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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23日，我的姐姐出生了。当接生婆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来到我父亲面前时，父亲快步上前，看着这个皱巴巴的小生命，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就叫姜羔吧，”他轻声说道，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愿她像羔羊一样纯洁可爱。”
那时的父亲，是石门中学校长，在师生中威望很高，也很受欢迎。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学生们被他清晰的思路和温和的态度所吸引。而此刻，这位年轻的父亲正沉浸在为人父的幸福中，全然不知未来等待着他的，将是一段怎样颠簸的旅程。
1966年3月，春风刚刚拂过大地，父亲接到通知，被选派到省教育行政学院轮训部学习。与他同行的还有龚佑喜叔叔、兰西延老师和江崇林老师，他们是当年县乡学校的校长。一行四人，带着全县教育工作者的期望，踏上了前往南昌的求学之路。
这次轮训为期三个月，前半程在江西教育学院系统学习教育理论和管理方法，后半程则奔赴清江县进行实地考察，重点研究学校网点布局问题，为即将开展的学校网点下伸工作做准备。
父亲这一次去南昌学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他在那个相对平静的年代最后的安静。
父亲在南昌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白天，他们聆听专家讲座，讨论教育改革方案；晚上，则聚在一起整理笔记，交流心得。父亲后来对我说：“江西教育学院的老师都是当时教育界的权威，讲的内容很实在，对他们以后的工作很有指导意义。”
除了理论学习，他们还深入清江县实地考察，走访乡村学校，与当地教育工作者座谈，详细了解学校分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父亲特别关注偏远地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数据和建议。学习即将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令父亲难忘的小事。石门医院的刘石医师托他代购一个瓷器茶杯。父亲利用周末逛遍了南昌的瓷器店，最终挑选了一只造型古朴的青花茶杯。但父亲并未就此止步，他找到一位在瓷器厂工作的朋友，恳请在茶杯上烧制一首嵌字诗作为纪念。那位朋友被父亲的诚意打动，欣然提笔，在茶杯上镌刻下了以下文字：
刘石医师惠存
文刀医刀齐出鞘，石头作盾挡不了。
医治疑难并杂症，术为情谊病魔天，
高登医理细俯瞰，过路瘟神尽抖擞，
华夏文明传精髓，陀山纸烛照天烧。
秋佑培赠
这首嵌字诗巧妙地将“刘石医师”和赠送者“秋佑培”（詹秋平伯伯、龚佑叔叔、我的父亲）的名字嵌入其中，既表达了心意，又寄托了医者仁心的赞美。
父亲小心翼翼地将茶杯包装好，带回石门医院亲手交给了刘医师。多年后，刘医师仍对这只茶杯念念不忘，说这是他收到的最特别的礼物。
然而，就在父亲满载而归，准备将所学应用于家乡教育事业时，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1966年6月，当他结束学习回到县城时，迎接他的不是熟悉的校园和学生们期待的目光，而是一张张张贴在校园各处的标语和大字报。县委工作组已经进驻学校，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席卷而来。
最初的变化是渐进的。校园里开始出现宣传队，高音喇叭里循环播放着革命歌曲和口号。老师们被要求参加各种会议，学习最新文件。父亲敏锐地感觉到气氛不对，但他依然保持着教师的职业操守，认真备课，按时上课。直到有一天，工作组宣布要“破四旧，立四新”，学校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父亲很快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作为学校的校长，他曾经的言论、教学方法，甚至个人生活习惯都被拿出来反复审视。大字报开始出现在他的宿舍门上，从教学管理到日常言行，无一不被质疑。最初，父亲试图辩解，试图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写检讨，承认一些莫须有的“错误”。但随着运动的升级，这种努力显得徒劳而危险。
暑假本应是教师们休息调整的时间，但1966年的夏天对父亲来说却是一场漫长的煎熬。教育部门集中全县教师办“学习班”，美其名曰“贯彻落实十六条”，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批斗会。父亲与龚佑喜叔叔、詹秋平伯伯等人一起，被打成了“秋佑培”三家村黑帮——这个荒谬的名号来源于他们三人送给刘石医生的茶杯上秋佑培三个字。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被叫去参加批斗会。他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胸前挂着写有“三家村黑帮”的大牌子，头上戴着用纸板做的高帽，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他的“罪名”。台下，是曾经的学生、同事，现在却成了批斗他的“革命群众”。有人高喊口号，有人用皮带抽他，有人指着他鼻子质问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反动言论”。
更可怕的是无休止的检讨和交代。父亲被要求写下一篇又一篇检讨书，交代所谓的“反动思想根源”。每一篇检讨都要经过多次修改，直到工作组满意为止。但无论他如何诚恳地自我贬低，如何详细地交代“问题”，总是被认为“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金溪文革领导小组甚至专门编印了“金溪教育战线三家村黑帮反动言论录”，将父亲与詹伯伯、龚叔叔等人的正常教学言论断章取义，作为反面教材供人批判。
在这场疯狂的运动中，连一些私人用品也被赋予了政治含义。父亲1964年春假时与老同学徐文茂、许新民夫妇到广州旅游时购买的一只收音机，被指控为“特务通讯工具”而被没收；一条普通的裤子，则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体现”。这些在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在当时却成了“罪行”的证据。母亲曾偷偷告诉我，父亲在深夜里看着被抄走的物品清单，双手颤抖，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随着运动的深入，“大串联”开始了。红卫兵们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全国奔走“交流革命经验”。学校停课了，老师们被要求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接受“劳动改造”。父亲被分配到农场劳动，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直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即便如此，回到家后还常常要继续写检讨，或者应付随时可能到来的批斗会。家里每天都会有穿红袖章的人来，他们一来就是翻箱倒柜，把父亲的书籍、教案全部搬走，嘴里还说着“破四旧”之类的话。母亲站在一旁，双手紧握，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阻拦。
