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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秋天的浒湾，风里像裹着刀子似的。太外公就是在那样的风里走的，七十四岁，从光绪二十年活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像一截老松枝，终于在秋深时松开了攥着泥土的手。
太外公走的时候，浒湾的青石板路沾着露水。他躺在老宅的木床上，脸上盖着一张白手帕——那是太外婆年轻时的，却一直收在箱底，此刻被翻出来盖住了老人最后的容颜。
二太外公从广昌赶来，三太外公从石门赶来，他们踩着露水，踩着田埂上未收尽的晚稻茬，踩着一路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像两片被风卷着的枯叶，飘到了浒湾。可该来的人都没能来。姨公公和姨奶奶在进贤被管束着，说是“成分问题”，连出村都要开证明；祖父在黄通山里的园木社煮饭，山高路远，生产队不批假。最后站在太外公床前的，只有我的父亲。父亲听说我的太外公去世的消息后硬着头皮找造反派请假，那几个造反派盯着父亲看了半晌，说：“你太外公的后事，总得有人料理。”就准了父亲的假。父亲连夜步行走到了浒湾。
太外公的遗体停在老宅堂屋里，按规矩该守灵三日。但那年月的规矩早乱了套，红卫兵到处巡查，谁家办红白事都得小心翼翼。父亲和赶来的二太外公、三太外公商量，最后决定把老人先安放在疏山寺。疏山寺在浒湾东西边的山坳里，离镇子有七八里路，寺不大，几间青瓦房，几棵老樟树歪着脖子立在院中。寺里的和尚早还俗了，只剩个白眉善道——其实也是个还俗的老道士，法号什么没人记得，只因他生得慈眉善目，眉毛白得像落了层雪，大家都唤他“白眉师父”。
白眉师父答应得很爽快。他说太外婆以前常来寺里烧香，供过观音，捐过香油钱，“这老居士（指太外公）跟着菩萨走，是福气”。父亲后来跟我说，他第一次见白眉师父时，老人正蹲在寺门口的菜地里拔萝卜，萝卜缨子上的露水打湿了袖口，见他们抬着竹轿子（那是临时用来放遗体的）过来，只抬头挥了挥手，皱纹里夹着泥星子：“进来吧，佛门清净。”
太外公的遗体被安置在寺的后院偏屋里。那屋子原是藏经阁，经书早被搬空，只剩下几排空架子，架子上落着厚厚的灰。父亲和二太外公用旧床单把架子擦干净，铺上太外婆亲手缝的蓝布褥子——那是她给太外公做的，针脚细密，边角还绣着并蒂莲。太外公躺在上面，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棉袍，脚上是千层底布鞋。
白眉师父在旁边点了三炷香，青烟笔直地往上窜，穿过破了个洞的瓦片，飘向山尖上的云。第二天清晨，白眉师父说该火化了。那时候火化不像现在有专门的炉子，寺里用砖垒了个小池，在小池里架满了晒干的松枝，点着后噼啪作响，火星子溅在砖上，烫出一个个小坑。父亲和一直守着火，白眉师父则立在一旁念经——说是经，其实是些温和的偈子，声音低低的，像山涧里的溪水，“尘归尘，土归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
太外婆的决定是早就说好的。父亲后来讲，太外婆年轻时就信佛，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去疏山寺拜菩萨。太外婆常说：“人这一辈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烧成灰撒在山上，来年长出棵树，比埋在棺材里强。”那时候信佛可不是什么光彩事，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的年头，“封建迷信”四个字像把刀，悬在许多人的头顶。可太外婆不怕，她说：“我信我的佛，只要孩子们平平安安，管别人说什么。”所以太外公的后事，她坚持要火化，要省下买棺材的钱，要避开可能的风波，更要合她的心意。
火化那天，浒湾的风很大。灰烬飘起来的时候，像一群细小的黑蝴蝶，在空中打了几个旋，最后落在寺后的山坡上。白眉师父用红布包了一小撮骨灰，递给父亲：“这是你太外公的头盖骨，留着吧。”父亲接过来，红布在他手里微微发颤，那里面装着的，是太外公七十四年的光阴，是他做生意走南闯北的声音，是他在饥荒年里省下粮食给孙辈的粗糙手掌，是他和太外婆相濡以沫的半个多世纪。
葬礼很简单。没有吹鼓手，没有花圈（那时候花圈被视为“四旧”），只有二太外公、三太外公，还有父亲，三个人站在疏山寺的松树下。远处传来隐约的口号声，大概是哪个村的红卫兵在游行，但疏山寺的山坳里，仿佛隔着一层雾，那些声音变得很轻，很轻。后来父亲告诉我，他离开浒湾的那天，白眉师父送他到寺门口。老人从兜里掏出一颗水果糖——那时候水果糖是稀罕物，塞到他手里：“你太外公活着的时候，最爱吃这种糖。”父亲没舍得吃，把糖揣在贴身的口袋里，走了半里地，发现糖纸已经被体温焐化了，黏糊糊地粘在口袋上。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才给太外公立了块石碑。我们每年清明都会去看看，带着一壶老酒，一叠纸钱。站在太外公安葬的那片山坡上，能看见浒湾的屋顶，能看见当年太外公走过的青石板路，能看见太外婆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的身影——虽然那些影子早已消散在风里，但只要站在那里，就能感觉到他们的温度。
去年清明，我陪父亲去扫墓，父亲站在树下，仰着头看树枝间的天空，忽然说：“你太外公要是知道，现在不用偷偷摸摸信佛，不用怕被人说封建迷信，该多高兴啊。”我望着那些松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白眉师父包骨灰时的红布。那抹红色就像岁月里许多鲜明的颜色，最终都会归于平淡。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褪色——比如一个老人临终前对信仰的坚持，比如亲人们跨越艰难也要送别的温情，比如在时代的风浪里，始终未被磨灭的人性微光。疏山寺的灰，最终落进了泥土里，长出了新的故事。而那些故事里，永远住着1967年秋天，那个躺在竹轿子上，被抬向寺院的七十四岁的老人，和他身边那些硬着头皮、怀着思念、顶着风浪赶来送别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