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2003 年，我 33 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经过数年在上海的摸爬滚打，我早已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异乡人，成长为单位里真正能独当一面的大牌记者。无论是组稿，还是策划，我都是报社里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报社里的领导还任命我为采编部副主任。
那一年，我凭借专业能力为某产品量身打造了一套品牌策划方案，不仅为报社拉来了上百万元的赞助资金，更助力合作品牌实现了数亿元的营业收入。
从大上海的繁华商圈到偏远乡镇，从企业的厂区到社区街巷，都留下了我深深的足迹。几年深耕，我走遍了上海十六个区县，并且采访了半数以上的区县委书记。我在上海积累了扎实的人脉，也积攒了足够的底气与眼界。
2004年春节，我放下上海的忙碌，带着爱人张帆一起回到魂牵梦萦的内蒙古老家，回到老哈河畔的八家村。那些年，老家的沙化非常严重，一望无际的老哈河床，看到到一丝踪影，甚至看不到一点冰面的影子。我们曾经住过的老屋，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空壳，门窗残破，墙皮剥落，院子里的菜园空荡荡的。哥哥在原先的宅基地上盖起了四间敞亮的瓦房，瓦房西侧又接出两小间，专门收拾出来给父母居住，暖和又方便。老屋旁那棵粗壮的老榆树依旧挺立，树下拴着哥哥饲养的几头毛驴，正悠闲地甩着尾巴啃食草料……
因为父亲在三姨去世的时候和二舅一起到过大雁煤矿，对张帆也是有印象的，我们一家人吃住在一起，也并不陌生。这一年，家族里的长辈们大多还健在，五大爷、九大爷、九娘身体还算硬朗，羊倌陆相林、羊倌家大嫂也都安好，只有八大爷因病去世了。按照老家的规矩，我挨家挨户看望长辈，九大爷、九娘、宋书记一家，还有前院的平瑞他爸妈，宋学他母亲，每家都送上100元钱，不算厚礼，却是我对故土、对亲人的一片心意。大年初一，我依旧遵循老家的礼节，挨家拜年，走在熟悉的村路上，碰见熟络的乡亲，笑着问好、寒暄，浓浓的乡情扑面而来，让人心头温热。
经过这些年的磨合与释怀，父亲和三舅家早已没了往日的隔阂，亲戚间的情谊重归于好。大年初二，哥哥就把他的小轿车启动了，没有走坎下，而是绕道三分地，也就是二十五大沟（西）的南头，一块田地的边上，有一个小路，可是由于沟嘴上吹上来的沙土与雪水的结合，仍然不好走。我们几个开始推着车走，不到三公里的路居然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样子。我们先是到二舅家磕头拜，然后又到三舅家磕头，最后就在三舅家打扑。因为好多年不玩牌，自觉很陌生，但二舅就站在地上，一会看看我的牌，一会又看看表弟的牌，我一旦出错了，二舅就帮着我出，尽管我的水平很洼，依旧赢了好几局。
接下来便是吃饭喝酒，记得当时除了三舅家的两个表弟，还有二舅家的表哥谢术庭，也就是此书开头介绍的，他不但有了一儿一女，还有孙子了。那天老姨家的儿子也在。三舅在酒桌上跟我说，“我在相民你哥那拿了一张你的名片，有一天我让大队的刘凤义给你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那头说你出去采访了，我这才觉得是真的！”酒喝到了兴头上，我和表兄弟、表弟们推杯换盏、划拳行令，没想到那天状态正好，一路过关斩将，竟然划拳全赢了，引得大家连连起哄，酒桌上的气氛热闹到了极点。
一晃就是正月初五了，我们也准备了返回上海了。那一天早上，年迈的九娘也心疼我们在外奔波，特意送来自家腌好的咸鸭蛋，还有猪肠子，其实这些都是给姑爷留的，也都给我送来了。九娘家的二儿子，也就是我们一起在盘锦割苇子的叔伯哥，也专程给我送来自家种的葵花籽。那一年，在外工作的宋建波也带着爱人一起回老家过年，我们又一次在一起探讨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孙少安在黄土坡上的坚韧，孙少平在苦难里的倔强，田晓霞对理想的纯粹，像一束束光，照进我那段灰扑扑的日子。我和他们一样，都是从老哈河边走出来的孩子，带着一身泥土气，揣着一颗不肯服输的心，在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拼命挣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
回到上海以后，也就是2004年3 月18日，我的第一个公司——上海老哈河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主营广告代理与媒体运作，并先后拿下《人民日报》《新财讯报》《中华新闻报》等多家权威媒体的部分广告代理权，我的事业的蓝图，就此徐徐展开。
而就在这一年的深秋，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产房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啼哭声——我的女儿呱呱坠地。我站在门外，眼泪瞬间涌了上来。那是激动的泪，是幸福的泪，也是对岁月、对生命、对所有过往的感恩。看着襁褓中那个小小的、柔软的生命，粉雕玉琢、安安静静，我忽然懂得了生命的传承，懂得了父辈们一生操劳的意义，懂得了平凡人生里最珍贵的圆满。
我思忖再三，给女儿取了一个名字，就叫“梦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