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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父亲的遗物时，我摸到一枚褪色的党徽。铜质的徽章边缘有些发黑，内圈“中国共产党”五个字却依然清晰，像极了父亲当年宣誓时眼里的光——那是1957年的秋天，他作为全县教师集训营的书记员和另外七位同志一起，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手。
1957年暑假刚过到一半，县教育局的自行车队就驮着红纸黑字的通告进了各个乡镇。“关于开展整风运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通知”几个大字印得极醒目，落款处盖着鲜红的公章。我的父亲当时在四区中心小学教学，听闻消息后特意翻出压在箱底的蓝布中山装，把领口的黑色纽扣擦得锃亮。全县三百二十七名教师陆陆续续往县城赶。有挑着铺盖卷的民办教师，把搪瓷缸子挂在扁担头晃荡；有骑着自行车的公办教师，车后座捆着两捆旧课本；还有从更远山区来的老师，他们脚底板磨出了血泡。
我的父亲和他们一起从县四区来的所有老师住进了天主堂。这座哥特式建筑曾是县城最高的建筑，尖顶的钟楼在阳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墙面的红砖缝里还留着百年前传教士用石灰填补的痕迹。后来才知道，这里已经是县武装部。四区的教师们被安排在二楼西侧的厢房。乐寿生叔叔带着他的旧算盘，王树清阿姨拎着个装满毛笔的竹筒，黄添培老师则负责保管全区的教师花名册——他们和我的父亲一起，被指定为这次集训的书记员。
集训的第一天就开了动员大会。礼堂是食堂改造的，长条木凳上坐满了人，前排坐着县领导，后排挤着抱着孩子的家属。县委书记严寿清站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声音通过挂在梁上的铁皮喇叭传出来：“同志们，这次整风运动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教书育人，是为了让教育事业跟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接下来的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上午是集中学习，会议室里摆着厚厚的《毛泽东选集》，每个人都要轮流朗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章节；下午分组讨论，父亲他们几个书记员就坐在角落里，用蘸水钢笔记录每个人的发言。
最热闹的是晚上的批判会。礼堂的汽灯把人脸照得惨白，有人上台揭发“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说某位老师在作文课上让学生写“我的理想”，有个学生写想当资本家；有人批评教材里的古诗“不够革命”。父亲他们几个书记员就坐在一个角落，笔记本上的字迹越来越密，有时候为了记全一个人的发言，得把钢笔尖拧得更紧些。四区的老师们住在二楼的通铺上。木地板被几十个人的体重压得咯吱作响，半夜总能听见有人翻身时床板发出的叹息声。乐寿生叔叔有打呼噜的习惯，王树清老师就悄悄把自己的枕头垫在他头下；黄添培老师总在半夜起来抽烟，火星子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子。
运动进入第二十天的时候，气氛变得不一样了。会议室的墙上贴出了一些言辞激烈的标语，有人开始在纸上写匿名信，有人躲在厕所隔间里小声议论。父亲他们几个书记员的工作量陡然增加，每天要整理的发言记录堆得像小山，钢笔水瓶换得比茶水还勤。直到某个阴雨绵绵的午后，县长在大会上宣布了第一批“右派言论”的定性。礼堂里安静得能听见雨滴砸在瓦片上的声音，父亲感觉手中的钢笔突然重若千斤——他正在记录一位老教师关于“教学方法改革”的发言，那位老师刚说完“不能把学生教成只会喊口号的机器”，台下就有人高喊：“这是典型的右倾思想！”后来的日子像被按下了快进键。每天清晨，父亲他们几个书记员就要提前半小时到会议室，把前一天整理好的材料分类装订；中午吃饭时，乐寿生叔叔总是最后一个到食堂，因为要帮王树清阿姨核对发言记录的页码；黄添培老师的钢笔尖磨秃了，却坚持不肯换新的，说“能写字就行”。当第九个“右派”帽子被宣布的时候，礼堂里响起了一阵压抑的抽泣声。那个被点名的老师却低着头站在台中央，眼镜片上蒙着一层水雾。父亲放下钢笔，看见乐寿生叔叔的手在微微发抖——他正在记录的本子上，有一滴墨水晕染开来，像一滴黑色的眼泪。
就在运动进入组织建设阶段的那天傍晚，父亲被叫到了三楼的会议室。等他走出来时，胸口别着一枚临时用红纸剪的党徽。介绍人是杨清泉校长和兰西延老师。杨校长平时总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兰老师教语文，讲起课来总是抑扬顿挫。他们找父亲谈话时，父亲正趴在二楼的窗台上给家里写信，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家里的生活费我下次回家给你们……”后来这封信的结尾被改成了：“我可能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
宣誓仪式定在县政府的礼堂。那天早上，父亲特意换上了那件蓝布中山装，把党徽别在左胸口袋的正中央。他和詹秋平、刘秀龙、吴天护几位同志站在一起，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庄重的红晕。礼堂里坐满了人，前排是县领导，后排是参加集训的教师代表。县委组织部长李高文站在主席台上，身后挂着鲜红的党旗。父亲他们几个同志举起右手，李部长念一句誓词，父亲他们就跟着念一句，声音在礼堂里回荡，撞在天花板的石膏花饰上，又轻轻落回每个人的心里。县委书记严寿清最后讲话时，声音有些激动：“同志们，今天我们又有八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加入了党组织……”他说到这里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的教师们，“我们的教育事业，就是要靠这样的同志来扛起大旗！”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父亲感觉自己的手心全是汗，却怎么也舍不得松开握着的拳头。
集训结束的那天，天主堂非常安静。四区的老师们收拾铺盖时，木地板上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那是四十天来无数双脚踩出的痕迹。父亲把记录本仔细装进牛皮纸袋，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每个人的发言，有些笔画力透了纸背，像是要把这些日子永远刻进记忆里。回四区的马车上，父亲看远远近近的田野。金黄的稻穗在风里翻滚，像一片流动的海洋。乐寿生叔叔递给他一包炒花生，说：“老姜，以后我们可得更加小心教书了。”王树清阿姨摸了摸怀里的钢笔，叹了口气：“这钢笔跟了我十年，今天才发现笔杆上有了道裂纹。”黄添培老师没说话，只是把装着花名册的布包抱得更紧了些。
如今六十年多过去了，当年的天主堂早已不复存在。2021年，父亲作为在党五十年的老党员参加了县委县政府的表彰会，并获得中共中央颁发的奖章。回忆那次整风运动，父亲会感慨的说：“那四十天里，我们不仅是在整风，更是在学着怎么做人。”
在翻看相册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在不同时候的“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我就会想起那个秋天的天主堂：拥挤的人群中，一群穿着蓝布衣服的教师在写写画画；汽灯的光晕里，有人低头记录，有人抬头沉思；而在某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八枚崭新的党徽别在了八件洗得发白的衣衫上，像八颗星星，落在了人间最温暖的土壤里。父亲的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仿佛在提醒我：有些记忆永远不会褪色，就像那些在地板上留下的脚印，虽然被岁月覆盖，却始终深嵌在历史的纹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