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道光元年（1821年），隶属于汉阳府管辖的汉口镇发生了一桩惊天大案：在位于襄河注入长江口不远的宝庆码头上，因为抢占码头卸运货物，安徽省的商人组织了一帮徽州籍的民工与湖南宝庆府的船民之间发生了一场惨烈械斗，时间长达两天两夜。其战斗的结果是：宝庆帮的船工与徽帮的民工死伤人数超过百人，其中宝庆帮伤亡人数87人，徽帮伤亡54人。宝庆帮丢盔弃甲逃到了襄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鹦鹉洲上，而徽帮的民工则强占了宝庆帮靠打拼出来的宝庆码头。
此案不仅惊动了官府，甚至惊动了朝廷。为此，朝廷专门派了一个三品大员来调查此事，可恰巧这个官员是安徽籍人士，自然流露出对到异乡别土来讨生活的家乡人的眷顾和同情，尤其是当他听取了家乡人列举的宝庆帮欺凌徽帮人的“十大罪状”时，虽然他明知家乡人有些夸张，而且在与宝庆帮核实时，这些所谓的“罪状”并没有“对上号”，尽管如此，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还是有意地偏袒了家乡人，把码头判给了徽帮人。
其实，莫说是码头，早在明朝洪武年间时，汉口还是没有人烟的一片汪洋，因为汉江流注长江时有多处入口，从汉江上游冲入到下游的泥沙便在此淤积，形成了一大片荒洲。因地势低洼，汛期时是泽国一片，等水退后洲上长满芦苇，渐渐形成了一大片芦洲。至到明天顺年间，才开始有居民陆续在此居住，逐渐成为了与汉阳连成一片的一大块陆地。
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江夏县陆续有渔民萧二和张天爵等人驾船到这块“河滩废壤”，选择地势较高的墩台上营造房舍，形成了一户户水上人家。再后来，陆续又有渔民来此筑基盖屋，开始在此垦种和渔猎。至到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汉江由多个入江口改由仅从龟山之北麓汇入长江，便形成了汉江南北两岸，境域遂从汉阳析出。汉水北岸被称之为汉口，南岸仍称之为汉阳。由于汉口为汉江冲出来的城市，因位于汉江入长江之口，故名汉口。从此，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由于汉水入江口一带港深水阔，便于泊舟，四方居户便陆续迁移至汉口沿岸修房设铺，聚族而居，人烟渐至密集。至嘉靖四年（1525年），已有房屋1000多间，并设有汉口巡检司，汉口境域沿岸已初具河街雏形，此为汉口最早的街市。
自然，汉水改道也给汉口的发展带来了勃勃商机。嗣后的100多年间，随着在此居住的人口不断增加，汉口镇市井街坊逐渐由南向北、由沿河向内地逐步推进而形成。即由河街到正街（今汉正街），又由正街到夹街（今大夹街），再由平街到长堤内侧，街与街之间，逐渐形成里巷。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汉口已形成了由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居民区连成一片的街市。万历元年（1573年），汉口被朝廷定为漕粮交兑口岸，汉口便有了一条官街，叫汉口正街。汉水沿岸码头及正街市场便有粮、盐、棉、茶、油、纸、药材及洋广杂货等“八大行”，万历二十六年（1599年），汉水南岸的崇信坊遭受重大火灾以后，汉阳的商民开始渐渐移居汉水北岸的汉口，境域人口剧增。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汉口又被朝廷定为楚商行盐总口岸，由于有数量巨大的粮、盐转输，加快了境域内水上运输和商贸往来，汉口地区的经济和建设便快速发展起来。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通判袁焻苦于水患，在汉口筑上起硚口，东至堤口直抵长江之滨（注：今江汉区东堤街直至江边处）长约10华里袁公堤（注：今长堤）后，境况大为改观。此后，居民日增，市场日盛。
