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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学校，徐长明把这个月的工资转给家墉，说：“昨天你没来，财务上发工资，我把你的工资一起支了。”家墉接过那一沓钞票，揣进兜里，心里想这工资发得真及时，刚把身上的钱给了大哥，否则的话，今天连吃饭都是个问题。
第二天一觉睡到八点，打完卡，家墉坐在办公室里整理那些资料，整理了一上午。正倦怠得不行，突然之宪从外边闯了进来，胳肢窝里夹着一个黒色提包，说：“走。”
“这么急？”家墉让他坐下，“不差这一天，等明天看看是坐火车去，还是坐汽车去。”
“不行，等到明天，我怕我改变了主意。”
“你带了多少钱？”
“我就带了二百块钱，出去就是闯荡的，钱带多了反而会有依赖性。只有把自己逼上一种绝境，才更容易获得成功。”
“好吧，我这儿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有二百多块钱。”
家墉把手头的资料收起来，交给徐长明，又给丁校长留下一封短信，嘱咐长明把它交给丁校长。带了一身换洗的衣服，和之宪一起下了楼。
说走就走！徐长明在后边看得目瞪口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他一个当兵的，拉练的时候也没这么干脆。
他们两个人走到金山大道，拦住一辆出租三轮，赶到长途汽车站，一问直达北京的客车早就发车走了。那就去济南吧，到济南再转乘火车去北京。议定之后，买了两张去济南的车票，中午坐上的车，直到晚上天黒下来时才赶到济南。
由于走得匆忙，午饭也没吃，一直饿着肚子。下了车，黒灯瞎火地找到一个小吃店，炖了一碗白菜，炒了一盘土豆丝，一人要了一瓶啤酒，总算把肚子对付过去了。
从汽车站到火车站有一段距离，他们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到火车站。
九十年代出行的年轻人，也许是自有火车营运以来人流量最多的年份。只见火车站前人头攒动，有的干脆就地坐下或者躺下，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横七竖八，毫无规则。也许他们已经购完了票，等着发车。也许是赶着天黒之前赶到火车站，在等火车，省得天黒送行不太方便。
家墉和之宪穿过人群，在一处围墙的石阶上坐下来，歇息一下。
台阶下面，是一伙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拿几张报纸铺在地上，有的干脆将上衣铺在身子底下，躺在上面。蛇皮袋子装满了行李，堆的跟小山似地。灯光虽暗，其褴褛的衣衫仍然可辨。或许他们是从一个城市转战另一个城市的民工，连收拾一下自己的条件和时间都没有。
“卖票的地方在哪里，咱买票去吧。”家墉说道。
之宪只顾抽烟，未作回应。就在这时候，坐在他们旁边的一个小男孩，又瘦又小，年龄约莫十四五岁，扭头问他们：“你们去哪？”
“北京。”家墉回答。
“从哪里来？”
“崮源。”
两问两答，原本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对话，谁知道他们的对话还没过一分钟，不知从哪里冒出两个家伙，其中一个手里握着一把匕首，直接抵在家墉的胸前。厉声喝道：“别动，动一动就攮死你。”
陈家墉只感到后背一阵发凉，心里想坏了，遇上地痞流氓了。
“别出声哈，就算你喊出声也没用，这附近派出所的人都是我的哥们。”
家墉瞄了瞄两个人，持刀的这位个子略高，一米七、八的样子，长脸黢黑，一脸凶相。另一个略显矮小，蹲得远些，脸膛看不清楚。
陈之宪在旁边一声没吭，也许太突然，显然是懵了。
“快点，把钱掏出来。”
经过一阵紧张和担惊受怕之后，陈家墉的心绪反倒出奇地平稳下来。他意识到，他们其实只是要钱，只要给他们钱，他们是不会伤害他们的。但是如果不给他们钱，或者大喊一声“有人抢劫”，就算他们不想伤害他们，但是他们为了脱身，或者制造混乱，在他们身上或者胳膊上划拉一刀子，也是极有可能的。如果那样的话，不但身体受疼，还得住院，而且花钱也不一定少。在举目无亲的省城，真要住进医院，麻烦岂不大了。
