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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稿的原因，我和煤炭处的综合办的李主任有过很多交际。当时的煤炭处就在我们居住的二矿过度住宅往前200米的样子。煤炭处的综合办在煤炭处的二楼最里层，紧挨着处长办公室。当时综合办李主任的对面还坐着一个叫小牟的团委书记。因为当时煤炭处下属一些小井的通讯报道都需要政工办审核盖章的，然后才拿着盖有综合办公章的稿件去报社投稿。因为我当时的稿件见报率比较高，每次去找他们敲章的时候，他们大致看了看内容，只要是正能量的稿件，大部分都是比较支持的。有时候还让我们坐下来，谈一些关于井口发生的奇闻趣事，甚至于新闻稿件以及文学稿件的一些写法。
去的时间长了，我们便熟络起来。有一次，综合办和工会联合举办一次关于安全生产问答的比赛。提前把试卷发给各单位，然后在规定的时间进行比赛。小牟书记拿着一些测试题，笑着对我说：“陆相华，您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在这次比赛中拿到奖品。”我笑了，如此这般地跟他说：“你把最简单的那道题放在最上边，安排座次的时候，把我们所在的雁兴井的标牌放在第一个。抽签的时候让我先抽。就免去我花费大量的背题时间时间，还能够拿到一份不错的奖品。”
比赛的那天是一个星期二的下午两点，我提前就过去帮助他们“布置”会场。比赛正式开始，果然不出所料，我抽签抽到最上面的一个条子。小牟书记说：“你抽到的问题是：“什么是瓦斯？陆相华你来回答。”我先是假装一幅发呆皱眉的样子，然后回答：“瓦斯就是矿井中以甲烷为主的有害气体的总称。”“回答正确！”这次奖品是一套精美的茶具。后面一些单位的答题，一般都很长，20多道大题，他们要背好几天，真正到比赛的时候，有的对答如流，有的磕磕绊绊。那也是我平生最容易地拿到的一次大奖。
1999年的春节很快就过去了。我的脚虽然略有疼痛，但已经不耽误走路干活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听到崔总让我上班的消息。我就若尤其事地来到了煤炭处综合办，他们此前也知道我的脚被碰，在“家”里休息。他们见到我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聊到我的脚上，还有单位的一些情况。我就把当时的处境跟他们说了，看能否给崔总打个电话让我尽快上班，最好是官复原职。李佑林主任当即就给我们单位的崔总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们单位有个叫陆相华的，前一阵子在井下带班的时候脚被碰了，也在家也休挺长时间了，看看能不能让他上班？”“下周一，让他过来上班吧。”我从电话里听到了崔总回话的声音。
当时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来说，是需要一个好大的人情的。就这一个电话，在小井里传开了，说小陆过几天回来上班了，可能还回小井继续当班长。可就在我病休的日子里，李柱已经干上了呀。崔总以为综合办李主任的电话代表煤炭处老大的意思。崔总为难了，又开始给煤炭处老大打了电话进行确认，是不是他让小陆“官复原职”，煤炭处老大的回复是“没有！”崔总这回便明白咋回事了。
虽然不是处长的指令，但综合办主任的电话也不能不当回事啊。崔总这几天就开始犯难了，但是一个小煤窑就那么一点江湖，根本用不着拐弯抹角，得尽快给小陆找个差事，崔总一下子把目光瞄向了看似老实巴交的大修队队长李井勇。崔总那几天就开始让几个副井长下井的时候，给大修队挑毛病。也真是天赶人凑，那几天井口的直巷道塌方了，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而就在我返岗的时候，井下的塌方已经抢修完了。崔总直接宣布，“从今天开始让陆相华当大修队长，李井勇当副队长。”就这样，我堂而皇之地干上了大修队队长，不知道的以为队长比班长的“官”大，其实“行政级别”和班长一样，只是工资不抵当班长的时候二分之一。好在经常上白班，面子上没撸到底，也算照顾了我的情绪。记得当时我带着几个老弱病残的“兵”，他们是李井勇、窦勇、刘继成、李青春，好像就我们几个人。因为当时的雁兴井已经开三年了，我经历了这个井口的开工和回撤全过程。
李井勇（老李）当时比较有抵触情绪，毕竟在矿上干了好多年了。我也给他一些照顾，就是把该维修的棚子全部用粉笔画出记号，李青春和刘继成每天在地面锯木头，趁着掌子面打眼放炮不用钢丝绳带车的空档下木头，每天四架棚，12根木头，木头下到指定的位置。一天下两车木头，都是挑好的、直溜的。窦勇我们原来在一个班干过，给棚子给的好，也是在一次当班中出过工伤，我就和窦勇一边砍“鸭嘴”，一边撺腿坑，有时候需要封帮，下木头的时候顺便下点帮板，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100多架棚子在主巷道上像两排坚强的士兵，守卫着上下矿工的安全。
那一阵子，小井地面的木材全部让我们使尽了，崔总又让煤炭处从大兴安岭那面送过一些木材过来。干工作就是这样，该省的省，该造的造，因为地面的木料下得太快，我们井下维修的工作越是显著，我也受到了表扬。无论是值班井长，还是煤炭处安检员，还是崔总，都对我们大修队刮目相看。自从我接手大修队，井下的棚子就从来没有坍塌过！几个老弱病残的队员，也没有让他们出过一个工伤。我看到大活都干得差不多了，还偷偷摸摸给他们轮流休假，让他们在家里干点零活。虽然工资不高，待遇还是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