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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大楼在农展馆南里十号，他们从火车站乘上公交车，倒了一个班次，转到东长安街。
在北京，乘公交车绝对是一个技术活。人多的时候，从正面冲肯定冲不上去，除非你是超人。或者你是第一个在公交车停下来的一刹那冲到车门口的。就算如此，前后门下车的人还是不少。前门上后门下的一般秩序在这里统统都不好使。假如你从正面冲上去，不光下车的人把你堵在外边，就是挤着上车的人也会三膀子两膀子把你挤到一边去。但是如果你能稍稍斜着身子贴到公交车体边上往前挤，那么恭喜你方法找对了。因为你的受力面减少了，同时由于贴着公交车，靠着反作用力还可以把外边的人挤到一边去，像水里的鱼那样一挺一挺地，三下两下就挤到车门口，一把抓住公交车门上的扶手，一纵身就上去了。
家墉和之宪就是这样挤上去的。
车下边挤，车上边也挤。陈家墉和陈之宪两个人只抢到一个座位。家墉让之宪坐，同时把站点清点了一遍，到达东三环一共是九站地。
谁知，陈之宪坐在座椅上，竟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他这位公子哥也许从未睡过地板，那么凉那么硬，他怎能睡得踏实呢。现在一坐到公交车的座位上，一颠一颠，不由自主地就睡了过去。到了国贸大厦，家墉下了车，之宪一觉睡到四惠桥。结果家墉在国贸大厦转来转去，找不到之宪，而之宪在四惠桥下了车，也找不到家墉。
陈家墉顿时心慌慌不安起来，因为买完车票，两个人身上总共只有五毛钱了，而这五毛钱现在还在家墉这里，之宪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
怎么办呢？
别慌，别慌。家墉用手扶住胸口，然后蹲在地上，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冷静地想了想，之宪一定是坐过了站，没下车。等他发现坐过了站后，一定会沿着长安街往西走。现在的问题是，他是沿着路南往西走呢，还是沿着路北往西走。
这一点很关键。意味着他将从路南还是路北往东赶，跟之宪碰头。如果错过了相逢的机会，他们俩有可能真的被人流冲散，消失在北京城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中了。
家墉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枚五毛钱的硬币，心里想，要是字面朝上，就从路南往东走。要是字面朝下，就从路北往东走。因为字面朝上是阳，阳应该是南边，北边应该是阴。
想到此处，他把手里的那枚硬币往空中一抛，当啷一声落在沥青地面上，低头一看，字面朝上，阳！家墉连犹豫都没犹豫，甩开两个膀子，沿着路南朝东走去。
走了几百米，被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拦住去路，追着问他：“你见俺兄弟了吗？”
“你兄弟？”家墉摇摇头。
“俺找不着俺兄弟了。”
家墉盯着他看了半天，判断他应该是一位精神失常的人。或者精神并非失常，只是因为长年在外寻亲凄惶造成的（他应该是寻找走失的亲人）。
家墉摇了摇头，尔后继续往东走去。
不料那个老汉从后边追上他，拉住他的胳膊，仍然喋喋不休地说：“你见俺兄弟了吗？俺找不着俺兄弟了。”
“没有，真的没有。”家墉摇了摇膀子。
老汉听了，忽然沮丧地蹲在地上，双手掩面，像在哭泣。
家墉看到这一幕，突然间心里一阵难过。他此次往东，如果和之宪碰不到一起，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也会走散的。到时候他也会像他那样，衣衫褴褛，在茫茫人海中，见人就捉住他的胳膊，喋喋不休地问，“你见俺兄弟了吗？俺找不着俺兄弟了。”