“别磨蹭！”高个子厉声说道。
家墉看见，之宪的手抖抖索索伸进上衣兜里，掏出一沓子钱。另一个小痞子看了看，说：“不够，还有。”伸手往之宪的衣服兜里搜了一遍，果然又掏出一把。
“你的。”高个子手里的匕首往家墉的身上抵了抵。
家墉把衣服兜翻了个底朝天，说：“就这些。”
高个子把钱捋了捋，说：“北京别去了，赶紧回去吧。”
说罢，从那一沓子钱里抽出几张，“这是回去的路费和吃饭的钱，拿着赶紧走。不要报警啊，报警弄死你。”
说罢，两个家伙抬腿走了。
等到家墉和之宪从刚才的一场惊骇中反应过来，前后左右看了看，忽然有一种慌如隔世的感觉。
“你怎么那么痛快把钱给他们了？”家墉指责之宪。
“我还留了一部分。”
“最后不也被翻去了嘛。”
“现在怎么办？”
“不知道。”
“要不要去报警？”
“报警，他们早跑远了，报警和不报警有啥区别。”
“你真信他们和那些警察是一伙的？”
“就算不是一伙的，他们也认识。这些小痞子，肯定常年在火车站附近晃悠，他们就吃这一块，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
他们俩争论了一番，再往旁边瞅了瞅，刚才的小男孩早已不见了，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他是那两个人的眼线。那样一个流鼻涕的小孩，他们竟然载在了他的手里。
“北京还去不去？”
“去，当然得去。”
两个人从台阶上站起来，拍了拍腚上的尘土。
其实腚上没有尘土，只是农村人习惯了。陈之宪虽然住在县城，是干部家庭的子弟，但县城那种地方，说白了还是乡村环境中的一部分，只不过不要亲自去种地罢了，其他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还是有着农村人的影子。
车站里与外边相比，灯光亮了许多。家墉看了看挂在候车室旁边的一个大钟的时针，才是晚上九点多钟。灯光下边，人来人往，有背包的，也有不背包的。
购票处那儿，几个人在排队买票。家墉和之宪也去排队买票。挨到柜台那儿，一问，每张票要二十三块钱，两张就得四十六块钱。家墉把那两个小痞子给他们留下的钱数了数，还差好几块。怎么办？
“要不然，咱们再借一点。”
“咋借？”
“找旅客借。”
“能行？”
“试试呗。”
向一位完全陌生的人借钱，并且人家还不知道你的具体来历，有谁愿意向这样的一个人借钱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并且还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怎么张得开口啊。
“刚才那两个小痞子都抢咱们的钱，咱明打明地借又有什么。再说咱借钱是为了买火车票去北京，又不是去玩。”
不得不佩服陈之宪的勇气，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第一个目标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男子，看上去人十分憨厚。
“就是他了。”
之宪紧走两步，来到那位男子面前，说明来意。那男子犹豫了片刻，从怀中掏出一张五块的纸币，递给之宪，说：“我也没多少钱，拿去吧。”
陈之宪掏出一个笔记本，要他在本子上记下他的通讯地址，他摆了摆手，说：“算了。”
之宪一看，连地址都不留，看起来是没打算再要这五块钱，于是连声道谢。
陈之宪成功了，家墉也甘示弱，他在售票处兜了一圈，看见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长得白白胖胖，肩上挎着一个包。家墉走上前搭讪，“这位大哥，我们要去北京，可是半道上钱丢了，买票还差十块钱，希望您行行好，帮帮我们。”
那年轻人看了家墉一眼，二话没说，从包里掏出十块钱，递给家墉。然后又从家墉递给他的笔记本上记下了自己的地址：山东大学计算机系。并且在下边写下自己的名字，吴天鸣。