此后，经过清朝“康乾盛世”后，汉口地区的居民日增，市场日盛，到清雍正五年（1727年），汉口地区的商业就非常繁荣了，市场西段以粮油、棉、什业居多；东段以药材、参燕、金银、票号、典当为主；中段最为繁荣，密布百货、布匹、山珍、海味、纸张等大小商铺。朝廷又在此设仁义、礼智两巡检司，成为汉口镇的正街，又称“官街”，沿街店铺林立，八方商贾云集，街情民风淳厚，汉口也就形成了“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荣景象。又得江汉航运之利，兼居华夏腹地，号称“九省通衢”。乾隆四年（1739年），汉正街修起了由青石板铺设的条石路面后，汉正街便得到飞速发展，汉口也由此更加繁荣起来。到清嘉庆时期，汉口镇的居民已达36929户129183人，汉口已成为中国四大名镇（汉口镇、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之一，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汉口成为了令世人羡慕的“风水宝地”之后，也引起了当今皇帝的注意。历史上但凡有皇帝去过的地方，都会烙下光荣的印迹。在汉口的汉正街上，同样也有一些地名，如报驾巷、接驾嘴、送驾墩，只看这些地名，就知道汉正街这个地方，是昔日的皇帝曾经来“幸临”过的。
只是二百多年过去了，岁月虽然没有将历史给湮灭了，或许是因为某些忌讳吧，人们却将昔日这些特殊的地名讹传成了现在的“鲍家巷”、“集稼嘴”、“宋家墩”了。再后来，汉阳郡守钟谦钧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唯意”，汉正街更是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汉口正街从此更是商贾云集，交易兴盛，热闹繁华，盛极一时。
汉口造就了商贾云集、五方杂居的天下名镇，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商人。这些人都形成以地域区别而居住的小团体和小帮派，按地区来分形成商业行帮组织。如安徽帮、山陕帮、宁绍帮、四川帮、江西帮、河南帮、天津帮、广东帮等，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体现了近代汉口客籍商帮不同的特点。
本地的湖北帮占尽地利、人和，因此经营范围较广，其势力较大的是杂粮、牛皮、棉花等行业。其他客籍商帮也都占据着不同行业和领域，如山陕帮，又称西帮，也包括甘肃商人在内，多开设票号、钱庄，控制着汉口的金融业，其次是长途贩运，将牛羊皮、羊毛牛油、生漆等运来汉口，又从汉口运走棉纱、棉布、南货等；宁波帮，又与绍兴商人合称宁绍帮，主要占据汉口的海产品行业及金银加工业。长江航运业，也属宁波商人的重要经营领域，其输入品为棉纱、棉布、绸缎、海品，输出品为各种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芒麻、棉花、大米等类；湖南帮占据水运优势，多经营码头、船行，输入汉口的货物以木材、茶叶、大米为多，占贸易总额的80%，其次为杂粮、黄豆、铅矿、锑矿、铁灰、桐油、漆油、芒麻、夏布、药材石膏、雨伞、纸、漆等类，从汉口运往湖南的商品以洋货、洋布、棉纱、煤油及杂货、砂糖为大宗；广东帮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占有优势，洋广杂货、砂糖、蒲葵扇及食品为主要输入商品，输出商品以杂粮、药材、黄豆、油类、芒麻等为大宗；江西帮多经营钱业、银楼、麻、漆等行业；福建商人的货物多经江西转运，因此关系较为密切，故人们常将两地商人合称江西福建帮；山东帮主要从事转口贸易，他们输入汉口的产品主要是棉纱、棉布、胶布、绸料等，再将大米等货物运回山东。其他还有云贵帮、河南帮等商帮，亦活跃在近代汉口的经济舞台上。