想到此处，他狠了狠心，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枚五毛钱的硬币，掰开老汉的手，放在他的手掌上，说：“它会告诉你，你的兄弟在哪里，试试吧。”然后拍了拍老汉的肩膀，匆匆朝前走去。
走了几步，家墉回头瞅了一眼，看见那老汉睁开浑浊的双眼，瞅着手里的那枚五毛钱的硬币，喃喃地说了一句：“兄弟。”
兄弟，是骨肉相连的兄弟吗？还是情谊堪比天高海深的兄弟。哎，他的一生或许都被这一种情感占据了。他和他的兄弟，远在天涯，又近在襟襻。像量子纠缠一样把他们兄弟二人纠合在一起。
又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家墉远远地看见之宪从路南打东边一路走来。
等到相隔十多米远了，他伸出一只手，指着他，然后一阵大笑，笑得几乎直不起腰来了。然后心里一阵苦涩的滋味涌出来，快走几步，一把抱住之宪的肩膀，说：“我以为这辈子咱俩就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再也见不到面了呢。”
两个人蹲在路边的岩石上歇息了一阵子，一人抽了一支烟，才又重新站起来，往东三环方向走去。
这一次，他们再不敢坐公交车，而是步行朝农展馆南里十号走去。当然，他们俩身上惟一的五毛钱，被家墉送给了那个老汉，现在连每人两毛钱的公交车票也买不起了。
哎，今天的运气比昨天也没强到哪里去。因为文联大楼上的那些人，一个个都沉埋在办公桌上，根本不答理他们。他们转了好几个楼道，终于在楼梯口遇见一位貌似和善又便于搭讪的领导模样的人物。陈家墉吞吞吐吐，说：“我们是从崮源老区来的……”
“你说什么？”
“我们身上没钱了……”
“没有什么？”
陈之宪一把拉住家墉的胳膊，把他拖下楼去。
“哎呀，你拽我干啥？”
“咱们是来找工作的，不是来要钱的，你这样张口问人家要钱，也太什么了。”
从农展馆往回走的时候，已是中午了，他们饿得两眼直冒金星。
家墉从衣服兜里掏出昨天晚上没吃了的那块咸菜，啃了一口，太咸了。递给之宪。之宪也啃了一口，咸得不行，扬起手臂，将那块咸菜扔了出去。
“哎，你怎么把它扔了。”
“不扔也不能吃啊。”
陈家墉呼呼地跑过去，从墙根那儿拣回那半块咸菜，吹去上边的尘土，攥在手心里。
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程，遇见一个公共厕所，他们把脸洗了洗，顺便一人灌了一气自来水。关键时候水也能充实一下干瘪的肚皮啊。
末了，家墉把那半块咸菜放在自来水底下使劲冲着，把盐分洗去了大半。然后掰成两半，递给之宪一半。之宪放在嘴里咬了一小口，真的没有那么咸了，惊喜地几口吃了下去。与此同时，家墉也把另一半吃了下去。
其实那半块咸菜，总共也就两个蒜瓣那么大，吃到肚子里除了唤醒人体中的饥饿感，其他的根本不顶什么事。
经过三里庄，一条胡同口，有个卖烤鸭的，烤好的鸭子摆放在玻璃橱窗里。烤鸭可以摆放在橱窗里，一动不动，烤鸭的香气却关不住，从里边飘出来。陈之宪贪婪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那个橱窗，紧走几步，将脸贴在玻璃橱窗上，原本就不突出的鼻翼直接被平滑的玻璃抵扁了。
老板从店里出来，问：“来一只鸭子？”
陈之宪摇了摇头，转身离去，刚好撞在一位老大爷的身上。老大爷屹立未倒，之宪差一点儿摔倒在地上。不是那位老大爷身体硬朗，实在是之宪的身体虚弱得没了一丝丝力气。
老大爷的年龄看上去六七十岁。陈之宪站稳脚跟，连声说“对不起！”尔后，挡在老大爷的跟前，说：“大爷，您行行好，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您给点钱吃顿饭吧。”
那老大爷盯着之宪看了半天，说：“我也是一个穷人。”
“大爷，这年头，也只有穷人才帮穷人，您就行行好吧。”
老大爷从怀里掏出一把碎钱，从里边抽出一张一元的纸币，递给之宪，说：“拿去吧。”
陈之宪道了一声谢，手里拿着那一块钱，转身就走。走不多远，碰见一个卖糖饼的，一块钱俩，家墉和之宪一人一个。那饼大概是米粉发酵后油炸的，外边裹了一层白糖，吃起来又糯又甜。
