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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零年，我的祖父失去在上海嘉盛发杂粮行的工作。那时的上海，外滩的钟声依旧准时敲响，黄浦江上的货轮依然来来往往，但祖父所在的杂粮行却已显露出风雨飘摇的迹象。老板是个精明的宁波人，前一天夜里紧急召集所有伙计，宣布了一个令人心惊的消息：由于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私营粮行必须关闭。这个消息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了每个伙计的心头。我的祖父站在杂粮行斑驳的木柜台后，望着那些曾经堆积如山的麻袋和粮囤，如今已空空如也。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柜台上经年累月留下的划痕，那是无数次称量粮食时留下的印记。
店员工会的代表很快带来了安排：失业的伙计们将被统一派往沈阳工业区务工，那里正在兴建大型工厂，急需劳动力。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出路，是工人阶级的光荣使命。但我的祖父没有去。多年后我问父亲，祖父他为何拒绝这个机会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不想离开家乡。"这简单的三个字背后，隐藏着怎样复杂的心情？是对陌生东北的畏惧？是对故土难离的眷恋？还是对未知工业生活的犹疑？总之，我的祖父领了三个月的遣散费，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返回浒湾的归途。
浒湾，这个以刻板印书闻名的赣东的小镇，青石板路两侧的店铺曾经生意兴隆。但祖父归来时，小镇也正经历着变革的阵痛。当地政府热情地安排他去供销合作社工作——一个在当时被视为铁饭碗的职位。然而祖父再次拒绝了。这个决定让许多邻里不解，在那个集体主义至上的年代，自主择业近乎一种叛逆。但祖父只是平静地说：“我想自己试试。”
解放初期的中国，处处涌动着新生的气息。扫盲识字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学文化”成为最响亮的口号。钢笔、电筒、列宁装——这“三大件”成为了人们竞相追逐的时髦物品。钢笔象征着知识与进步，电筒代表着光明与便利，列宁装则彰显着革命与进步的形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的祖父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他租下了浒湾老街上一间临街的小屋，不足十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几张简陋的木桌和几把椅子，这就是我的祖父的钢笔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只在门楣上简单地写着“代写书信 修理钢笔”几个字。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却成了浒湾镇上文化生活的重要角落。祖父不仅修理钢笔，还代人写信——这在当时是项不可或缺的服务，许多目不识丁的乡民需要通过书信与远方的亲人联系。
祖父的钢笔小店很快加入了手工业合作联社，这既是一种保障，也是一种约束。每天清晨，我的祖父都会仔细擦拭每一支钢笔，调整笔尖，填充墨水。他特别擅长修理“金星”“英雄”这些国产钢笔品牌，也能对付一些进口的派克或犀飞利。父亲告诉我，祖父因为长期坐在桌前修理钢笔，乃至于他的手指竟发抖。仅靠祖父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家庭的经济压力骤然增大，在那个年代，辍学是许多贫困家庭的无奈选择。父亲被迫离开了他心爱的学堂。
但父亲不甘心就此荒废学业。在浒湾豸子巷，有一所由全仲吕、樊哲洲等先生开办的补习班，成为了父亲的希望所在。父亲告诉我，全仲吕先生是金溪"三仲"（全仲吕,金溪崇麓人,当过陕西宝鸡县县长,南京政府伪职员、应钦中学教员,后来成了民间儒医,是公认的才子。付仲其，金溪合市人,江西中华大旅社，现“八一起义纪念馆”经理。曾仲鲁，金溪琉璃人，留学日本七年，北京、武汉等大学体育教授,应钦中学、金溪中学创办人。)）之一。他的学识与经历，在那个时候如同传奇。
补习班设在一处传统的赣派民居里，天井中有一棵老桂花树，每到秋天便香气四溢。我的父亲进入了这个补习班。那时的他，刚刚完成小学学业，补习班的课程对他而言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知识殿堂的大门。全仲吕先生讲解古文时，常常会穿插一些历史典故和人生哲理；樊哲洲先生的数学课则严谨而富有逻辑性。在这个简陋的补习班里，我的父亲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否则后来我不可能考上临川师范，更不可能成为一名教师。
父亲生前常引用两位老师的是事迹教育我，“学问不在大小，有用就好；位置不在高低，踏实就行。”他讲到这两位老师时总忘不了说：全仲吕先生的课总是座无虚席，他教授国文，旁征博引，将枯燥的课文讲得生动有趣。樊哲洲先生则负责数学，他的板书工整得像是印刷品，解题思路清晰明了。他在这里不仅巩固了小学知识，更培养了对学习的浓厚兴趣。昏暗的油灯下，十几个孩子专心致志地学习；窗外偶尔传来小贩的吆喝声，或是邻居家的狗吠声。但这些都影响不了我们的专注。
祖父的钢笔小店经营了四五年。在这四伍年里，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合作社运动如火如荼，个体经营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但祖父凭借着精湛的手艺和诚信的经营，始终保持着一份尊严与独立。他从未加入任何政治运动，只是默默地做好自己的手艺活。用父亲对我说过的话：“你祖父常说，一支好钢笔，就像一个好人，外表要端正，内心要正直。”
后来，祖父的小店也慢慢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但他从未抱怨，只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我的父亲最终没有辜负补习班的教诲。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完成了中学学业，还考入了师范学校，成为了一名教师。他将祖父的坚韧和全仲吕先生的学识传承了下来，在三尺讲台上度过了四十多个个春秋。而我，也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如今，浒湾的老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祖父的钢笔小店早已不复存在，豸子巷的补习班也成为了历史记忆。全仲礼、樊哲洲等先生也已经作古，他们的学识与风范只能通过零星的回忆和口耳相传得以延续。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祖父拒绝去沈阳而选择自谋职业的勇气，他在时代变革中保持独立的坚持，父亲在困境中坚持学习的毅力，全仲礼先生等人对教育的执着——这些精神品质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脉之中。每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我就会想起浒湾老街上的那间小小钢笔店，想起豸子巷里油灯下的琅琅书声。这些记忆碎片，如同散落在时间长河中的珍珠，串联起了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时代的变迁轨迹。钢笔、电筒、列宁装——这些曾经时髦的物品早已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们所代表的那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父亲的故事告诉我，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知识的尊重、对独立的坚持、对生活的热爱，这些永恒的价值才是真正值得珍视的财富。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我们常常追逐着最新的潮流与技术，却容易忘记那些最朴素的道理。父亲用他的一生告诉我：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保持内心的独立与清醒，坚守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这才是面对时代洪流时最宝贵的品质。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桌上，我仿佛能看到祖父专注工作的身影，听到补习班里朗朗的读书声，感受到那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年代脉搏。这或许就是记忆的力量——它让过去与现在相连，让个体与时代对话，让我们在变迁中找到不变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