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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十月末的金溪县城已落过几场薄霜，父亲裹着蓝布棉袄，踩着冻硬的土坷垃往县委政治部走。
筹建县城“实验小学”（三小）的决定来得突然。那时的金溪县城只有两所小学，随着“文革”结束后的入学高峰到来，校舍紧张的问题日益凸显。政治部邓水文主任在一次会议上拍板定案：“把一中老校门孔庙大殿前的文昌宫和原大礼堂那片地划给实验小学。”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却牵动着多方利益。最终，经过权衡，县里做出一个特别的交换：由实验小学建设方负责为县一中新建一座上下两层、共八个教室的教学楼，以此换取孔庙大殿前的文昌宫其前面的一块场地。父亲被委以重任，与邹琴香老师共同负责筹建工作。父亲则是个行动派，话不多，但只要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办好。
政治部邓水文主任对父亲说：“老姜，你牵头，三个月内得把图纸落地。”那时的物资有多紧？我后来听父亲说，全县盖房的木材都要凭票供应，钢筋更金贵，得提前半年打报告，有时一年也提不到货。父亲领了任务，第一桩事就是跑建材。他揣着邓主任写的介绍信，先去了资溪石峡。石峡的山路结着冰碴，父亲裹着草绳绑腿，翻了两座山。木材厂的供销科长拍着他肩膀笑：“姜主任，不是我不给面子，你这得盖县革委会的章。”父亲当晚就守在革委会办公室门口，第二天顶着鸡叫去盖章，回来时裤脚沾满泥浆，怀里却紧抱着盖了红印的批条。半个月后，几大车木材运到工地上。
比起木材，钢筋的采购才是硬仗。1977年底，父亲听说新余钢厂有计划外指标，但父亲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买不到。他求助于政治部邓水文主任邓主任说，我有办法还用你么。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想起曾经的老同事，现在回到南昌的罗琴如老师。他马上坐车到南昌找到罗老师，罗老师一听父亲的请求，没有多想，立即找到关系，得到了批条。但后来父亲才发现，批条上的日期1978年2月6日是农历腊月廿九除夕。如果没有及时去取货，批条将作废，这一年的功夫全白搭。父亲在办公室抽了半宿烟，烟灰落了满桌。第二天一早，他敲开了文教组长叶彦福的门。叶组长听完父亲的汇报，他把茶缸往桌上一墩：“我去调车！”
叶组长调来“共大”的解放牌卡车，司机是个黑瘦的小伙子，听说是去新余拉钢筋，直撇嘴：“叫花子也有个年饭吃，要过年了，我不去！”“共大”的余国祥主任赶紧递烟：“兄弟，这不是我老余耍威风！”可他就是不答应。最后还是换了一个司机。
夜里十点，卡车开进南昌。各家旅社早关了门。"父亲只好带着几个人敲开了罗琴如老师的家门。当晚留宿在罗老师的家中。
第二天，车到高安时，汽车坏了还漏油。司机急得直搓手：“这人生地不熟的的……”父亲却笑了：“我有个老乡在高安县剧团，叫饶云，说不定能帮忙。”父亲找到饶云。听说要修车、买汽油，饶云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带着父亲找来修车的师傅，又找关系买来汽油。
车到新余钢厂已是傍晚。供销科的王科长看了是工行罗科长的批条，拍腿大笑：“你们的面子大呀！”他立即让人搬钢材上车。返程又是两夜一天。第三天中午，卡车路过温家圳时又抛锚了。父亲他们只好滞留在温圳。直到年三十下午两点，卡车才一路颠簸开进一中操场。邹金荣校长来到车旁，看见钢筋，他眼眶都红了：“老姜，你真不简单呀！”
卸完最后一根，已经是深夜，。父亲拍了拍身上的灰，与邹校长告了别，就消失在夜幕中。
后来我问父亲那趟累不累，他轻描淡写地说：“有事业心的人，都会把学校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父亲和那些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的人们——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筹建者们大多已经退休，有的甚至已经离世。但实验小学的故事还在继续，就像那批跨越年关运来的钢筋，虽然沉默不语，却支撑起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梦想。
现在，每当我看着家长们牵着孩子的小手走进校门，我总能感受到一种传承的力量——那是关于责任，关于坚守，关于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的信念。我明白，对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来说，教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值得用除夕夜的团圆来交换的信仰。我想，这些故事不会随着时间褪色，反而会在岁月的长河中愈发清晰，如同那批穿越年关运来的钢筋，在时光的淬炼中愈发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