吃完糖饼，家墉突发感慨，早知道有这种遭遇，挎兜里应该装上两斤糖块，糖分是能够给人以生命的能量，维持人的正常身命体征的。
一个糖饼不但不管饱，反倒让他们更觉得肚子饿得干瘪难受，行动乏力。
他们回到火车站，拣了两块破报纸，倒地就睡了。
一觉醒来，看看候车室的钟表，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再左右看看，身边多了许多人。其中有两位中年妇女正在吃饼干，嘎嘣嘎嘣，酥脆得很。
家墉和之宪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个中年妇女，那目光几乎是贪婪的。
或许是他们的形象引起了她们的注意，因为这两天下来，他们已经和准流浪汉差不了多少了。
首先脸没洗牙没刷——那种打完肥皂，用清水冲洗掉脸上的渍印，然后用干毛巾细细擦拭干净，这样一个洗脸的过程。刷牙也不用说了。出来之前，他们根本没带牙刷。其次是头发，由于在地板上躺来躺去，粘了许多灰尘，肯定变得又脏又硬，像个刺猬。至于衣服，更不用提了，想一想就全明白了。
家墉和之宪几乎在同一时间咽了一口吐沫。
“你们还没吃饭吧？”其中一位中年妇女问道。
“呃！”两个人同时点着头。
“哎呀，那哪成啊。”她急忙从一个口袋里掏出两袋饼干，交给他们。
家墉和之宪接过饼干，掏出一块，一下子塞到嘴里。由于吃得太着急了，结果同时都被饼干呛了一下子，一呼吸，饼干的碎屑喷了出来。他们赶紧伸出手去，捂住嘴巴。既担心饼干的碎屑喷到别人身上，不够礼貌，又不想让饼干浪费。
那中年妇女吩咐她的孩子去茶水炉那里接了一缸子开水，让他们喝，这才勉强把饼干吃了下去。
吃完饼干，喝完开水，肚子不那么饿了，总算睡踏实了。睡梦中，家墉感觉到自己的腰被人用什么东西狠狠地敲了一下，一下子疼醒了，问之宪咋回事。之宪说：“刚才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去偷人家的地瓜，被人发现了，让石头揳了一下子。”
“是嘛，怪不得腰疼呢。”
天快亮了。许多人从地上坐起来，播音员循环播报着某次列车到站的消息，有人提着行李去检票口检票上车。
家墉拉开手提包，从里边找出那本通讯录，逐条逐条地搜索着。一条求是杂志的通讯录映入他的眼帘。求是杂志不用说了，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刊物，谁都知道。家墉记载的这个老乡叫刘佩华，在求是杂志当编辑。据说老家里不少人有啥事情都找他帮忙，十分热心。
“得了，今天的任务就去拜访这位刘佩华老乡。”
求是杂志社在沙滩北街，要是步行的话，恐怕怪远，不步行又没有钱买公交车票。怎么办呢？家墉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得借。可是车站里到处都是人，向谁借呢。
听说二战期间欧洲的犹太人受到德国纳粹的大规模迫害，一个性命危在旦夕的犹太人四处求助，想逃出欧洲，那些被求助的人很多是他曾经帮助过的人，可是他们担心受到牵连，都拒绝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找一位很有名望的医生，这个医生以前曾有恩于他。让他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位医生为他搞到了一张假身份证，帮助他逃到了美国。这件事令这个犹太人感慨万千，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曾经真心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求回报的，他们会继续帮你。
最后，家墉鼓足勇气，决定还是向那位给他们饼干吃的中年妇女借钱。
那位中年妇女一听他们又向她借钱，犹豫了一下，但还是不声不响地从衣服里掏出两块钱，递给他们。家墉和之宪从水磨石地板上爬起来，向那位中年妇女千恩万谢，离开了火车站。
求是杂志社在沙滩北街，他们却鬼使神差地坐着公交车去了北沙滩。
