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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石门公社的广播每天清晨准时响起，刺啦刺啦的电流声里夹杂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惊得院角那窝麻雀扑棱棱飞起，又落在生产队晒谷场上，歪着脑袋看人们像陀螺似的转个不停。
父亲继续在学校劳动改造。自从春耕前那场批斗会后，他就再没回过裡姜老家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那时的父亲像个影子般飘在学校各个角落。清晨天还没亮透，就能听见后他在锣鼓山上传来的“咔嚓咔嚓”的砍柴声，那是他在给食堂劈燃料；晌午时分，菜园子里的青菜叶子总被翻得整整齐齐，新栽的蔬菜旁还留着几滴未干的水渍；到了傍晚，放牛娃们赶着水牛回栏时，总能看见一个戴草帽的男人蹲在河边刷洗炊具，肥皂泡浮在水面上，映着晚霞变成一串破碎的金红色光斑。连学校茅厕的粪坑都是父亲用长柄粪勺一勺一勺清理的。人们每天看见他裤腿上沾满泥点，后颈被太阳晒脱了皮，却还冲从他身边走过的所有人笑。
父亲很久没有回裡姜老家，母亲起初以为这只是暂时的“接受教育改造”。直到有一天，村里突然流传起一个消息：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关关押起来，造反派正在整理材料准备判刑。这个消息像块烧红的炭，烫得母亲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她坐在床头——煤油灯将她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瘦小的身躯随着剧烈的呼吸起伏，怀里的我被晃得昏昏欲睡，却依稀听见她压抑的啜泣混着窗外的风声。
裡姜到石门有七十里山路。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决定出发的那个凌晨，把家里最后小半袋红薯干塞进箩筐底层，在上面放一块大石头，又用破衣服裹住幼小的我。临走前，她摸黑跑到村后的老槐树下，对着树洞磕了三个响头。“老槐树啊老槐树，”她低声祷告，“保佑我家平平安安！”
山道像条长蛇，盘踞在起伏的丘陵间。母亲挑着担子，左边箩筐里是我，右边压着那块用来壮胆的大石头。她后来回忆说，走到半山腰时遇到一场雨，胶鞋底沾满了泥，每迈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当石门的青灰色山影终于出现在视野里时，母亲的力气几乎耗尽了。她靠着路边的一棵松树歇脚，掀开盖在我身上的碎花布，抱起了我。
远处传来零星的锣鼓声，那是造反派又在组织批斗会。母亲咬咬牙，重新挑起担子往公社方向走去。何水仂婶是母亲命中的贵人。这位贫农出身的人，因为成分硬、为人正派，在混乱的年头反而成了街坊邻里的主心骨。那天傍晚，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敲开她家门时，何婶正在灶台边熬红薯粥。看见母亲怀里的婴儿和箩筐里的大石头，她二话不说放下木勺，一把将我们拉进屋里。“造孽哟！”"何婶用粗糙的手掌摸了摸我的额头，又转身从床底下掏出个蓝布包，里面裹着大米，“我给你们熬一碗粥！”她掀开里屋的布帘，露出用稻草铺成的临时床铺，“你就在这儿住下，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母亲刚走进学校就被造反派发现。造反派头子指着我的母亲质问“谁让你来到？有汇报吗？”他的声音像钝刀刮着铁皮，刺得人头皮发麻。
他们二话不说，连夜组织对我父亲的批斗会。会场设在学校的操场上，几盏马灯在夜风中摇曳，将墙头的标语照得忽明忽暗。父亲被按跪在碎砖堆上，胸前挂着块写满罪名的木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造反派们揪着父亲的衣领，“为什么不向组织汇报行踪？为什么私自让你家属来？”皮带破空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我后来听何婶说，那天晚上她听见学校方向传来闷哼声，像是有人被重物击中。父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任凭皮带抽打在背上、肩上，直到鲜血渗透了单薄的衣服，在地上留下点点暗红。
何婶第二天去供销社买盐时，在街上听说了这件事。她连午饭都没吃，揣上攒了半年的工分券，步行十里路到石门镇医院，买了一瓶红药水和几卷纱布。趁着夜色，她摸黑翻过后墙，把药藏在给父亲送饭的竹筒里。“姜校长，”她隔着窗小声说，“咬紧牙关挺过去，黎老师带着伢子在我家呢，平平安安的……”
三天后，父亲被释放回家。母亲后来回忆说，那时父亲已经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但他看见母亲怀里咿呀学语的我时，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像两簇跳动的火苗。何婶悄悄抹了抹眼泪，把藏在围裙兜里的煮鸡蛋塞给我的父亲。
如今回想起来，1969年的那个冬天就像一场漫长的噩梦。但总有微光穿透黑暗——是何婶那碗热腾腾的红薯粥，是母亲背着我走过七十里山路时始终挺直的脊梁，是父亲在批斗会上紧咬牙关时眉宇间那股不肯屈服的倔强。这些细碎的光亮，如同寒冬里的炭火，温暖了我们风雨飘摇的家，也让我明白：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人性的善良与坚韧，永远是最珍贵的财富。
去年清明，我回裡姜扫墓。路过当年母亲挑着我走过的山路时，远远望见村口那棵老槐树依然挺立，枝繁叶茂。我站在山头，风穿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我：“看啊，这就是你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