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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春天，父亲作为“三家村黑帮”人物被押送到县城西郊的学习班进行改造。
由于经常挨斗，每天干重体力活，又被关在小仓库中，严重营养不良的父亲整天佝偻着身子。在学习班，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背诵“老三篇”，背《毛泽东选集》。他胡子拉擦，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在操场上打扫卫生。有一天，造反派头头拍着他的肩膀说：“姜敬群，你的问题还要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你回到石门要接受群众的监督，要夹起你的尾巴重新做人。”这句话将他重新打回了石门的烟火人间。
回到石门的第一天，父亲就受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斗。红卫兵小将们把他捆在公社门口声讨他的罪行，自然又免不了一场皮带的痛打。说到这里，我又记起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件真实的事情：一个红卫兵小将当众用皮鞭抽到父亲的消息传遍石门的时候，下午，那个小将在他的母亲拉扯下来到在粪池旁正在打粪的我的父亲身旁让孩子给我的父亲道歉。那个母亲说，姜校长是石门老乡的恩人，没有他你们到哪里读书去，你哥哥，你姐姐都是姜校长教的，你就像畜生一样能下得了手。以后，那个小将再也没有用皮带抽打我的父亲。
还有一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几个石门人来到水门巷我家，他们说要当面给我的父亲道歉，因为在文革中他们都是最积极地批斗我父亲的人，他们为自己当年用皮带、棍棒抽打我的父亲深深内疚。但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在那样的年代，你们每个人都是要有一条自己的生存路。”还让我炒几个菜，留他们吃饭。
父亲的心中究竟是蕴含着一种怎样的力量，让他如此坚韧，又如此淡然。
从学习班返回石门后的每一天，父亲砍柴、挑粪、干农活、接受批斗……在晨曦中出门劳作，直到天漆黑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学校。
但真正的煎熬始于夜晚。煤油灯下，父亲还要伏在木桌上写检讨。母亲后来告诉我，有次父亲写着写着突然把纸揉成一团，纸团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落在墙角的尿桶里溅起细小的水花。“那晚他对着油灯坐了整整半宿，抽了一夜的黄烟筒。”即使是在回忆，母亲的声音里也带着颤抖。
在某个闷热的午后。公社革委会的一个主任踹开我家斑驳的木门，手里攥着一张通知单：“姜敬群，县里要‘红海洋'运动，听说你字写得好……”话音未落，父亲委委琐琐地接过“任务”，从此，他奔走在各处写墙头标语，画墙头宣传画，迎来他人生中最荒诞也最特殊的救赎。
最初的任务是在公社的外墙上书写巨幅标语。父亲搬来两张八仙桌叠在一起，踩上去时木板发出吱呀声。他先用铅笔在墙面上打上暗格，然后挥动排笔，墨汁在阳光下泛着乌黑的光泽。“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十几个大字逐渐在红墙上显现，每个笔画都力透纸背般沉稳有力。路过的群众驻足围观，有人小声议论：“这字写得好！”
某天清晨，那个公社主任又带着几个红卫兵闯进我家，手里举着一张报纸：“姜敬群，现在要仿写最高指示的手迹，你必须完全按照原样来！”父亲接过报纸，手指微微发抖。他知道，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灭顶之灾。
那天晚上，父亲的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家变成了“秘密工作室”。父亲将窗户用被单遮得严严实实，只在桌面留下一道狭窄的光隙。他从床底下摸出块磨得发亮的玻璃板，用毛笔蘸着清水在上面临摹伟人的笔迹。他紧锁着眉头，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有了！”父亲又小心翼翼地将玻璃板搬到院子里，用手电筒从背面照射那些清水勾勒的笔画。白色的墙壁瞬间变成了银幕，伟人的笔迹以惊人的清晰度投射其上。母亲赶紧找来红广告色和排笔，父亲则指导闻讯赶来的红卫兵如何沿着光影轮廓描线。“明天用红漆填色就行，”他的声音里带着久违的自信，“记住要先勾边再填色，这样线条才不会晕开。”
这种“投影放大法”很快在全县推广开来。父亲白天奔波于公社、学校和生产队之间，晚上则坐在煤油灯下反复试验不同浓度的墨汁在玻璃上的附着效果。
最让当时群众难忘的是父亲为公社礼堂绘制“忠”字图案的经历。当时公社要排演革命样板戏，急需一批精美的舞台道具。父亲接到任务后，特意从废品站捡回几张红色的塑料薄膜。他用剪刀灵巧地裁剪出硕大的“忠”字，边缘处理得光滑圆润。“把这些贴在各个门楣上，”他对身边几个红卫兵说，“阳光一照，红彤彤的很有气势！”而对于大礼堂中央的那面主墙，父亲更是煞费苦心。他先是用米浆加红墨水调合红糊，在墙上写下一个足有一层楼高的“忠”字。等糊面半干时，又将彩色玻璃纸碎片小心翼翼地撒在字迹周围。“这是颗红心，”他指着那些闪烁的碎片解释道，“象征着我们对党的赤胆忠心。”完工后的效果令人震撼：在礼堂昏暗的灯光下，“忠”字仿佛正在发光，玻璃纸碎片折射出细碎的光芒，如同星辰点缀在红色的海洋中。这些创意不仅让父亲在运动中免受了很多皮肉之苦，更意外地为他赢得了某种特殊的“豁免权”。
父亲曾说过，有一次批斗会上，当其他“牛鬼蛇神”被按着头弯腰时，造反派头头突然指着台下喊道：“姜敬群，你上来把会标再弄弄好！”那一刻的父亲长吸了一口气，心想，又免了一场皮鞭打。
春去秋来，父亲在这场荒诞的政治洪流中竟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他用一支毛笔、一瓶红漆和无尽的智慧，为自己赢得了喘息的空间。但他对未来却充满迷茫。
看着父亲留下的相册中的几张相片，墙上是大字报和褪色的标语，我想，父亲当年在石门的日日夜夜。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书写那些红漆的巨大汉字？我觉得，那些墙头标语，那些镶嵌着玻璃纸碎片的“忠”字图案，不仅是特殊年代的荒诞印记，更是一个普通人在绝境中求生的智慧见证。
我在整理父亲的旧物时，在一本《毛主席语录》塑料封皮夹层又一行字：“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字迹依然清晰。我读着这些字，仿佛触摸到了父亲那颗在风雨中始终不曾屈服的心。
窗外的茶梅树沙沙作响，我忽然明白，父亲在那个年代，用一支笔在历史的夹缝中，为自己也为家人挣得了一线生机。那些鲜红的墨迹如同永不褪色的印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癫狂与荒谬，也见证了一个普通人在苦难中寻找光明的勇气与智慧。父亲当年书绘的不仅是标语和图案，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极端年代里对尊严的坚守，对命运的不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