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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太外婆整八十岁，按乡里的规矩，这般高寿该摆三天三夜的流水席，可父亲总说“再等等”——他那时刚刚组建县教研室工作，正忙得脚不沾地。直到1974年年底，这场迟到的寿宴才在裡姜村的大夫第里热热闹闹地办起来。
三太外公、四太姑婆都来了，姨公公和姨奶奶一家更热闹，他们一家十几口人从进贤也来了。
章爸爸（我从小父亲就要求我们这样称呼）一家也来了。他的头发乌黑铮亮，笑起来眼角的皱纹舒展。见人就笑着递上一支香烟。
章爸爸实名章添贵，是我父亲的发小，两人从小在浒湾镇的青石板路上长大。父亲常说，他们小时候总在抚河里摸鱼，章爸爸水性好，能一口气潜到河对岸，常常在抚河里摸到活蹦乱跳的鱼两个人平分回家。
章爸爸毕业于湖南医学院。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本该留在省城的大医院，可他偏要响应号召去内蒙古，在零下三十度的草原上扎帐篷行医。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回了家乡。可回家乡后，他放弃了抚州市人民医院和金溪县人民医院的工作机会回到浒湾镇医院工作——说他从小喝浒湾的水长大。
寿宴当天，我的父亲掌勺，章爸爸蹲在灶前娘烧火。他卷着袖管，胳膊上的肌肉鼓鼓的，是他在内蒙古长期锻炼的结果。火光映得他鼻尖上沁出的汗珠亮晶晶的。“章爸爸！”我喊他，他抬头笑，眼角的皱纹更深了。
寿宴是我父亲一个人里里外外操持着，因为我的母亲半年前开始腿肿，起初只是脚踝微微发胀，后来渐渐肿到膝盖，到最后整条右腿像吹了气的冬瓜，皮肤绷得发亮，一碰就疼。她已经卧床半个月了，连坐起来吃饭都要靠父亲搀扶。
章爸爸正是在厨房商量着给我的母亲治脚的事。一会儿，章爸爸和父亲走进了我母亲的房间。母亲侧躺在床上，右腿肿得比左腿粗了一倍多，皮肤上泛着不正常的青紫色。章爸爸蹲下来，轻轻托起母亲的小腿，手指在肿胀处慢慢按压。我看见他的眉头越皱越紧，指腹下的皮肤像面团似的陷下去，半天才能弹回来。“是深静脉血栓，拖不得了。”章爸爸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砸在我父亲的心上。只见章爸爸转身从蓝布包里掏出个小铁盒，里面码着几片剃须刀和镊子。“得马上切开排液，不然这条腿怕是要废。”
这时，房间内外一下子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煤油灯芯爆裂的声响。母亲抓着床沿的手指关节发白，额头上全是冷汗：“这……这……”章爸爸抬头看了母亲一眼，目光温和却坚定：“你信我不？”他让我父亲帮忙按住母亲的上半身，自己则用酒精棉球反复擦拭肿胀的小腿。我站在旁边，闻到酒精混合着药草的气味。章爸爸的呼吸均匀而深沉。当冰凉的剃须刀轻轻划开皮肤的瞬间，母亲猛地吸了一口气，“哎呦”一声。章爸爸的动作极稳，刀刃沿着肿胀最明显的部位划开一道长口子，暗红色的淤血立刻涌了出来，顺着他的手指滴在准备好的脸盆里。
“好了。”大约十几分钟后，章爸爸用镊子夹出一块暗紫色的血块，伤口处顿时涌出清亮的液体。他仔细地缝合伤口，撒上消炎药粉，最后用干净的纱布层层包扎。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第二天清晨，我趴在母亲床头，看见她试着动了动右腿。奇迹般地，原本像灌了铅似的腿竟有了知觉，虽然还肿着，但疼痛已经减轻了大半。“真神了。”我的母亲摸着包扎好的伤口，眼里露出久违的笑。章爸爸依旧到厨房与父亲一起做菜，烧火，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般。太外婆的寿宴也在热热闹闹中继续进行。第三天，寿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的母亲竟然可以下地招待客人了。
改革开放后，县领导几次找章爸爸谈话，想调他去县人民医院当副院长。可章爸爸摇摇头，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却在浒湾镇街角租了间铺面，挂起了“章氏诊所”的招牌。他说：“我就守在这儿，谁有个头疼脑热，推门进来就能看。”
我后来在浒湾中学教书时，女儿还小，发烧感冒，每次抱着孩子去章爸爸的诊所，他从来不用那些花里胡哨的药，总是摸摸孩子的额头，看看舌苔，然后从抽屉里取出几包褐色的药。“回去吃了，发发汗就好。”有一回女儿得了急性扁桃体炎，高烧到39度，章爸爸用三棱针在耳尖放了几滴血，又开了副清热解毒的方子，第二天孩子的烧就退了。
可章爸爸只活了七十多岁。
去年寒假，父亲坐在堂屋的藤椅上晒太阳，说到他的一众发小，忽然叹了口气：“你章爸爸是个被时代浪费了的人才。”我正给他倒茶，闻言手一抖，热水溅在桌沿上。“他要是留在大医院……”父亲没说完，可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章爸爸当年毕业的湖南医学院，前身是湘雅医院，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全国最好的学校。素有“北有协和，南有湘雅”之誉，在我国医学和医学教育界引人注目。可章爸爸这样一个医学院高材生却偏偏选择回到小镇，在简陋的诊疗室里度过了一生。
裡姜太外婆的寿宴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太外婆早已作古。可每当我想起章爸爸蹲在煤油灯下的侧脸，想起他手术时专注的眼神，就觉得有些东西从未改变——就像浒湾镇的那条抚河，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始终静静地流淌，滋养着两岸的草木与生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