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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之中，一场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广袤的国土上悄然展开。那一年，县第七区政府由蒲塘搬迁到琉璃，这一行政决策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当地激起层层涟漪。随着政府机关的迁移，第七区也相应地改为第四区，行政区划的调整不仅改变了行政地图上的标识，更深刻地影响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在这场变革中，我的父亲和林武清校长被调往新设立的琉璃中心小学工作，这个看似平常的人事调动，却成为我们家族记忆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串联起一群人此后数十年的命运交织。
琉璃，这个原本可能只是地图上一个普通地名的小镇，因为政府的搬迁和学校的设立而突然热闹起来。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父亲讲述他初到琉璃时的情景：狭窄的乡间小路上扬起细尘，两旁是低矮的土坯房，偶尔能看到几株老樟树顽强地生长着。新设立的琉璃中心小学就坐落在镇子的东头，几间简陋的教室，没有操场，构成了这所学校最初的全部家当。
父亲和林武清校长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进校园时，迎接他们的是几张略显拘谨的笑脸——那些年轻或不再年轻的教师们，同样刚刚从各地汇聚于此，带着对教育事业的朴素热忱。就在父亲和林校长安顿下来的这一年，我父亲的好友王树清也从抚州一中高中毕业回到了金溪。这位后来我们一直亲切称呼为“王阿姨”的女性，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教师的理由是为了照顾居住在琉璃谢坊的外祖父和外祖母。
王阿姨的外祖父曾是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这位老人年轻时胸怀天下，投身革命洪流，晚年却选择回到故乡，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仿佛要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深埋心底。王阿姨回到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既是一种孝道的体现，也是时代浪潮中个人选择的缩影。
王阿姨来到琉璃中心小学任教后，很快与父亲和林校长形成了默契的工作关系。在那个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年代，老师们自己动手挖山运土硬是整理出一个操场，还从山上砍来树木支起篮球架，又凑钱买来篮球、乒乓球等体育设施。教师们的生活简单而纯粹。他们白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晚上则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教学方法，或是分享各自带来的书籍。父亲曾回忆说，王阿姨虽然年轻，但教学方法新颖，对学生充满耐心，尤其是她那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总能让学生们既敬又爱。
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学校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大气候的影响，但在这群教育工作者的小天地里，依然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宁静与专注。据父亲回忆，王阿姨在整风运动后加入了共青团，这个政治身份的获得对她后来的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久后，她被借调到县委审干办工作，参与干部审查的相关工作。这份工作让她接触到了县城政治运作的核心层面，也锻炼了她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然而，命运总是充满变数，王阿姨后来又被分配到县气象站工作。原本，这应该是一个稳定的职业路径，但因为她担任县委整风运动讲解员期间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以至于耽误了气象专业的系统学习。这个小小的“偏离”最终导致她被改派到上海专门学习气象知识。在上海的学习经历成为王阿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以优异的成绩结业后被分配到向塘机场从事气象工作。多年后，经历了文革的风雨洗礼，王阿姨最终定居杭州，在民航工会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如今，每当想起这位从琉璃小学走出的老友，父亲总会感慨地说：“树清啊，那可是个有热情人。”而远在杭州的王阿姨，如今也在安享晚年，偶尔与父亲通电话时，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琉璃教书的点点滴滴。
与王阿姨几乎同时来到琉璃的，还有我的另一位长辈，父亲的好友——乐寿生。这位曾经身着军装保家卫国的转业军人，因为爱人恰好在区政府工作，也被分配到了琉璃小学任教。乐寿生身上有着军人特有的直率和干练，他的到来为学校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在课堂上，他总能将军事训练中培养的纪律性和组织能力转化为教学优势；在生活中，他又像一位可靠的大哥，关心着每一位同事和学生。乐寿生的爱人也在区政府工作，这种地缘上的亲近使得他们一家很快融入了琉璃的社区生活。多年后，当我和乐寿生老人交谈时，他仍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当年琉璃镇上每一户人家的情况，那种深入骨髓的熟悉感，是只有真正融入一个地方才能获得的珍贵体验。
