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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〇年下半年，我的父亲被抽调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队了。父亲去的是“琉璃新塘大队”，同行的还有汪国泰与王策群两位同志。
新塘大队卧在秋日的晴空下，黑瓦的屋顶参差错落，几缕炊烟袅袅升起，像大地舒缓的呼吸。他们此行的使命，白纸黑字，清楚明白：学习，宣传，而后，是三个沉甸甸的具体问题——清理大队那本可能纠缠不清的帐目，处理李坊山塘水库那笔纠缠更久的纠纷，以及，为集资新建新塘小学，去叩响每一户乡亲的门扉。
这三大问题，在任何一个熟悉农村工作的人听来，都会不由得皱起眉头。它们堪称是基层工作中典型的“老大难”：帐目牵连着干部与群众的信任，是最敏感的神经；水库纠纷关乎水源分配，是农耕社会的命脉所系，往往积淀着宗族与邻村几代人的恩怨；而集资建校，更是要从本就不宽裕的乡亲们口袋里筹措真金白银，谈何容易。这其中的任何一桩，都足以让人焦头烂额。
然而，当我许多年后与父亲聊起这段往事，问及他当时是否感到棘手时，他只是淡淡一笑，眼角漾开细密的皱纹，说：“困难嘛，总是有的。但当时，心里却也有几分旁人没有的底气。”这底气的来源，并非什么特别的法宝，而是源于一种最朴素、也最牢固的联结——师生之情。
大队书记张自仿，会计江明望，这两位在新塘这片土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竟都曾是父亲的学生。我想象父亲他们抵达大队部的那个下午，简陋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当父亲与张自仿、江明望目光相接的刹那，空气里定然闪过一种微妙而温暖的电流。那不再是简单的多年后初次见面，而是老师与学生的久别重逢。张自仿或许还是会像当年课堂上那样，恭敬地喊一声“老师”，然后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江明望，那个当年或许有些腼腆的男生，此刻已是精明干练的“钱袋子”，脸上也定是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这一声“老师”，瞬间消弭了所有可能的隔阂与试探。
中国的乡村，从古至今，最重“天地君亲师”的伦常。师道尊严，是刻在骨子里的敬重。有了这层关系，父亲的社教工作，便如同有了一把能打开千把锁的“万能钥匙”。清理帐目，有学生江明望的积极配合，账本摊在阳光下，一分一厘，来得清楚，去得明白；处理李坊山塘的纠纷，有学生张自仿的鼎力支持，他熟悉本乡本土的人情世故，由他出面斡旋，许多僵局便有了转圜的余地。父亲后来常说，他的工作，与其说是去“指导”，不如说是在两位学生的帮助下，共同为新塘的乡亲们做几件实实在在的好事。这种工作方式，少了公文往来的刻板，多了份人情练达的圆融，效率自然就高了。
但是，父亲他们的工作，又远不止于解决这三大难题。社教社教，核心是“教育”，而父亲的本职，正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他的目光，似乎总能越过具体的事务，看到更深远的地方。于是，在抓生产、动员种桑养蚕的繁忙间隙，有两件看似与社教主题若即若离、却影响更为久远的事情，在他的奔走下悄然成型。一件，是琉璃乡全县第一个“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的成立。我常想，父亲在走访那些散居在各村、已是风烛残年的老教师时，心中是怎样的感慨？他们或许曾像蜡烛一样，在这片土地的不同角落燃烧了大半生，照亮过无数农家子弟的前程，暮年却难免寂寞。父亲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家”，这不仅仅是履行其工会工作的职责，更是一种深刻的温情与敬意。他让这些沉默的、即将被遗忘的名字，重新获得了集体的归属与尊严。
成立大会那日，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彼此握着的手，颤抖着，昏花的眼睛里闪烁着久违的光彩。那一刻，父亲所做的，是在为新塘，也为整个琉璃乡的教育魂灵，筑起一个温暖的归宿。
另一件，便是在浒湾召开的全县教育工会主席会议。浒湾，这个名字带着水韵的古镇，因这次会议，在县教育史上留下了别具意义的一笔。父亲作为会议的策划者与主持者，忙碌的身影穿梭于会场内外。那不再是面对帐本与纠纷时的凝重，而是一种回归本行、挥洒自如的从容。他在台上讲话的声音洪亮而自信。这次会议，像一次能量的集结，将教育的火种播撒得更广。它让父亲的社教工作，有了一种超越一时一地的格局。
时光如水，静静流淌。数月的驻队生活，在忙碌与充实中飞逝。当父亲、汪国泰、王策群三人的工作经历县里验收，获得嘉奖时，新塘的春天，应该已经悄然来临。他们来时，是万物萧瑟的秋；去时，是草木萌动的春了。新塘小学的新校舍已在打地基，李坊山塘的水也是波光粼粼，再无争吵之声。而父亲带走的，又是什么呢？是张自仿、江明望这些学生，已能独当一面、造福乡梓的欣慰；是那些老教师握着他的手、老泪纵横的感动；是新塘的泥土气息和乡亲们淳朴的笑容……这些，都深深沉淀在他的生命里。
我回想起父亲这段经历，恍然间才品出些许别样的滋味。那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工作方法的成功案例，更是一幅关于人情、关于传承、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将理想根植于乡土的温暖画卷。父亲以“老师”的身份走入“社会”，最终，又以“社会”的丰盈反哺了他的“教育”理想。这其中的圆融与智慧，犹如新塘溪的水，悄无声息，却滋养了岁月，也浸润了我的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