康熙、乾隆年间，“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汉口最繁华的闹市也是在徽商购置的地皮上发展起来的，因此被称作新安市场。徽帮在汉口的崛起不仅有赖于深厚的地域文化根基，更取决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官商勾连等政治因素。徽帮经营以盐、典当、茶、木为四大主业，而在汉口市场上的成功则首先源于淮盐经销，他们因此而成为早期汉口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重要商帮。
徽商进入鼎盛时期，汉口一直是徽帮商人眼中的“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他们在汉口开辟了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载满淮盐的船只，自江苏仪征出发，从长江水路一直向西进入湖广地区，运抵汉口，绵亘数十里，“首尾联络，势若蛇蟠”。至道光元年（1821），运销淮盐达4亿斤，各地盐商纷纷集居汉口，形成“十里通津驻盐艘”的盛况。
这段时期，正是淮盐的鼎盛时期。淮盐从汉口运销湖北省九府一州，湖南的运销亦由盐商从汉口领运。盐商们利用淮盐产销地区差价，牟取厚利。盐商因此获得暴利，汉口也随之产生了一批极为富有的徽帮盐商，成为商业资本最为雄厚，生活最为奢华的商帮群体。兴盛时期的汉口，徽商从业人数达8万之众（含流动商贩），店、铺、馆、所、庄、厂（场）等8000多家（个），汉正街的商人一半是徽商，黄陂城内的人一半是安徽人。徽商在汉口，主要以经营食盐、粮食、布匹、茶叶、药材、竹木、文房四宝等为主干，丝织、杂货、典当、酒楼、银庄、珠宝、行商坐贾兼而有之。
有了集市，自然就需要码头。那时候，沿汉水最早的码头，是建于乾隆元年（1736年）的天宝巷码头。随着发展汉水北岸自上而下，逐年从从小硚口到集稼嘴，地势平坦，江汉汇流，船只可以停港避风，按帮口势力、宗派范围划分区域，形成了大大小小30多个码头。水陆交通方便，因此工商业云集。长堤街、汉正街一带药材、布匹等行业，星罗棋布，粮行商号，堆栈客房，鳞次栉比……
而洞庭湖水系沿岸城镇和鄱阳湖水系沿岸城镇的商业都与汉口密切关联，通过这两大水系，汉口又与两广地区建立了经济联系。由于汉水航路畅通，联系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都很方便，这些地区的商品也大多通过汉水于汉口集散。加之汉口四通八达的陆运条件，到明清时期汉口通往各地的驿道不断发展。在清康乾之世（1662-1796），汉口以九省通衢之势，与北京、苏州、佛山合称“天下四大聚”。汉口渐次形成粮、盐、棉、茶、油、纸、药材及洋广杂货八大行，湖北省内的各色鲜鱼，湖南鄂南的茶叶，江汉流域的棉花布匹，吴越的丝绸及海产品，山西陕西的牛羊皮毛，安徽的茶、油和文房四宝，云南贵州的木耳、生漆，四川的桐油、药材，江西福建的瓷器、果品，以及广东广西的日用杂货，不仅本省、外省同湖北之间的商贸也大半通过汉口转运各地。
“洞庭商帮”以东山和西山组成，东山人大多数都走进了运河沿线，而西山人却赶着他们的马车或驾着他们的商船，将他们的商业足迹踏进了荆楚之地和洞庭湖畔。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西山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木材、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