北沙滩在北京北边，已经算是郊区了，当然连求是杂志社的影子也没有。
陈之宪生气地把公交车票掷在地上，那张车票一落地，被一股风吹了起来，朝前滚去。家墉忙不迭地紧追几步，从地上把那张车票拣起来，揣进兜里。
“要那玩意有啥用？”之宪流露出不屑的神情。
“咱们要是有幸在北京留下来，就算留不下，能够平安回到崮源，这张车票就是一个永久的纪念。”
“纪念？呵呵！”
费了好大的功夫，家墉和之宪才弄明白，沙滩北街和北沙滩不是同一个概念。
由于从北京站到北沙滩路途较远，中途倒了一班公交车，那位中年妇女给的两块钱买了车票，回程时车票钱已经不够了。
于是，他们撩开两条长腿，沿着道路边的人行道往回走去。
饥饿和沮丧双重折磨着他们。走了大约一公里，家墉回头看见之宪在后边停了下来，目光定定地瞅着脚下的一块花砖。他以为他走累了，站在那儿歇息一会呢。等他返回去，走近了，原来地上躺着半根油条。在那半根油条的不远处，是一个垃极桶。虽然那半根油条被遗弃（不应该是丢弃，因为丢弃带有更为强烈的主观性，这么好吃的油条不可能被丢弃）在垃圾桶旁边的人行道上，但不得不说，干净的地面并未弄脏油条的表面。
陈家墉也凑上去瞧着，半根油条在阳光的映照下，愈加显示出黄灿灿的油润和光泽。
此时此刻，他们俩人的目光又被一只正向半根油条努力挺进的蚂蚁吸引住了。很显然，蚂蚁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它拖走。如果被它抢了先，今天早晨的早餐，恐怕连这半根油条都没得吃了。
再不下手恐怕来不及了。就在那只蚂蚁距离半根油条不到一公分的时候，陈之宪突然弯下腰去，伸手从地上拣起那半根油条，其速度像一只蟾蜍捕食飞虫的过程，又稳又准，干净利索。那只可怜的蚂蚁空欢喜一场，仅仅闻到了油条的一点点香喷喷的味道。哎，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道理可言啊。
之宪把半根油条从中间一撕两半，和家墉一人一半，分着吃了。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油条，最关键的是，连油条的分配方案都制定好了。——将两根同样大小的面片压在一起，炸制而成。否则的话，他们两个人真的要凭借谁的力气大谁将拥有这半根油条的食用权了。
又走了两公里，实在走不动了。家墉说：“逃票吧。”
“咋逃票？”
“你看，公交车上那么多人，售票员怎么可能挨个检查呢。特别上下车的时候，更是混乱。”
于是，再一次走到一个公交站台的时候，两个人簇拥在上车的人群中，挤到公交车上。
北京的公交车售票员或许和全国的售票员有所不同，大型的公交车甚至有两个售票员，前边一个，后边一个。他们将票夹挂在胸前，拿一个铅笔头一划拉就是一张车票，业务素质绝对没得说，也因此催生了李素丽这样的优秀售票员。但是架不住乘客多啊，挤啊，噪杂啊。他们挤上车，家墉从挎包里掏出一张车票，交给之宪，让他含在嘴里。家墉的嘴里也含了一张，一喘气，那张车票的另一端还飘啊飘地。有时候售票员会隔着两三个人，甚至同时面对十几个人几十个人拨票售票，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当她看到家墉和之宪嘴里含着的车票，误以为已经购完票了。
嘴里含着一张车票站在车厢的倚角旮旯里，一呆就是半个小时，彼此谁也不说一句话，其实非常别扭。等到他们下了车，吐掉公交车票，彼此对望一眼，遂哈哈大笑。
“哎，真是个好办法。”之宪躬下腰，开始沿着站台寻找公交车票。
家墉说：“别找了，你不知道概率学的原理吗？这方法用一次还行，用两次三次，就露馅了。”
因此，剩下的一段路，只能靠两只脚了。
走到沙滩北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求是杂志社他们进不去，因为有一个保安站在一个高高的台子上，把他们挡在了外边。
但是可以打电话预约。
陈家墉拿起保安同志给他拨通的电话，说：“刘老师你好，我们是从崮源老家来的，来北京找工作的……呃，崮源文学艺术学校毕业。”