总算把钱凑齐了。家墉喜不自禁，连声道谢。那一刻，他的内心一阵酸楚，说不上来是委屈还是感动，总之就是想哭，可是他硬是挺住了。因为在购票处这样灯火通明的地方，一个大男人哭得稀里哗啦，实在太难堪了。
两个人心头涌上无限的感慨。有人行盗抢苟且之事，有人却乐善好施，不计回报。这世界上的人和事，总是让人难以琢磨。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只要你愿意努力，去拼搏，去奋斗，愿意去相信。
“现在可以买票了。”之宪提议。
“是，可以买票了。”
两个人高高兴兴地把票买了。买完票，数了数剩下的钱，还有七块多。
拿到火车票，一看发车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他们在候车室里呆了一会儿，等到检票员拿着大喇叭哇啦哇啦地喊着检票了，才随着涌动的人流挤到检票口。只见检票员手里拿着一个小钳子，一手逮着车票的一边，另一只手握着小钳子往火车票上轻轻地咬一下，票据上就留下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豁子。此时他们的身体正被人潮推向前方，到了站台上。
没过几分钟，一个大铁家伙哞哞地叫着从远处开过来，在站台前停下。直到挤上那个大铁家伙，他们还有点不大相信，他们上了火车，他们要去北京了。真的像是做梦一样啊，但是仔细想想，又不都是梦，有稀里糊涂的部分，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
火车咯噔咯噔地在黒夜里穿行。趴在车窗上，朝外望去，只有很弱很弱的一点光亮，感觉到火车在向前移动。
由于是深夜，车窗里大多数人都睡着了。跟他们邻坐的是两个女孩子，年纪约莫二十一二岁，小声地叽里咕噜地说着闲话，就是不睡觉，精力旺盛得很。
家墉和之宪听不懂她们在说啥，但是他们又不能不听，因为他们俩和她们一样，也睡不着。他们怎能睡得着呢，能挤到这一列火车上实在不容易，现在钱也丢了，到了北京之后，又该怎么办呢。
天快亮的时候，那两个女孩终于熬不住了，趴在座位前边的小方桌上睡着了。
按照预订的时间，火车六点钟就能到达北京站。天亮了后，列车员突然通知火车将晚点到达，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呆就是两个多小时。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火车上的人们全都醒了过来，有人去洗涮，被列车员撵了回来，说火车停着的时候厕所不能使用。有的人拎着杯子去接白开水，拆开一包方便面泡进去，上边再用一层薄膜盖上。但是方便面的香气不会因为一层薄膜挡着不往外跑，一个车厢里泡上几包这样的方便面，那味道就会传遍整个车厢。
直到这时候，陈家墉才感到腹中饥肠辘辘。昨天晚上由天时间紧急，好歹吃了一些，没怎么吃饱。早知道钱会被人抢去，怎么也得先把肚子填饱，吃他个肚儿圆再说啊。
“你饿不饿？”家墉问之宪。
“有一点儿。”
“先忍一忍吧，等下了火车再说。”
从小到大，虽然说家里的生活条件不算富裕，没啥好吃的好喝的，但是最起码没挨过饿。有时候放学回家，到了家门口，把书包一甩，说：“饿死了。”其实只是有点饿而已，并没有到饿死的程度，而且回到家里就有吃的，哪能够饿死。然而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肚子饿，最关键是没有吃的东西，也没有钱买，心里的慌张程度可想而知。看到那些原本不怎么饿的人，在那里突突拉拉地吃着方便面，或者啃着面包、火腿肠之类的东西，更加剧了家墉和之宪腹中的饥饿感。那种感觉，像是肚子里被无端地塞了一把稻草，刺刺挠挠地。又像被火燎着，扎心地疼痛。
两个女孩终于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醒来，伸了一个懒腰，站起身，光着脚板子踩在座位上，去搆行李架上的行李。由于行李太多，塞得满满地，拽了两下没拽动，央求家墉帮忙。