湖南中外贸易的转口地转移到了上海和汉口，特别是紧邻湖南的汉口，因水路交通便捷，与湖南之间的转口贸易十分频繁，外国进口的棉纱、棉布等商品自汉口经民船运载至长沙，再销往湖南各地；湖南的大米、茶叶、鞭炮等农副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则从长沙源源不断运往汉口，转口出洋。
长沙早在清初就成为全国著名的米市，也是湖南最主要的茶叶转口城市，长沙湘茶转口的商路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便是从汉口转运，打开销往东南的通道，实行与浙盐互贸，并从苏浙沿海出口。湖南的商人在汉口活动频繁，聚集于汉阳鹦鹉洲的湖南商人最多时达数万人，占洲上居民的三分之二，主要来自长沙、常德、衡州（注：今衡阳）、宝庆（今邵阳）和辰州（今怀化市沅陵县）等5个州府，又因其分处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18个不同的小帮，形成了被称为“五府十八帮”的庞大的商帮群落。
其时，湖北本帮商船、江西商船，多集中于北岸港口。江浙及徽帮商人，资财雄厚，势力强大，占住了北岸最方便的港口。而川黔等地商船，只有停泊在南岸码头，起了货再送往汉口，或者汉口有货要装船，都得另雇渡船了。由于汉正街占据汉口的天时地利人和，码头便成为了众多商贾和各行各帮争相抢夺的黄金宝地。
正是由于位置的特别重要，划界分疆，就是码头上铁定的行规。码头一旦划定，外帮船只就不能进入了。这样的行规，是以流血为代价加以维护并形成传统的。在码头上，无论是起坡卸货，还是下坡装船，都是各行其道，任何人不得越雷池半步。如要进入码头停泊，就要缴纳停泊费。一旦有外帮船只停靠码头，就被视为来者不善。红白喜事走错码头，都极有可能引起争斗，最后只能破财才能消灾。而汉口的宝庆帮与徽帮之间因为码头的争夺，便是你抢我夺，你占我抢，直此延续了近七十年了。而今，眼看着自己好不容易“打”出来的码头被他人强占，宝庆帮帮主何元仑就召集所有人商议对策。会上，何元仑历数了近几十年来安徽籍商人屡屡抢占本帮码头的种种恶行，在座的都是跟随何元仑多年的宝庆帮民工，就连那些新招收进来的民工听了，也个个都是义愤填膺。而当何元仑正着急想着策略怎样对付徽帮人的事情，下面人来报：有一大队木排沿江而下，直扑我鹦鹉洲码头而来。
以何元仑的经验，这个季节既不是汛期涨水的时候，何来那么多木排？而且据他了解，不管是江西的、湖南的商人，在这个季节都不会放木排到汉口来啊？原本就疑神疑鬼的何元仑，便心生疑惑，命下人再去打探消息。
由于近期宝庆帮屡屡受到徽帮的打击和威胁，被他们撵得到处跑。当听到下面的人来报说，是一批硕大的木板船时，这才慌了，急忙爬到洲上一处木材堆上，这是整个洲上一个最高处，何元仑双手搭在额前，两眼紧盯着长江上游顺江而下的这一个个巨大的木船，顿时惊慌失措，大叫道：“快，快，大伙准备，怕是哪里来了新的帮匪！”
说是迟，那是快。早已习惯了在长江上打码头的何元仑及其他宝庆帮的兄弟们，听到何元仑的一声号令，便是迅速张弓搭箭，抄家伙的抄家伙，拿斧头的拿斧头，实在没有利器的，也要拿一根木棍在手里，反正竹木码头上有的是木棍。
这边颜清明等人驾着“毛板船”驶向鹦鹉洲时，却不曾想到对方硬是不让他们靠岸。好在他们说的是一口宝庆话，就好歹让自己把船靠了过来。经过一番面对面地交流后，便有人将颜清明引荐到宝庆码头的帮主何元仑面前。
何元仑反复地打量了这个年青人，听说他是家乡来人，自然语气就缓和了许多。又看见他们的船只虽然简陋，但货船却巨大，便问起事由来。一问才得知颜清明是宝庆府首富颜守诚的大公子，便竖起大拇指夸奖道：“怪不得颜老爷驾这样的巨船前来，我们今天算是开了眼界。”