等了大约十多分种，从里边走出一个人，不用问，肯定是刘佩华老师。他站在门口打量了一眼，最后把目光落在家墉和之宪身上。说：“刚才是你们打的电话？”
“呃。”
“你们就这样来的？”
“呃。”
“没带行李？”
“呃。”
“饿了吧？”
说罢，他从上下口袋里搜出一把零钱，交给家墉。然后又把一张纸条交到家墉的手上，说：“去西单北大街，就说是我说的，他们会给你们安排的。”
他们万分激动地离开求是杂志社，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把刘老师给的那一把零钱数了一遍，一共是十六块多钱。
嗨呀！嗨呀！十六块多钱啊！
西单北大街，怀源建筑公司驻京办事处。刘佩华老师是怀源人，他的一个堂弟是怀源建筑公司的经理，这个办事处就是怀源建筑公司设立的，其主要目的是在北京承揽建筑工程。崮源人特别多，特别是怀源、崮阳这边的人，外出打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办事处所在地是一个半地下室。家墉和之宪手里拿着那张纸条，找到西单北大街的这个办事处。办事处里有个年龄大的，听说他们两个都是学生，不无担忧地对他们说：“你们根本吃不了这苦。”
“那哪能呢，我们吃得了苦，什么苦都能吃。”
这时候，走过来一个包工头，问：“你们是哪个县的？”
“我们俩都是崮阳县的。”
“崮阳县的？我也是崮阳县的。”
陈家墉和陈之宪一听，立刻感觉到一种亲切感，觉得心里边有了主心骨。
崮阳县的这个包工头领着他们两个来到一家小饭店，要了四个菜，一人要了一瓶啤酒。最令家墉和之宪感动得要流眼泪的是那个肉饼——北京肉饼，从盘子里提起来，肉饼上的油还滴答滴答往下淌呢。那个香啊，甭提了。
酒足饭饱，从饭店回到办事处，年龄大的老家伙说：“怀源的那伙人晚上九点钟就能过来。”
包工头说：“到时候你们跟他们一起去工地，好不好。”
家墉和之宪连声应允。
到了九点多钟，办事处门口突然喧闹起来。原来他们说的怀源的那伙建筑工到了，一个个大包小包，黒压压一片。其中一个领头的，不知从什么地方引来一辆面包车。十几个人大呼小叫地上了面包车，家墉和之宪一人提着一个手提包，挤在他们中间，在黑咕隆咚的小道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到达一片工地——北京西客站建筑工地。
工地很大，几处楼的墙体已经砌完了，很高。最显眼的是工地中间一个巨大的坑，那坑能有多大，从上边往下看，在底下施工的建筑工人，看上去像一个小松鼠，跳来跳去。坑的中间焊接起一个巨大的铁架子，铁架子的顶端安装了一盏灯，照得整个工地亮如白昼。
住的地方是刚刚建好的一座楼房，在一层，还没做地面，水泥、乱砖到处都是。最要命的是地面十分潮湿，外围也没安装窗户，风从窗口灌进来，冷得人直打哆嗦。他们将几十块空心砖往一块摞一摞，上边铺上门板，就成了睡觉的床。带队的头儿是个热心肠的人，匀出一床破棉被给家墉和之宪盖。尽管如此，一晚上两个人把那条破棉被拽来拽去，冷得身上一点热乎气都没有。
第二天的工作是卸沙。拉沙的车辆不是自动翻斗的车辆，沙子需人工一铁锨一铁锨从车斗里攉到地上。北京阴历八月的天气晚上已经很冷，但是白天还是比较热，特别一干活，身上的汗水流淌下来。
流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纵然使上吃奶的力气，手上的铁锨也举不起来了。陈家墉还能勉强应付一阵子，陈之宪这样的公子哥，根本干不了这么重的力气活。
那伙建筑工看见家墉和之宪出不了力，效率低下，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卸沙，他们只好两个人一起组团单干，那些人已经干完活吃完饭了，他们俩还在呼哧呼哧地攉着沙子。
卸沙是这样，打地面更是如此。因为他们从未干过这样的活儿，当不了大工，只能干一些出力的活。别看那些大工匠，手里拿着一个标杆，在铺设了沙灰的地面上划拉来划拉去，轻松随意把地面整得平平地。只那几下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练得出来的。
