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我坐在书桌前，面对键盘，想起四十六年前那个夏夜——灶膛里的余烬明明灭灭，母亲炖在钢筋锅里的鸡汤正咕嘟咕嘟冒着泡，金黄的油花浮在汤面上，映得堂屋的土墙上晃动着暖融融的光斑。而此刻，这记忆里的香气穿过四十多年的光阴，裹着煤油灯熏黑的老课桌、祠堂改建的小屋里飘着的炭笔灰、以及父亲修改画作时沙沙的铅笔声，一起漫上心头。
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取消推荐选拔。那一年，我和大哥住在城关一小由祠堂改建的一间小房间里。那时候，大哥那时已经跟随父亲学了好几年绘画。他用几笔就能够勾勒出挑担老汉佝偻的脊背，或是卖豆腐阿婆围裙上溅起的几点豆花。父亲总说：“要是下放到农村去，画个墙报、写个标语，也能混口饭吃。”可这话里藏着更深的期许——在那个知识被荒废的年代，绘画不过是父亲为长子预备的退路。
大哥的日常像钟表般精准。天还未透亮，他就摸黑爬起来，在窗台边摆好画架。晨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棂漏进来，在素描本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先画人物速写，工农兵形象是他最常临摹的对象；下午再画静物，陶罐、茶碗、甚至从废品站捡来的齿轮，都能在他的笔下焕发生机。父亲对绘画有着近乎苛刻的审美。他总说：“画要画出精神来。”
记得有天傍晚，大哥完成了一幅炭笔画：画面中央是位扶犁的老农，背景是起伏的稻浪，连犁铧上反光的泥土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可当父亲凑近细看时，眉头却拧成了疙瘩——画中老农左下角的高脚凳子下方，本应是阴影处，大哥却多画了一只圆滚滚的小猪。
“这是为啥？”父亲指着那处问。大哥挠挠头：“我看您上次说画面太空，就想着添点生气。”父亲没说话，接过铅笔在煤油灯下修改，当他在小猪的位置打下一个拳头大的“×”时，我分明看见大哥的耳尖红了。“画画不是瞎凑热闹，”父亲的声音沉沉的，“每一笔都要有道理，就像做人，不能自作聪明。”
那晚的月光漫过祠堂的瓦檐，在地上投下细碎的银斑。大哥坐在课桌边，对着被修改的画页发了很久的呆。
1977年，广播里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消息让我的父亲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他当即指导大哥开始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每到夜里，煤油灯下总能看见大哥伏案的身影，课本翻得卷了边，演算纸堆得比枕头还高。“分段录取”是我们后来才懂的新鲜词。1978年的高考分初试和复试，初试筛掉大半，复试才是真正的战场。
我至今记得那些夜晚的画面：大哥伏在桌上，鼻尖几乎要碰到试卷，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黏成一绺一绺的。有时遇到难题，他会突然拍一下桌子，抓起铅笔在草稿纸上疯狂演算，铅笔芯断了好几次，断屑掉在演算纸堆里，像一丛丛细小的竹笋。
最惊险的是某个冬夜。那天大哥复习到深夜，困意如潮水般涌来，他的脑袋一点一点往下栽，最后“咚”的一声撞在煤油灯上。灯盏翻倒的瞬间，火苗蹿上了蚊帐。我吓得尖叫起来，大哥却像被按了弹簧般跳起来，一把扯下蚊帐，踏在地上，火焰“噼啪”响着，映得他的脸通红，像戏台上的关公。
大哥的书桌抽屉里塞满了写满批注的旧报纸，每一页都密密麻麻记着重点。那一年年，大哥被被衡阳铁道工程学校录取，一同被录取的还有欧辉。父亲是在大哥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回来的。那时父亲正在南京出差。
父亲回来听到大哥被录取的好消息非常高兴，自己亲自到乡下买来一只老母鸡，让母亲炖给大哥吃。母亲在厨房炖着鸡，可能是有什么事，她出去一下，交代我们在厨房看好，就走了，我们贪玩，一会儿就把母亲的话抛到脑后了，等我们玩耍够了回来时却傻眼了——谁也没想到，那只本该端上桌的鸡，最后成了狗的美餐。母亲把炖好的鸡盛在大海碗里，放在堂屋的饭桌上，然后去厨房拿碗筷，就那么一会儿工夫，堂前突然传来“汪汪”的狂吠声，接着是“咣当”一声——桌腿被撞歪了，大海碗翻了个底朝天，金黄的鸡汤泼了一地，狗猛地叼着鸡跑了。大哥提着烧火棍追过去，狗却灵活地窜出了大门，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站在原地，看着空荡荡的饭桌，在原地面面相觑。
母亲拖着烧火棍回来，“跑了。明儿再买只鸭。”母亲抹了把脸，起身往厨房走：“我再煮俩鸡蛋，你们吃。”那天夜里，母亲在灶屋重新煮了鸡蛋。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水开时，蒸汽模糊了她的脸，我看见她对着蒸汽笑了笑，又摇了摇头。
那只被狗叼走的鸡，我们终究没能吃到。但它却在我们心里炖了四十多年，越炖越香。它让我们明白，有些遗憾会变成动力，有些期待会变成光芒，而有些爱，会化作永远向上的力量——就像大哥常说的：“读书不是为了逃离土地，而是为了让土地上的根，扎得更深，长得更壮。”
现在，大哥在南昌铁路局退休，欧辉也在华东交通大学退休。我想，他们不一定会记得那只被狗叼走的鸡，但只要我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会引起大哥最香的回忆。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恍惚又听见四十年前那个夏夜的犬吠，和母亲在厨房里重新煮鸡蛋时，锅铲碰着铁锅的清脆声响。那是命运转折的前奏，是知识改变人生的号角，更是我们一家人，用汗水与希望，熬煮出的最温暖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