这颜清明何许人也？乃是湖南宝庆府首富颜守诚的大公子。湖南宝庆帮的人哪个不知宝庆府的颜家？可颜清明是因为与自家弟媳妇私通人撞见后，为了隐瞒这起见不得人的勾当，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那撞见自己丑事的两个家丁给杀了，害怕事情败露，官府追究，然后趁天黑从宝庆府跑过出来谋生的。但初次见面，颜清明自然没有将家中的变故告知何元仑，更不可能将自己做的那档子见不得人的“好事”说出来。但何元仑却从颜清明驾巨船前来汉口经商的情况来判断，便认为是宝庆首富开始与他们新化人争抢地盘来了。于是，表面上对他还算客客气气，但却暗地里打压他，将颜清明的货物压低了二成的价钱。事后，颜清明打听到了行情，才得知何元仑从中玩了“名堂”。但因为初来乍到，颜清明知道何元仑在宝庆帮的地位和根基，目前自己必须仰仗何元仑，才能在这里有所发展。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颜清明在何元仑手下“夹着尾巴”做人，小心谨慎做事。
说起这何元仑，那可不是个一般二般的人物，他原是新化县王爷山（注：今横阳山）人，在家排行第一，人称何老大。乾隆末年，曾受教于诸生邓显鹃、邓显鹤兄弟门下。而这邓显鹃（字子振，一字耘渠、又作云渠）与邓显鹤（字子立）兄弟也皆是新化人，笃于内行，博涉群书，邓显鹃有《听雨山房集》、《春秋目论》、《说诗讛语》等著作传世；邓显鹤工诗古文辞，著有《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楚宝增辑考异》、《武冈志》、《宝庆志》、《朱子五忠祠传略》及《续传》、《明季湖南殉节传略》、《易述》、《毛诗表》、《南村草堂诗文集》等，共数百卷。邓氏兄弟足迹遍天下，海内文人多慕与之交。清朝侍读学士刘光南、湘军将领曾国荃（曾国藩之弟）等达官显贵都曾拜在他们兄弟为师，在其门下学习过。
当时，湖南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关云长的大刀赵子龙的马，长沙城里的杂戏王爷山的打。”这“杂戏”是指戏曲杂技，而“打”就是指王爷山武功。王爷山武功在外名声很大，那个时候，王爷山的人外出，只要自报家门，外人往往肃然起敬，社会上的歹徒烂仔也不敢轻易欺侮王爷山人。那些富豪商贾和外出谋生者，为了人生安全，往往自称为王爷山人或王爷山武功弟子。而何元仑当时因为与人打架，将人误杀，家里人到处“缉拿”他，不得已，家里人便将他送到了当时邓氏兄弟开的一个的“宝庆儒堂”，想让他去学点知识、长点见识，顺便也躲避灾难。邓氏兄弟碍于情面，勉强收留了他读书。只可惜这何元仑生性粗野，有头无脑，到了先生那里还不曾收敛，经常惹事生非，做一些有悖君子，让先生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来，读了不到一年功夫，就被邓氏兄弟赶出了山门。何元仑有家不能回，只好驾了一叶“洞驳子”（注：资江边上一种两头尖、中间大的小船），顺资江而下来到了汉口，从此在这宝庆码头上开始混了起来。
新化人自古以来民风强悍，外帮的人称之为“宝帮”或“宝古佬”，而这何元仑更是一个能打架、会打架、敢打架的主儿，他便带着众人在汉正街腹地的抢占了一块位置，在汉水汇入长江的进口处靠里面一里多的回水湾，因新化隶属宝庆府管辖，遂取名为“宝庆码头”。这宝庆码头的位置是当时汉口一段最好的码头，即所谓的黄金地段，自然成为众人争抢的地方。但新化人抱团护帮，蛮勇尚义，武艺高超，打架猛勇向前，历来在汉口驰名，都不敢惹。惟独有安徽人不信邪，非要来抢夺他们的码头，结果，双方为争夺码头，不惜大开杀戒。几乎每年都有流血事件发生，官府也奈何不得。由于何元仑有一身好功夫，再加上汉口原本就是一个“打头”的天下，久而久之，这何元仑就在宝庆码头站住了脚跟，继而成为了宝庆帮的帮主，成了汉口地区最有名的码头一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