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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夏天，按“走资派”调离原单位进行监督劳动改造的决定，我的父亲被调到江坊公社彭家小学。
江坊公社彭家小学在一座破旧的老祠堂里，平时只有十几个学生，父亲主要教学生读《毛主席语录》，也教算术，但最让父亲为难的，是到校外写标语的任务。公社要求每面墙都要刷上毛主席语录，田埂边、晒谷场、甚至猪圈的土墙上，都得用红漆写满革命标语。他每天揣着排笔和红漆桶出门，回来时裤脚沾满泥点，指甲缝里嵌着红漆，怎么洗都洗不净。
“学校不煮饭，你自己想办法。”大队书记拍着他的肩膀说，眼睛却盯着别处。那时候大家都怕沾上“走资派”的边，乡亲们故意绕开他，蒸饭的饭橧摆在墙角，蒸汽漫上来，模糊了所有人的表情。父亲起初还试着用搪瓷缸蒸点红薯，可乡里的冬天来得早，红薯冻得邦邦硬，咬一口能硌掉牙。
彭家村在芦河边，人们经常到芦河打鱼，有个叫贾仂的人，常年披着蓑衣在河里撒网，是个贫农，心地善良。他知道父亲经常到处写标语，画墙头画蒸不到饭，非常同情我的父亲。有天傍晚，他提着竹篓，里面装着两只脚鱼（甲鱼），“这东西没人要，”他搓着粗糙的手，“四角钱一斤，卖给你。”父亲攥着皱巴巴的毛票——那是他攒下的最后一点积蓄。
从那以后，贾仂只要抓到脚鱼就会给父亲送来。父亲把脚鱼宰杀干净，剁成小块，和粉皮一起放进搪瓷缸，再添两瓢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学校的土灶台总有余温，他蹲在灶前添柴火，火星子噼啪溅在脸上，映得眼角的皱纹忽明忽暗。脚鱼炖粉皮成了父亲最奢侈的晚餐。
“粉皮要选厚的，”后来父亲回忆时总这么说，眼睛里闪着温柔的光，“我每次买粉皮都是选厚实的，筋道。”水开后，脚鱼的鲜味先冒出来，接着是粉皮的糯香，蒸汽漫过灶台，把墙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标语熏得微微发黄。父亲就着一点咸菜，能喝两大碗汤——那汤白得像牛奶，浮着几块琥珀色的脚鱼肉，粉皮吸饱了汤汁，入口滑溜溜的。他对我说这话时，已经是几十年后了。几十年后的的脚鱼要几百块钱一斤，饭店里做成“霸王别姬”之类的名菜，可父亲给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总说：“哪有当年贾仂给的鲜？看上去我是在吃苦，实际上我是超前享受美食。”
而几十里外的汤家大队，母亲也在经历着她的冬天。她原本是石门小学的语文老师，可自从父亲被调走，她也被调到汤家大队教学点。
汤家大队在山的那边，教学点也是一座老祠堂，窗户上糊着旧报纸，风一吹就哗哗响。但汤家大队的余祥兴书记是个好人——这个在运动里始终沉默的中年男人，悄悄给母亲安排了间能生火的屋子，还让队里的妇女帮她砍柴挑水。母亲教的是复式班，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挤在同一间屋里。她用红纸剪了“好好学习”贴在土墙上。有次下大雨，屋漏得厉害，孩子们挤在墙角，母亲把自己的塑料布披在学生们头上上，自己却淋得浑身湿透。余书记让他的老婆冒雨送来姜汤。“那是个会悄悄照顾人的好人。现在的你们不知道，”母亲后来对我说，“那时候能喝上一碗热姜汤，比什么都温暖。”
1967年的冬天特别冷，彭家小学的老祠堂挡不住北风，父亲把所有的旧报纸都贴在窗缝上，可灶台上的水还是结了冰。贾仂偶尔会来学校附近转悠，看见父亲的搪瓷缸里没水了，就默默送来一壶热水。也不多说话，有时掏出黄烟筒与父亲坐一会儿，抽一筒烟就走了。
汤家大队的雪下得更厚，母亲踩着齐膝的积雪去上课，胶鞋里灌满了雪，脚冻得失去了知觉。
前几年，我陪父亲回过彭家。彭家小学早已没有一个学生了，只剩下几个空空的教室。我们在贾仂的孙子家吃了午饭，父亲充满感情地回忆他与贾仂的交情。我们又去汤家大队，余祥兴书记已经故去，也只见到了他的后人。
四角钱的脚鱼粉皮，一碗热腾腾的姜汤，还有那些关照，都在岁月里发酵成了最珍贵的记忆。现在的人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父亲说起脚鱼时会笑出眼泪，为什么母亲总会说起那碗姜汤。但有些温暖，就像贾仂竹篓里的脚鱼，就像余书记让家人递来的姜汤，看似微不足道，却在最寒冷的冬天，给了人活下去的勇气。我想，有些故事之所以被记住，不是因为它们有多么波澜壮阔，而是因为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总有人愿意为你留一盏灯，哪怕那灯光微弱如豆，却足以照亮整个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