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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陆坊的山峦刚刚褪去斑驳的秋色，便被一层薄霜覆盖，像是披上了一件半透明的纱衣。我的父亲坐在抚州地区文教先代会的礼堂里，听着台上激昂的报告声，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胸前的代表证。这张硬纸片在他掌心里微微发烫，上面印着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几个红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鲜艳。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食堂里的稀粥越来越稀，但人们的热情却出奇地高涨。父亲作为金溪县教育系统的代表，穿着一件袖口打着补丁的衣服坐在会场里。这件衣服陪伴他度过了整个师范生涯，肘部也是层层补丁，但今天他特意熨得笔挺。会议间隙，他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梧桐树，思绪飘回了三年前那个同样寒冷的冬天——他刚从抚州师范毕业时的情景。
“姜敬群同志，请您会后留一下。”散会时，一位戴着眼镜的工作人员拦住了他，“傅裕泰校长派人传话，想请您回母校抚州师范做个汇报。”
父亲的心跳突然加快。抚州师范，这个承载了他四年半青春的地方，那些在教室里啃着冷馒头读书的日子，那些在琴房里反复练习弹唱的夜晚，此刻都鲜活地涌上心头。他记得刘霭校长总是站在讲台前，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记得班主任黄宜福老师批改作业时一丝不苟的神情；更记得同学们在食堂排队时互相推让半块红薯的温暖。
三天后，当我的父亲站在抚州师范的校门口时，冬日的阳光正好穿过老樟树的枝桠，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校园比记忆中更加简陋了，围墙上的石灰剥落了不少，露出里面灰色的砖块。但当他走进校门，眼前的景象让他愣在了原地——两排学生整齐地站在道路两侧，中间留出一条窄窄的通道，一直延伸到主教学楼前的台阶上。“姜敬群同学！”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父亲转身，看见傅裕泰校长正大步向他走来，身后跟着几位精神焕发的老师。傅校长的眼睛依然明亮如当年。父亲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安排”了——学生们高喊着口号，自发地形成了人墙，他的双脚仿佛不听使唤地移动起来，被一双双年轻的手轻轻抬起，放到了主席台的中央位置。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父亲看见第一排坐着刘霭校长的鬓角已经添了几丝银白，但笑容依旧温暖；班主任黄宜福老师眼中闪烁着泪光；还有几个熟悉的面孔——曾经的同班同学……他们此刻却像回到了四年前，围坐在同一间教室里。
“这位就是我们的优秀校友姜敬群同志！”傅校长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校园，“他从我们抚州师范毕业后，扎根农村教育一线，把青春献给了最需要知识的孩子们！”
父亲的脸烧得通红。他想起自己任教的山村小学，教室是几间漏风的矮房子，冬天孩子们冻得握不住笔，他就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盖在他们的身上；想起为了给学生们买一本参考书，他连续三个月步行三十里山路去县城，省下饭钱换来的那些翻烂了的旧书；更想起那些家长感激的眼神，和孩子们第一次写出完整句子时雀跃的模样。
“我……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父亲结结巴巴地说，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台下又响起一阵掌声，这次更加热烈。会后，那张与刘霭校长、黄宜福老师和几位同学的合影，被父亲小心翼翼地夹在了工作日记本里。照片上，每个人的笑容都那么灿烂，仿佛饥饿与寒冷从未存在过。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60年年底。父亲在县里开会期间收到了一封来自陆坊学校的信，信纸已经有些发皱，但字迹工整："姜敬群同志：经组织研究，拟于寒假期间为你与黎彩云同志举办婚礼，望准时返校。丁燕林、曾凡。”落款日期是12月15日。黎彩云是我母亲，她那个时候在浒湾小学教书。那时的母亲扎着两条乌黑的辫子，平时少言语。
寒假开始后，父亲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返回陆坊的山路。雪已经下了三天三夜，山路上积了厚厚一层，每一步都留下清晰的脚印。他想起学校食堂的存粮不多，丁老师他们正在想办法用野菜和红薯粉给老师们改善伙食。
当父亲推开陆坊中小学的大门时，一股混杂着煤烟和食物香气的暖流迎面扑来。丁燕林和曾凡两位老师正在厨房忙碌，看见他进来，丁老师笑着招手：“可算把你盼来了！彩云同志正在布置会场呢！”所谓的“会场”，其实是学校唯一一间还算完整的教室。母亲黎彩云系着一条褪色的花围裙，正在往墙上贴用红纸剪的喜字。看见父亲，她微微一怔，随即露出了羞涩的笑容。她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辫梢还沾着一点面粉。“来得正好，帮我们贴喜字。”母亲递过来两个用红纸剪的喜字。父亲这才注意到，教室的一边墙上已经贴了两个喜字，在昏暗的灯光下投下温暖的光晕。
晚上六点，受邀的老师们陆续到来。公社书记梁茂林带着两位值班干部也来了，他们带来了两瓶白酒作为贺礼。县委宣传部和教育局的领导因为要坚守岗位，特意托人送来了搪瓷脸盆和毛巾作为新婚礼物。父亲小心地接过，向每一位来客鞠躬致谢。摆了两桌简单的饭菜：萝卜炖肉（其实肉只有寥寥几片肉）、红薯粉丝汤、炒白菜，还有母亲特意用野菊花泡的茶。父亲记得，母亲那天穿了一件淡蓝色的列宁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始终挂着温柔的微笑。他们只在敬酒时简单地致辞，感谢组织的关怀和同事们的祝福。
“按照规定，双方家属都不能来。”母亲悄悄对父亲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围裙边缘，“但我爸妈偷偷塞给我这个。”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两双崭新的袜子和一块香皂。婚礼没有热闹的锣鼓，没有传统的拜堂，只有老师们即兴表演的几个节目。在场的老师们合唱了一首《社会主义好》。歌声在简陋的教室里回荡，窗外的雪依然在下，但屋内却温暖如春。
"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去县里参加集训。”婚礼结束，父母站在学校门口，望着满天繁星低声说。按照计划，婚后第二天，他们就要赶往县城，参加为期半个月的教师思想集训。“我知道。”母亲点点头，把一个用手帕包好的小包裹塞进父亲的口袋，“里面是炒南瓜子，路上吃。”父亲接过包裹，他喉咙发紧，却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透，父母就背着行囊出发了。丁燕林老师送他们到路口，积雪反射着晨光，刺得人眼睛发痛。父亲和母亲并肩走在山路上，脚步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两人都没有说话，但彼此的心跳声在寒冷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清晰。“到了县里要照顾好自己。”母亲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嗯。”父亲应了一声，把母亲的手握得更紧了些。他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晨雾中，只留下两行深深的脚印，很快又被新落的雪花覆盖。
而在陆坊学校的教室里，那红红的喜字依然温馨，投下温暖的光影，仿佛在默默祝福这对新人。多年后，当我问起父亲这段往事时，他总是笑着不说话。但我总能从父亲的相册中看到他们结婚地照片。照片上的笑容定格在1960年的冬天，而定格在记忆中的，还有那红红的喜字，和两行通向远方的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