家墉一看责无旁贷，站起身帮那个女孩拽行李。结果他一站起来就觉得身体软绵绵地，头重脚轻，几欲跌倒。饥饿和困顿已经将他折腾得身体虚脱了许多。但他还是强打精神，猛地用力一拽，将女孩的行李拽了下来。
通过这一用力，家墉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饥饿不仅折磨他的身体，现在又开始折磨他的大脑，他的精神了。
火车终于又启动了，哐当哐当地行驶。家墉感觉到，身体里仅有的一点气力也被晃没了，身子变得轻飘飘地，倚在座位上，随着火车的节奏一起一伏，左右摇摆。
现在，他的身体干瘪着，浑身乏力，一动也不想动。估计之宪也和他一样。不过他不打算问询他，因为那会诱发更加严重的饥饿感。
终于等到火车进站了，陈家墉和陈之宪拖着沉重的身体，随着人流，走过长长的地下通道。耳朵里不断传来“北京欢迎您”的扩音喇叭的播报声。当电梯把他们俩送到出口，踏到地面的时候，一束强烈的太阳光照着他俩的双眼，除了不远处的一座在建的高楼，其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火车站对过的那幢高楼，已经建造了十几层高了，至于到底是十几层，陈家墉数了好几遍，到底也没数清楚。哎呀，北京建的大楼都是这么高啊。大楼工地不远处的路口，一个用铁皮做成的小屋，朝着工地的方向开了个窗户，一看就是专门针对工地开设的。里边卖些烟酒糖茶，以及一些日常用品。
老板是一位上了岁数的大爷。家墉问烟酒店的大爷，大爷说还有十层，还没建完，早着呢。
早着呢，就是说还得一段时间。如果能到这个工地先干一段时间，等稳定下来，再图别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么说得二十多层。”
大爷瞪着眼睛看着家墉，“你们是从乡下来的吧？”
“呃。”家墉点了点头。
“想找活干？”
“呃。”家墉又点了点头。
“没戏。”
“凭力气干活挣钱，咋没戏？”
“不信你们问问去。”
问问就问问。陈家墉和陈之宪鼓起勇气，还就不信那个邪，凭着力气干活挣钱，咋就不成。
两个人沿着工地的空地曲里拐弯往前走了几百米，看见一个工棚，想必工头应该在里边。敲了一阵子门，从里边走出一个戴安全帽的，抬头看了他们一眼，问：“干什么的？”
“找活干的。”家墉回答。
“工地上不缺人，赶紧走吧。”
“我们有的是力气。”
“我们这里更不缺有力气的人。”
“哎，工资多少都行，干干试试啊。”
“你是没听明白还是装没听明白，我们这里不缺人，赶紧走。”
还有不缺工人的工地？家墉和之宪垂头且丧气地从工地上走出来，经过烟酒店，大爷歪着头瞅着他们，“怎么样，碰了一鼻子灰吧。”
“大爷，那您说说，他们为啥不要我们？”
大爷又瞅了他们两眼，说：“真想知道？”
“真想知道。”
“因为搭眼一看，你们就不像是干这个活的，小脸白白净净，一人夹着一个包，啥也没带。”
“大爷，依你之见，我们得带些啥。”
“最起码得有一套行李吧，你们没见过背着大包小包进城的农民工吗？”
“哦。”
“再一个说，你们既没有人介绍，也没啥手续，人家也不敢要你们啊。”
两个人悻悻地离开了工地，走到大路上。家墉说：“大爷说的对，咱们既没有人介绍，也没啥手续，人家肯定不敢要咱。”
“看起来，来的是有点匆忙了。”
“哼，咱来北京也不是当建筑工人的，他们不要咱，咱还不稀赖去呢。”
“你不是整理了一本通讯录嘛，赶紧拿出来，说不定会有热心的人帮助咱们。”
家墉从包里拿出那本通讯录，扒拉了半天，说：“去找诗人齐人吧，你办新诗人报，还向他约稿来着。”
“齐人，对啊。”
诗人齐人在东三环的芍药大厦，搞了一个走遍中国诗歌节，以地方和诗歌小镇为依托，汇聚诗人和诗歌，以诗赛和聚会的方式，推动诗歌流派的交流和诗歌的进步。应该说，这样一个走遍中国的诗歌活动，还是不错的。
家墉和之宪一边往芍药大厦赶，一边讨论着诗人齐人的这个诗歌创意活动。中国得有多大的地方啊，光县城就两千多个，更别说一些特色小镇了。地方政府需要打造文化名片，扩大知名度，提高招商引资的力度，他们一定很愿意参与这样的活动。再说这也花不了多少钱。就算每年举办十次，一百年才举办一千次，照这样算，一个县，两百年才轮一次啊。一次赚一万块钱的话，一年就是十万，就算上缴一半的管理费，一年也有五万块钱的收益啊。
