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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春节前后，我们已经从浦东的汤臣中心附近搬到闵行区靠近徐汇区的罗秀路附近的公房里居住了，虽然日子依旧艰难，毕竟有了些许的起色，甚至单位里的许多人约好了单位，主动找我一起出去采访了。我从《中国改革》那面带过来的一种经验，还有资源，还有我曾在《上海广角》那面的一些经验，总结出一条适合自己的业务模式。
起初，我跑了几家行业协会，比如：上海市服装行业协会、上海市化工行业协会、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等。这样不仅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业务收入，还能够使自己的业务以点带面，就像滚雪球一样，很有层次感。然后就是清明节前后了，单位里的居然有好几个人殡仪馆采访了，况且还拿回了几万块的赞助。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跑了几家医院，救死扶伤吗，也居然跑成了几家。就在这时候，单位里的一位同事居然约好了一个烈士陵园，让我和她一起，我也答应了，毕竟大家都急于出单，结果也跑了一个4000块的赞助。
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操作的是专题或者是专访，介于硬广告和新闻采访之间的内容，这需要的综合素质，比新闻记者的难度还要高：首先就要筛选客户，我们的客户身价基本上是一个亿以上的一把手；其次就要千方百计约到一个见面机会，这一关当中客户的信息来源十分重要；再就是采访的力度角度，以及写稿的高度，都有了新的要求。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些驻外机构还要搞创收，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拉广告。这种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工程，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考验，因此不少人来了又走，又有不少人走了又来。
我的第一篇稿件出来了，虽然文字砍了许多，毕竟是上的第一大报啊，还用了几个黑体的小标题，自己和客户都不比较满意。陆续地，我的一个又一个的小豆腐干逐渐见报了。因为是做专刊吗，有一期报纸竟然发了我五篇文章，这一下，我也在业内创下了记录，我自费加印了1000份报纸，为我后续操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有了这张报纸做背书，我又采访了几家民办学校，房地产企业，平均每个月下来，都有一些收入。
在当时，我的发稿率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我的写稿率绝对是最高的。我在采访每一个成功企业家的背后，似乎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故事。比如温州人，温州人的“三板精神”，他们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平时盯黑板，他们不仅埋头苦干，还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和竞争力。还有他们的“四千精神”：即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共同构成了温州人敢闯敢拼、务实创新的精神内核，被誉为“温州模式”。
我用心和笔记录着上海滩每一寸土地所发生的一切,甚至还给自己来了一个新的定位：“记者里的民工，民工里的记者。”在记者行业里，我们虽然属于编外，但在农民工行业里，我们又有着和他们不一样职业。
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刚来的时候没觉得上海有什么好，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与磨合，他已经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最好的老师，特别是报社里的领导，他们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让我得以开拓视野和不断充电。我在这座中国最具投资活力的大都市，如鱼得水，有幸和上海市的一些领导人以及优秀的企业家一道谈发展、论规划。从那个时候起，我人生的战略目标，一次次超越，一次次成熟。
2002年的下半年，我在报社的工作业绩终于拿到第一名。从砖厂拉水坯车的“流浪汉”，到一个小煤窑的采煤工；从一个地道的“煤黑子”到上海滩的大牌记者，无论从学识上，还是阅历上，我的个人身份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越。我甚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了规划，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怎么办？因为来自内蒙古，我甚至把草原的辽阔，牛的勤奋，马的豁达，羊的我谦虚，在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身体力行。我还破天荒地研究起孙子兵法和成吉思汗。我甚至认为，成吉思汗建立的通讯网络系统就是现在电子信息网络的雏形，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我甚至还研究起毛泽东，马云，并且感知互联网的春天即将到来。
也就在那一年，我赚到了人生第一个十万块钱。风里来，雨里去，我们的小日子似乎有了盼头。那年中秋国庆小长假，我给小芹打了电话，说同意回去把我们的事情做个了断，她在电话里也答应了。
于是，我和张帆趁着国庆节坐火车回到了煤城。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带着张帆，把小芹的事情先办了。负责办理那个人在咨询填表的时候，我一律填写的“同意”，问我们的财产如何处置，我说我没有财产，“人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财产啊！”跟前有一个和我一样办这事的人，他听了我的说法觉得很新颖，“对，对，对，人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财产啊！”于是，我们很快就各自拿到了自己的那本“证书”。为了速战速决，我还给我们办事的人买了点东西，说下午还有一场“活动”，于是，我创造了一场跨世界的浪漫情缘——上午和小芹分手，下午又和张帆登记结婚的传奇故事。
我和张帆虽然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却不再是名义上的夫妻了。我们还一起看望了矿区的亲友，不久后便又返回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