就算出力的活儿，和沙灰他俩也不会干。那玩意儿要掌握沙和水泥的比例，更要把握水的用量，稀了不好用，厚了工匠们压不动。最终他俩只能干一些拖运之类的活儿。也就是把和好的沙灰转运到做地面的楼面上。由于是在楼面上操作，空间狭窄，工具车派不上用场，只能将一只水泥袋子的四个角系上粗绳子，形成一个兜兜，将和好的沙灰盛放在兜里，一只手一个兜子，提到作业面上。
一开始是一只手提一个，后来变成两只手提一个。就算这样，一天下来，手上也勒出了血泡。睡一夜觉，第二天早上五根手指头握都握不到一块去，肩膀更是疼得抬不起来。
不仅身体累，皮肤也痒痒得不行。因为天天出工，和沙子水泥打交道，身上脏得很，头发硬得可以竖起来。牙也没刷，咬合在一起时，仿佛肿胀了一般，牙槽都木了。只能跑到水房里捧起一捧凉水，在嘴里咕噜一阵子，用食指插进嘴里来回捣几次，算是把牙刷了。
干活的间隙，之宪对家墉说：“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了，像咱们俩初来乍到，哪受得了这样的劳动强度，这样下去早晚得给累趴下。”
干活不能干，饭量却大增。工地上的大白馒头他们一顿能吃仨，外加一缸子大锅菜。有时候明明三个馒头已经进了肚了，之宪对家墉说：“我还能吃一个。”
“那就再买一个吧。”
在工地上吃饭是不需要现钱的，每人领取一定数量的饭菜票，拿着饭菜票可以在食堂里就餐。
家墉看见之宪有些不好意思，躲躲闪闪地溜到伙房门口，从打饭的窗口买了一个馒头，几口吃了下去。
只所以不好意思，是因为一起干活的那些人吃饭非常节省，虽说干活同样累，他们并不像之宪那样吃起来像地漏一样没有饥饱。特别肉饼，提溜起来往下滴油的北京肉饼，家墉和之宪每人一顿能吃仨，而那伙人每人只吃一个，甚至有的连一个也舍不得吃。因为买一个肉饼的饭票能买三个大白馒头。对他们来说，大白馒头加上大锅菜，伙食已经相当不错了。
不光多吃肉饼，陈之宪还不要脸到拿着饭菜票去工地附近的小卖部兑换烟抽，那些人对他这种行为自然鄙夷、愤慨外加不屑。更何况再提水泥的时候，家墉和之宪竟然将一个水泥包中间插上一根木棍，两个人抬，这样一来一回就比人家少干一半的活。
就在他们快要累趴下的时候，一天早晨头儿突然在工地上宣布休息一天，具体原因不清楚。有的说料未到，窝工了。有的说刚做的地面需要养护。还有的说因为下雨，的确天上正下着小雨。
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放假就好。家墉和之宪又坐不住了，他们原本就不是来干这个的，何不趁着这一天的空档，抓紧时间出去活动活动，说不定能找到更好的门路呢。
今次出门不比往日了，馒头是必不可少的，咸菜也要带上两块。就算在外边一整天，也不会挨饿了。
他们穿着长筒雨靴，在公交车上挤来挤去。按照通讯录上的地址又找了两个人，结果不是地址不对就是人家不在那儿住了，总之见不到人。打电话询问，没啥具体的事由，人家一听就挂了。跑了一整天，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
后来，他们干脆请假，早出晚归，专门跑这事，搞得头头极不耐烦，说：“你们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
“不干就不干。”家墉有些气恼地回答。
之宪把家墉拉到一边，说：“怎能说不干就不干呢？”
“你不是说，早晚得给累趴下嘛。”
“说归说，做归做，咱要是干到年底，挣点钱，也有本钱立足，到时候再伺机寻找其他的工作啊。”
头头在旁边听了，说：“就你们俩，干啥也干不好。”
“是，我们干不好，你们干得好，我们走还不行嘛。”
家墉听完这话，说什么也不愿意呆了，也没啥辎重和牵挂，说走就走。
“要走，你们也得把防电靴子脱了。”
“谁稀罕要。”家墉和之宪甩掉脚上的防电靴子，提起手提包走出了西客站建筑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