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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的实习期已结束，一个单子也没有出，老板把手机交还给我，并且说了一句，如果再干也可以，就没有工资了，只有纯粹属于提成的那种。而此时的我，在浦东三林那面的房租也已到期，囊中羞涩的我，再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搬着几箱卖不掉的古绮牌洗发水去弟弟的公寓里寻找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弟弟看到我这么长时间没有找到工作，而且把所有的积蓄全部花光，话里话外的不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因为他最知道我的底细，也最知道我们家的底细，我是怎么从八家走出来的，又从煤矿出来的，这四五年间不但没积累任何财富，而且是一个两手空空的光棍。下了班以后，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听他的英语，还有报考他的相关专业，总之就是不停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偶尔也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床底下那么多洗发水，怎么不出去卖一卖，给别人都能干，为啥给自己不能干？”接下来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每天除了给弟弟买点菜，做点饭以外，依旧不停地买《人才市场报》，浏览相关的招聘信息。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家《中国改革》杂志（上海办事处）在上海招聘编辑的信息，并且下面有一个招聘电话，我打过去，竟然过来让我过去面试。应聘的地址就在浦东东方路靠近商城路附近的一个与“中国改革”关联的办公楼里，办公室的人虽然不多，大概只有五六个人吧，却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每个人的年收入平均在七八万，甚至十几万的收入，而且还有一个简单的集体宿舍，他们这里的底薪是600元一个月，相对条件比原来要好一些。
因为我手里的信息不足，瞪着眼看着那些高手跑来的大单，仍然迟迟不敢加入这个团队。记得那个老板姓王，于是就跟他商量，能否先从写稿干起，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操作，这样就有给自己一个预留空间。
我的想法得到了王老板的认可和同意，并且马上带我去了一家怡东房产，采访了一个老板的同时，还取回了一些资料，然后做了一些吩咐，具体从哪几个角度去写。当时的稿费是1000字100元，一般是3000字起底。记得我当时写的标题就叫《怡东花园话怡东》，虽然现在看标题很普通，当时按报告文学角度去写，也算马马虎虎地过得去了。就这样，我拿到了第一个300元，当我下了夜班，很晚才回到弟弟公寓，跟他汇报的时候，他认为我依旧认为我在和他吹牛，“哪有那么高的稿费？”第二天，王老板拿着我写的稿件去那家房地产公司去审稿，结果人家拿回来两万块，我依旧拿我的300元。我的心里只是一种羡慕，并没有什么不爽，认为这就是市场经济。
有了这个案例，我又接了单位刘老师的一个关于服装行业协会的稿件。那时候，老板的办公室也就一台电脑，我拿到素材以后，先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定好大标题、小标题、副标题，然后又开始又在原来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破题和拆解补充。有些需要过度的地方，我就用笔在原来的素材上做好标记。趁着别人下班的时候，我就在外面买了一块钱两个的菜包和肉包，悄悄地回办公室打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敲完之后再进行修改。有一次，一直干到第二天四五点钟之前，才打印出来，并且在电脑里进行存档备份。
上海的公交车、地铁都已经停运了，我回不到宝山那面去了，就只能在附近公园的长凳上勉强睡了一觉。正当我似睡非睡的时候，公园里来了两个巡查的警察，说不让我在公园里睡觉。我又慌慌张张地逃到等车点的座椅上，假装等公交。
就这样坚持了没几天，我已经成了单位里的一个宝，并且很快就住进他们的集体宿舍。老板还个别提醒我，让我买一件干净的衬衣，和他们一起出去采访。我从《上海广角》出来的时候，带了一本出来，我知道那上面的单位都是收费的，于是我便通过114查出有关单位的电话，并且学着老师们打电话的方式进行预约，然后找老师带我一起出去采访。第一个月因为是拿底薪的，所以我的提成是15%，而他们不拿底薪的提成是30%。比如说，两个人跑了一个1万块的单子，每人是5000元，带我的那个师傅，可以拿1500元的提成，而我是“750+600=1350（元）”。第一个月算下来，我给别人写了三篇稿900元，又约了两个单子，有一个是和别人合伙的，有一个是自己出去跑的，我的收入是3000元左右。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我活下来了。
记得当时打长途电话都是IP卡，长途比打市话还便宜的那种。没事的时候还可以给原来的一些老朋友，甚至于老家的亲人打打电话，汇报一下平安。那年夏天，我们单位的孙老师，采访了“热带风暴”的老板，要了几张票回来，孙老师，王老师，我，还有一个小陈，我们四个人还趁着一个夏天的周末，去热带风暴去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