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1978年的中国，像一艘刚刚驶出迷雾的巨轮，船体上还留着“文革”十年风暴留下的斑驳伤痕。那时的我，还是个懵懂少年，但已经隐约感受到周围大人们脸上那种久违的希望与焦虑交织的复杂表情。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如同冬日的严寒，冻僵了教育的土壤，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校，许多课程被迫停开，最令人忧心的是教师队伍的严重短缺——这就像一座正在建设的大厦，突然发现没有足够的砖瓦匠和建筑师。
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后总是眉头紧锁。饭桌上，他常常放下筷子若有所思。我记得那段时间，父亲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文件和表格，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全县各中小学教师的缺口数据。那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渴望知识的农村孩子，是一间间缺少琅琅书声的教室。为了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父亲和同事们想尽了办法。一方面，他们从其他部门调集了一些有文化的干部充实到教育队伍中；但更主要的，是立足于培训现有人员，特别是突击培养中学教师。父亲常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必须自己想办法。”
于是，县师训班先后举办了三期培训班，重点培训那些有一定文化基础、愿意投身教育事业的年轻人。这些经过短期学习培训的老师，像一颗颗种子被撒向广袤的农村，成为农村中学课堂上的“代课老师”。他们或许不够专业，但那份教书育人的热忱，弥补了许多不足。
然而，即便如此努力，英语教师的短缺依然是最棘手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的小县城里懂英语的人本就凤毛麟角，愿意到贫困县任教的更是少之又少。记得父亲曾感叹：“没有英语老师，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跟世界接轨？”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近乎奢侈，但在父亲那一代教育工作者心中，教育的视野从来不应局限于眼前的困境。
经过反复研究，文教局决定派我的父亲和财务股长舒道义同志前往上海聘请外语教师。选择上海，是因为那里是当时中国英语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正月初二，当千家万户还沉浸在节日的团圆氛围中时，父亲和舒股长已经踏上了北上的列车，目的地是上海。出发前，父亲想到了几位原下放在金溪的知青朋友——陶存润姐妹、小范、小钱、小朱、小刘等。这些年轻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已经返回上海。
父亲发出了一封电报，简短而恳切地说明了要去上海的目的。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老朋友给予了最热情的回应。当我的父亲和舒股长俩风尘仆仆抵达上海时，他们已经在火车站等了很久。
在那些温暖的上海弄堂里，我的父亲和舒股长感受到了久违的人情味，也看到了教育希望的曙光。在这群上海知青的引荐下，通过上海芦湾区江苏路街道办公室的李书记，父亲接触到了几位英语教师。李书记是一位热心肠的基层干部，听说我的父亲他们要为江西老表招聘英语老师，二话不说就帮忙联系。李书记联系了一批懂英语的人士，最终，他们选中了谢老师——一位教学经验丰富、对教育充满热忱的老教师。
谢老师的到来，像一缕春风，吹进了金溪的教育园地。在县师训班，“文革”后的第一个正规的英语培训班开办起来。与此同时，物理、化学等紧缺学科的培训班也同步开设。
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学习时光，120名来自全县各地的青年教师齐聚一堂，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教室里，粉笔灰在阳光下飞舞，讨论声此起彼伏。这些学员中，有的已经年过三十，有的刚从其他行业转行而来，但他们的眼神中都闪烁着同样的光芒——对知识的渴望，对教育的热爱。
我的姑姑，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她年轻时因为家庭原因没能接受高等教育，但一直保持着对学习的热情。当得知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时，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姑姑后来告诉我，那几个月的学习生活是她人生中最充实的时光。“每天早上去教室占座位，晚上背单词，”她笑着说，“虽然辛苦，但心里踏实。”
英语培训班结束后，姑姑的英语成绩得到了初步认可。通过父亲的老同学——时任唱凯中学校长的吴国兴老师的帮助，姑姑获得了在唱凯中学教授英语的机会。她认真备课，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教学水平迅速提升。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姑姑的教学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后来又被分配到浒湾中学任教，从此扎根在这所中学，直到退休。
回想1978年那个寒冬里的教育突围，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时的教师短缺问题，更是一种教育精神的传承。父亲和同事们面对困难不退缩，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谢老师等外地教师放弃舒适生活，来到贫困县支援教育；那些参加培训的青年教师，牺牲休息时间，努力学习提升自己；还有像姑姑这样的普通教师，一旦掌握知识，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这种精神，如同星星之火，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点亮了无数农村孩子的希望。这些平凡的教育工作者，用他们的坚持和付出，构筑了中国教育最坚实的基石。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教育重新启航的起点。在那场教育突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无数平凡人的坚持与努力。他们或许不懂高深的教育理论，但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教育是改变命运的关键，而教师则是这个关键中的关键。
今天，当我们享受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时，不应忘记那些在教育荒漠中开垦绿洲的先行者。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对教育的热爱，有对下一代的负责，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培育出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终将长成参天大树，为更多人遮风挡雨。
教育之路，从来不易。但正如父亲常说的那样：“再难，也要有人去做；再难，也难不倒真心想做的人。”1978年，那些奔波的身影，那些求知的眼神，那些坚守的课堂，共同编织出了一段值得铭记的教育记忆。而这记忆，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在教育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