两个人谈论得兴起，一致认为，就算之前没见过面，通过诗歌，也早已算是认识了，怎么也得管一顿饭吧。要是有可能，帮着介绍一份工作就更好了。
诗人之间的交往，往往不需要太多的俗套和虚张声势的表白与讨巧，诗歌是最好的交流的载体。因为诗人都是真诚的、善良的，是一群被世俗的泡沫推到岸边的贝壳，俯首即拾。
同样，芍药大厦有多少层，他们瞪大眼珠子也没数清楚。大厦一楼的电梯一开一关，神奇得很。家墉和之宪站在旁边观察了好久，进进出出的人好几拨，之后才敢迈进去。
走遍中国诗歌节的办公地址在1301室，眨巴眼的功夫就到了。
从电梯间走出来，迎头看见1301室的门楣上贴着一个牌子，《胆小鬼》编辑部。咦，怎么是胆小鬼啊。胆小鬼编辑部是编辑什么的。
两个人在楼道里转了一整圈，确认1301室只有这一间，才走过去，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又瘦又小戴着一个金边眼镜的年轻人，那样子跟昨天晚上在济南火车站上的眼线男孩差不多。他眯缝着眼睛，问：“你们找谁？”
“我们找齐人。”
“齐人？”他回头瞅了瞅，“你是说走遍中国是吧，一般没什么事情他不过来。”
“这不是他办公的地方吗？”
“是，但他只是在这间屋子里挂个招牌。”金边眼镜指着一张办公桌说道。
“那他人呢？”
“他在通州宋庄，要想找他，只能去那里找。”
家墉往里瞅了一眼，这个写字间只有两个人。他们说话这会儿，另一个人始终趴在桌子上睡大觉，他的身后是满满两大橱书、磁带、碟片和杂志什么的，乱得很。说是胆小鬼，其实并不吓人。
“宋庄是不是一个村庄啊？”
“是，但是，它更是一个区域。到了那里一打听，你们就知道了。”
从芍药大厦出来，直接去通州，在通州北苑坐938支9路公交车到达宋庄。
打听了好几个人，拐了好多个弯，过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个叫齐人半价书店的地方。
说是书店，其实是一个住家，只不过里边摆了许多书而已。门口有一棵百年老树，枝桠错乱，历经沧桑的样子。
诗人齐人就是这家书店的老板，所需货源来自宋庄周边所有的垃圾回收站，论斤买回来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些书，都是从收垃圾的那里回购来的，没什么新书和畅销书，都是一些破头烂腚的旧书。书店十分冷清，没什么生意。（他卖这样的书，不冷清才怪呢。）
齐人不在，他们在那里翻那些书。
家墉四处瞄了瞄，除了书，似乎套间里还有住的地方，估计齐人平时就住在这里。
他们在书店里呆了半个多小时，等到见到诗人齐人的时候，一个女的也来找齐人，看样子像是他的女朋友。因为从她说话的语气可以看出，大有女主人的意味。
之宪说：“我们是新诗人报的……之前约过稿。”
“新诗人报？”齐人突然伸出一个指头。“噢，知道知道，崮源文学艺术学校。”
“您知道那所学校？”
“老家的嘛，怎会不知道。”
齐人让那女孩沏茶，女孩白了家墉和之宪一眼：“约稿就约呗。”看上去有点儿不耐烦。
“我们刚到北京，还没落下脚……”
齐人回头瞅了一眼女孩，说：“是嘛，可是我这儿全是书，乱得很！”
女孩开始催促齐人，说时间到了。看样子他们又要出去，而且很着急的样子。
齐人耸了耸肩，十分无耐的样子，然后跟那女孩走了。
他们离开，书店的门依然大敞四开着，看来他们一点也不担心书被人偷。或许也没人到他的书店来。
家墉和之宪眨巴了一阵眼珠子，心凉透了。
不请吃饭，不留住宿，最起码也谈谈诗啊。他那个走遍中国诗歌节，到底举办得咋样啊，都在哪里举办的，办了多少届了，出没出过作品集。嘿，这个齐人！
家墉和之宪不认为齐人有什么问题，坏就坏在那个女孩身上。哎，女人嘛，在精神层面，总是没有太多的追求，她们关注的更多的，还是口袋里的银子。
回去的路上，遇见一个老外，同他们打招呼。令他们惊奇的是，这个老外居然会说中国话，而且说的十分地道，字正腔圆。