最令人心痛的是父亲的变化。曾经那个意气风发、谈笑风生的老师，变得沉默寡言，眼神中总是带着警惕和不安。他不再有笑容了。只有在极少数家人团聚的时刻，当确认门外没有“外人”时，才会流露出片刻的温情，轻轻抚摸姐姐的头，或者把姐姐抱起来转个圈。但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少了。随着时间推移，批斗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父亲被强迫戴上各种侮辱性的帽子，在校园里游街示众。有时是高帽，有时是纸糊的“牛鬼蛇神”面具。每一次这样的经历后，父亲都会大病一场，卧床不起。母亲默默地照顾他，从不抱怨，只是夜里常常压抑地啜泣。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依然保持着最后的一点尊严。当被要求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时，他会委婉地拒绝；当批斗超过限度时，他会用沉默表示抗议。这种微弱的抵抗让他付出了更多痛苦的代价，但也保全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底线。
1966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学校停课闹革命，老师们被集中管理。父亲和几位同样被打倒的同事被安排住在学校仓库旁的小房间里，几张木板床，一盏昏暗的灯泡，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食物供应也越来越差，常常是清汤寡水的稀粥配少量粗粮。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尽量省下一些食物偷偷给母亲。
父亲曾对我说过，一个特别寒冷的夜晚，我姐姐因为发烧哭闹不止。母亲抱着她坐在床边，急得直掉眼泪。父亲为了给姐姐买退烧药，冒着风险去找了一位老中医，回来时被巡逻的红卫兵盘问了很久，还挨了他们的皮鞭。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父亲时常会想到那只送给刘石医师的那只茶杯。他会想起那首嵌字诗，仿佛那是他与正常世界最后的联系。茶杯上的诗句“医治疑难并杂症，术为情谊病魔天”，或许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即使身处“病魔”横行的时代，也要守住内心的那份情谊与操守。
1967年初，运动进入了更加激烈的阶段。父亲和其他“黑帮分子”被要求参加更多的体力劳动和公开批斗。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经常咳嗽不止，但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母亲四处求人，才勉强弄到一些基本的药物，但远远不够。哥哥、姐姐那时已经开始懂事，知道要躲着父亲那些“问题”。他们学会了在批斗会时保持安静，学会了不问父亲为什么总是那么晚回家，学会了在夜里听着父母的低声交谈时假装睡着。那段日子给我的哥哥姐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姐姐告诉我，她最早的记忆就是父亲被带走时回头看他们的眼神——那是一种充满歉疚和不舍的凝视。
回顾父亲的这段历史，我常常想，是什么支撑着父亲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是对家庭的责任？是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还是人性中那份不屈的尊严？也许都有。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像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保持着最后的良知和底线。
1968年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的开展，情况有所变化，但父亲的生活并未立即好转。直到几年后，随着政策调整，他才逐渐恢复了部分教学工作。但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伤痕，却永远无法抹去。如今，每当看到姐姐，我总会想起父亲给她取的那个名字——“羔”，寓意如羔羊般纯洁可爱。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父亲或许希望通过这个名字，为女儿保留一份纯真与希望。而那只茶杯上的嵌字诗，不仅是刘石医师与父亲友情的见证，更是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记，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不要忘记那些在逆境中依然坚守尊严与良知的人们。
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参与批斗的许多人已经作古，那些狂热的红卫兵如今也成了老人。历史给出了它的评判，但伤痛的记忆却永远留在了亲历者的心中。父亲在晚年很少谈及那段经历，但每当我们问起，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从不抱怨。只是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当他看到一只茶杯，或听到某首老歌时，眼中会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那是对逝去岁月的缅怀，也是对人性复杂的深刻理解。那只茶杯，被造反派没收，后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它不仅承载着一段跨越生死的友谊，更见证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狂澜中的坚守。而我的父亲，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人，那个为女儿取名“羔”的慈爱父亲，他的故事，他的坚韧，他的尊严，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家族的记忆中，成为我们面对任何困难时都能汲取力量的精神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