同样在琉璃区政府工作的还有董祥生伯伯，他担任区干部，分管文教工作。作为地方行政管理人员，董祥生伯伯虽然没有直接站在讲台上，但他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为琉璃中心小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父亲曾多次提到，董祥生在资源分配、政策支持等方面给予了学校极大帮助，特别是在协调各方关系、解决实际困难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董祥生伯伯、乐寿生叔叔和王阿姨，加上我的父亲和林武清校长，这群人构成了琉璃教育生态中的核心网络，他们既是同事，也是朋友，更是那个特殊年代里相互扶持的伙伴。他们的友谊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琉璃中心小学，我的父亲担任五年级语文教师，同时兼任班主任和乡少先队总辅导员。这三重身份意味着他承担着远超一般教师的工作量，但也让他有机会更全面地参与到学校和地方的教育工作中。父亲的语文课生动有趣，他善于将文学作品中的道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引导孩子们思考人生价值。作为班主任，他对每一个学生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都了如指掌，能够因材施教，帮助每个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而作为少先队总辅导员，他更是投入了大量心血，组织各种活动，培养孩子们的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那是一个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年代。父亲除了日常教学工作外，还积极参与支援农业生产活动。他带领学生们走出教室，到田间地头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既培养了孩子们的劳动观念，也增强了他们对农村生活的理解。在街头宣传、出板报、写墙头标语等工作中，父亲总是冲在前面。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民们宣传党的政策，特别是治安管理条例，为维护地方稳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正是这一宏大系统中最基层的执行者。
父亲在琉璃中心小学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认可。1957年，他被区里推荐，作为列席代表受邀参加县党代会。这次参会经历对父亲来说意义非凡，不仅是对他个人工作的肯定，更让他有机会站在更宏观的视角观察和思考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会议期间，父亲结识了同为列席代表的宋喜明、丁长华和朱子明。宋喜明是当时带头返乡务农的高中毕业生，他在尚庄落户并担任青年队队长的事迹广为人知，后来更与北方著名的邢燕子并称为"南有宋喜明，北有邢燕子"，成为全国知识青年投身农村建设的典范。丁长华则是一位特别的女性，13岁便开始照顾祖母和弟妹，将弟妹培养成才，她勤劳持家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被誉为“勤俭的小当家”。朱子明则是县团委书记，代表着地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力量。这几位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代表在会议期间的交流，为父亲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口，让他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各类人群的奋斗与奉献。
回望1957年的琉璃，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变革的年代。第七区政府迁至琉璃，第七区改为第四区，这些行政变动背后是国家治理体系调整的微观体现。而琉璃中心小学作为地方教育的重要阵地，汇聚了包括我父亲、林武清校长、王阿姨、乐寿生叔叔和董祥生伯伯在内的一批教育工作者，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教书育人”的深刻内涵。在那个物质条件有限但精神世界丰富的年代，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价值观的塑造和人格的培养。
时光荏苒，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琉璃中心小学几经变迁，第七区改为第四区的行政调整也已成为历史档案中的记载，而那些曾经在琉璃工作和生活的人们，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如王阿姨般在远方安度晚年。然而，这段历史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它通过一代代人的记忆和讲述得以延续。这些年里，每当我听到父亲回忆琉璃往事，看到他眼中闪烁的光芒，就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特有的热情与理想主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谊。
1957年的琉璃，见证了一群教育工作者平凡而伟大的职业生涯，记录了一个行政区域调整带来的社会网络重构，也承载了无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更大的历史叙事中，这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片段；但对于亲历者而言，那是一段无法复制、值得永远珍藏的人生经历。琉璃的灯火，曾经照亮过一群年轻人的教育理想；而他们的故事，又将如星辰般永远闪烁在后人的记忆长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