子里的疼痛，还在持续着。那不只是他身体的警报，也是这个家族，这片土地，在时代快速向前发展时沉闷的预警，似乎在追问，古老的人情社会与现代规则之间，普通人救命的道路该怎样铺展？
这一种沉默的追问，没有谁，知道确定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