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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父亲退休应教育局邀请编修《金溪教育志》——编修一部前无承鉴的，从北宋建县以来从未有过系统记载的千年《金溪教育志》。
父亲刚办完退休手续，原以为能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时任教育局局长的修淦川亲自对父亲说“局里决定编修《金溪教育志》，这活儿得找个懂教育又耐得住性子的人，大家第一个就想到了你。”
金溪建县于北宋淳化五年（994年），至今已逾千年。这里自古就有“临川才子金溪书”的美誉——“临川才子”说的是隔壁抚州的文脉昌盛，“金溪书”则因浒湾古镇的雕版印刷业闻名天下，明清时期更是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但翻遍县志，关于教育脉络的记载却如断珠散玉：有零星的书院记述，有只言片语的科举名录，却从未有一部专书系统梳理过从私塾到学堂、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的全过程。“这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父亲后来跟我说起接下任务的缘由时说，“金溪自古‘耕读传家'，陆九渊的心学从这里发轫，危素修史、吴伯宗夺魁、蔡上翔考据，近代的曾仲鲁创办中学，现代的郑泉水成为清华博导……这些名字串起来，就是一部活的教育史。我们要给后人留一本明白账。”
修志工作启动会上，教育局的会议室坐满了人。各乡镇中心小学的校长、教育局各处室负责人、参与编志的工作人员。修淦川局长说：“我们要编一部我们自己的教育史，要在我们手里给后人留下一部精神财富！”父亲坐在人群中，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要点：历史沿革要溯到北宋书院的雏形，人文教育要涵盖科举制度与私塾体系，地方风物要关联浒湾书铺街的刻书传统，经济特色要考虑明清时期“一担书担走天下”的文化贸易，典故趣闻要挖掘“陆子讲学”的故事……
编修工作的第一步是“广征博采”。父亲决定采用志、记、史、录、图表体裁，按篇、章、节、目层次编列，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真实性、资料性的统一，具有资政、存史的教育功能，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地方特色，充分展现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决策依据，适应现代化的需要。父亲带着几位教师组成的团队，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调查。他们背着包，走遍了金溪的每一个乡镇的每一个学校。父亲曾对我说过，最艰难的是资料的考证与辨析。县档案馆里保存着民国时期的教育档案，但许多记录因战乱残缺不全；民间流传的《金溪书院志》手抄本，字迹潦草且多有错漏；甚至同一位历史人物的生卒年，在不同文献中都有出入。父亲为此专门请教了省社科院的专家，又跑了一趟南昌，对比《江西通志》《抚州府志》里的记载。记得有个周末我去帮他整理资料，看见书房里摊开着十几本笔记，每一页都用红笔、蓝笔、黑笔做了不同的标记。父亲指着其中一页说：“你看，关于陆九渊创办的‘象山精舍'，有的资料说是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有的说是淳熙十三年（1186年）。我查了《陆九渊集》里的文字，又对照了当时抚州的官员任命记录，最终确定是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
修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父亲常说，这部志书能成型，最要感谢的是“众人拾柴”的温暖。教育局长修淦川是坚强的后盾。他特批了专项经费，协调各学校积极参与。刘国兴副局长是后来的关键人物。他不仅逐字逐句审阅修改，还根据市教育局修志办的要求，调整了志书的框架结构。“志书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刘局长对父亲说，“我们要的是能反映教育规律、为后人提供借鉴的‘信史'。”在他的指导下，志书最终确定了“立足金溪，存真求实，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编纂原则，依旧采用志、记、史、录、图表相结合的体裁，按篇、章、节、目分层编排。
通过两年的时间，我的父亲与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190万字的《金溪教育志》三册送审稿，他摸着厚厚的稿本，轻声说：“总算对得起金溪的千年文脉了。”但命运有时会有意外的转折。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这部凝聚了父亲两年心血的送审稿未能及时付梓。我看着他把稿本收进书房最底层的铁皮柜，锁孔里落了一层薄灰。父亲却从未抱怨过。
时光流转到2015年，县里启动“文化强县”工程，教育局决定重新编修《金溪教育志》，又一次邀请我的父亲续编《金溪教育志》。八十岁的父亲眼里重新燃起了光。这一次，有了更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有了更完善的档案系统，更重要的是，当年参与编修的人们纷纷贡献出珍藏的补充资料。2017年，《金溪教育志》终于正式印刷出版。
如今，这部《金溪教育志》静静躺在我家的书房里里。翻开扉页，父亲写下的一段话墨迹犹新：“教育是文明的火种，志书是火种的容器。我们记录过去，是为了照亮未来；我们铭记先贤，是为了激励来者。”
我想，父亲执着编写《金溪教育志》不仅仅是在编一本书，他是在打捞一座城的记忆，是在缝合历史的断层，更是在告诉我们：教育的根脉深扎于土地，文化的传承需要每一代人的守护。就像金溪的书香，从浒湾的雕版刀痕里走来，经过私塾的琅琅书声，穿过战火的硝烟，越过改革的浪潮，最终在今天的校园里，化作孩子们笔尖下流淌的诗行。这或许就是编修教育志的意义——让过去告诉现在，让现在启迪未来。而我的父亲，用他的执着与热爱，在金溪的教育长卷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墨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