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韩井长病重的消息传到井口时，我真的没太往心里去。总觉得他那样阳刚的人，即便得了重病，也该能扛过去。毕竟不久前他还坐在办公室里，声音洪亮地问我“你能不能带好一个班”，还跟我讲那些做人做事的道理，眉眼间全是干练的劲儿。可后来才明白，死亡这东西，从不管你是不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也不管你肩上扛着多少人的生计，它要来时，连个招呼都不会打。
那天上白班，井下条件出奇地好，掌子面的煤质硬实，溜子也没出毛病，我们不仅早早完成了当天的任务，还把巷道里的浮煤、杂物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我嘱咐好这些兄弟一定要等到交接班的时候再升井，而我却提前蹬车上去了。长期在井口上班的人都有一个经验，那就是蹬车快到井口的时候，一定要停一会，甚至假装装一些木料，然后再把空车放下去，可我那一次，却是空车停下来，人也停下来，并且随后就走出了井口。
刚打开井口的风门，就被边处长抓了一个正着。边处长一下子就把我叫到办公室的门口，一顿臭骂之后，还让我把班长的钥匙交出来。那正是一个头班和二班交接的空档，人是越来越多，我的老脸一下子有些受不了，可又不好意思反驳。边处个子不高，皮肤很白，微胖，看起来有点笑面虎，可撸起人来，脸一板，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按理说边处长是一个文化人，我也是小井上会写几个字的人，面子上应该有一个关切，然而，我想错了。
我攥着口袋里那串冰凉的钥匙，指节都攥白了。我知道自己违规了，该骂，可就因为这事就要把我的班长给撤了？我不服气，更不甘心——这班长的位置，我是怎么混到手的我非常清楚，我咬着牙，任由他骂，就是不松手，也不吭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僵持了足足十多分钟，周围的人越聚越多，议论声也越来越大，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架在火上烤的罪人。
韩井长的死，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小井上的人事立马就乱了套。起初，有人说边处长会接替韩井长，也有人说可能另有人选。论当时的收入，一个副处长，很难抵得上一个正井长（正科级），毕竟井长手里还有好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没过几日，边处长回到了处里了，煤炭处里又派了一位新的负责人，名叫崔小泉，是煤炭处的总工，大家都管他叫崔总。我心里清楚，我的靠山倒了。我这个班长的位置，全是韩井长一手提拔的，如今他不在了，我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朝不保夕。其实，井上早就有风声，说有人为了当个班长，把关系都走到了煤炭处，就等着韩井长这棵大树倒了，好取而代之。
想想这些，边处因为蹬车的事情，让我交出班长的钥匙也就不言而喻了。只是当时很多“高层”早已知晓，而我却依旧蒙在鼓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乱局不定的时候，我又出了岔子。那天是上三班，从半夜零点到早上八点，井下的铁道因为常年被水浸泡，有些地方已经松动了。我忙着安排兄弟们收尾，没注意脚下，一脚踩空，左脚大拇指狠狠撞在了铁道上，当时就钻心的疼，我咧着嘴，脱了鞋一看，指甲盖都掀开了，大拇指肿得像个馒头。我强撑着把活干完，升井后跟崔总请了病假，好像得休息几天了。
下班以后，我赶紧去了矿区医院，拍了个片子，医生说：“骨折了，好在位置没错位，不用做手术，伤筋动骨一百天，得养一段时间。”我拿着片子，心里更慌了，这节骨眼上受伤，不就等于把班长的位置拱手让人吗？”可越是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就在我病休的第五天的时候，王老五骑着摩托车跑到过度住宅来看我，吞吞吐吐地跟我说：“你的班长位置，被人顶了。”我心里一沉，强装镇定地问：“谁呀？”“从别的井口调过来的一个小子，叫李柱。”王老五还笑着说：“井上都传开了，还有个顺口溜：去了小陆，来了李柱，去了葛树清，来了高占东。不光是你，葛副井长也被调走了，新来的副井长叫黄井长，还有一个老柏，韩井长死后，这阵子小井的人变动挺大的。”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一片混乱。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挣扎着想要坐起来，脚一沾地就疼得钻心，可心里的急火比脚疼更难受。我再也待不住了，趁着脚伤稍微好点，能一瘸一拐走路了，我便坐着通勤小火车去井上了。我找到崔总的办公室，敲门进去，语气带着点恳求：“崔总，我脚好点了，想回来上班。”崔总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抬头看了我一眼，语气平淡地说：“你先在家里休着吧，不用急着来上班，工资我让财务先给你开着。”
不上班还能开工资？我在煤矿干了这么多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这哪里是体恤我，分明是变相地把我晾起来了。他不想直接辞退我，又不想让我回去上班，就用这种方式，让我自己知难而退。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看着崔总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我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办公室，外面的风刮在脸上，冰凉刺骨。我知道，我的班长生涯，恐怕是真的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