他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的困境，对他们说：“你们如果真的没有地方住，我倒有一个办法，去火车站将就一晚上，那儿没人撵你们，而且还很暖和。”
哎，连一个老外都比他们更了解北京啊。
难得有这样的好心人为他们排忧解难。之宪刚要张口，被家墉一把拽走了。
“你干什么？”之宪生气地说道。
家墉说：“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问他要钱对吧，咱们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借钱就丢人吗？”
“你那是借吗？是要。”
回到北京站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肚子饿得已经干瘪得像一个生鱼片，连步子都迈不动了。
车站旁边有卖馒头的，家墉买了两个馒头，又问他们要了块咸菜，一人一个馒头，半块咸菜，就着一瓶啤酒，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这一整天，他们只在宋庄花了一块钱，一人喝了一小碗黒米粥。那碗黒米粥熬得浓稠，又甜又糯，实在太好喝了，只是份量太少，如果不是太热，他们几乎一大口都能吞到肚子里去。
吃完馒头，两个人把身上的钱全部搜了一遍，放在一起，一共六块八毛钱。之宪抽出五块钱，说：“买包烟抽，想想办法。”
家墉一把将那五块钱抢回来，说：“烟和酒都一样，都是愁煞人的东西。”
“那你为啥刚才还喝啤酒？”
“那不是啤酒，那是当水喝的。”
“咱都已经这样了，五块钱也救不活咱，不如抽颗烟定定神，说不定路子就来了。”
家墉把钱还给之宪。说：“随你便吧。”
陈之宪买了一包烟，一连抽了两颗。
“想出啥办法了吗？”家墉盯着他，一连问了三遍。
“我是这样想的。”之宪说：“你看咱们找的齐人，说实话他的处境，他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能帮助咱啥。他那个走遍中国诗歌节，其实就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根本开发不出业务来。”
“以你之见，该咋办？”
“咱得去中国文联，他们那些人工作稳定，不至于像齐人那样穷困潦倒。说不定他们看在咱满腔热情的份上，给咱指一条道出来。”
陈之宪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两个人又兴致勃勃地谈论起许多细枝末节的问题。
火车站候车室里的人真多，他们不知道，在那些熙攘的人群中，有没有像他们俩这样，没有住的地方，跑到候车室蹭住处蹭温暖来的。
当然，连椅已经没有空闲的了，没有座位的人多了去了，他们全都挤在一起。人多喘息就多，感觉暖烘烘地，看起来那个老外并不外，是个中国通。直到十点多种，困乏和疲倦一阵阵地袭来，他们抓起旁人撂下的几张报纸，找了个僻静处，一人一张，铺在地上睡去。只是到了下半夜，问题来了，地板是水磨石的，躺在上边又硬又冷，一夜翻来覆去地醒了好几次。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努力睁开两只有些肿胀的眼睛，四下瞧了瞧，周围的人去了大半，想必他们已经乘车走了。整个候车室里静悄悄地。家墉和之宪从冰凉的水磨石地板上爬起来。
陈之宪顺手把那张旧报纸拿在手里。
“一张旧报纸，拿它做甚。”
“擦屁股。”
“你连饭都没怎么吃，哪来的屎啊。”
“不是喝了一碗黒米粥，吃了一个馒头嘛。”
之宪说罢，提溜着那张报纸去了候车室的厕所。
家墉等了他好长时间，才见他从厕所里出来。
走出候车室，道路边的草坪上的那些草棵儿，尖尖地顶着一颗颗小露珠。北方天冷，早晨有露水，当他们的脚踩到上面，那些水珠儿倾刻间打湿了他们的脚面，凉飕飕地，心里一个激灵，意识一下子又恢复到了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