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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的九月底，山间的枫叶还未红透，晨雾里已经裹着刺骨的寒意。县城政府招待所里，父亲和几位老师正在认真地撰写材料。
为了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县级材料，县里抽调了父亲和杨云生老师、龚祜老师、王庆云老师等组成编写组，组长是夜彦福。他们吃住都在招待所，连印材料都要亲自往县印刷厂跑。编写组的四位老师各有各的故事。杨云生老师最是热心肠，衣服上总是缀着补丁，口袋里永远插着支钢笔，喜欢读书，他把厚厚的古书用红色的封皮保上封面，封面上写上毛主席万岁或毛主席语录，只要有空就掏出来阅读。供祜老师是个沉默的人，戴副高度圆框眼镜，写材料时总要把铅笔削得尖尖的，说这样写出来的字才有筋骨。王庆云老师年纪也是个沉言寡语的人。叶彦福组长是县文化教育局的领导，耳背，人们背后多叫他“叶聋子”，你跟他交谈要用笔语。但他做事最是严谨，每份材料都要逐字逐句推敲三遍。
父亲和他们凑在一处，白天在招待所的会议室里讨论提纲，晚上就着煤油灯修改稿子，有时候熬到后半夜，叶组长会让招待所的老厨子悄悄送来碗热汤面。
那些日子里，父亲总带回些新鲜事：说金溪中学张允若老师最近被借调到武装部写稿，是个上海来的大学生；说坪上小学新分来的女老师是从南昌工学院下来的，和母亲是旧相识。我那时年纪小，对这些大人的事似懂非懂，只记得父亲提到张允若时，总要叹口气："好好的复旦高材生，硬是被划成了右派，在金溪中学教了七八年书，眼看着都快四十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张允若老师的故事是杨云生老师先提起的。有天傍晚，父亲他们从武装部回来，杨老师神秘兮兮地拉住父亲：“你猜我在武装部遇见谁了？那个上海佬！”他说的“上海佬”就是张允若老师，因为口音里带着浓重的吴语腔，县里人都这么叫他。张允若原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后来被划成右派，下放到我们县的金溪中学教语文。这些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他始终夹着尾巴做人，上课认真得连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推敲，可到底因为出身问题，又是外地人，一直没成家。
“那日在武装部，他正趴在桌上写材料，见着我倒先笑了。”杨云生老师后来和父亲说，“头上都有白发了，整体不做声。”原来张允若老师这些年不是没动过成家的念头，可右派的帽子压着，哪个姑娘敢往他身边靠？后来年纪越大，越觉得孤单，有回喝多了酒，竟红着眼圈跟杨云生老师说：“我这辈子怕是就要一个人过了。”
父亲听了心里不是滋味。第二天在招待所吃晚饭时，他特意把这事和几位老师说了。供祜老师放下筷子：“这年头，谁不难呢？”王庆云老师却突然想起什么：“对了，坪上小学有几个从南昌工学院下放的女老师……”父亲想起我的母亲和那几位女老师是同事，其中有一位女老师，是南昌工学院毕业的，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下放到坪上小学教书。那个老师虽然话不多，但特别要强，一个人带着行李卷就来报到，教室里的课桌椅坏了都是自己修。父亲就当时提了一嘴，“我见过那姑娘。”叶彦福组长突然开口，“上个月去崇麓公社检查工作，听校长说她课教得好，学生们都爱听。”他顿了顿，“模样也周正，就是总穿件灰布褂子，看着怪单薄的，好像是姓林。”就这样，父亲和杨云生老师商量着要当个“媒人”。
他们先找到张允若老师，把坪上小学的那个林老师的情况说了——三十出头，南昌城里来的，性格温和，工作踏实。张允若老师起初有些犹豫：“我这身份……”杨云生老师拍着他的肩膀：“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人品好才是真的好！”父亲也说：“林老师那边我来说，她也是个明白人。”母亲这边也没闲着。她亲自找了林老师，说县里来了几位老师，想请她去招待所坐坐。林老师起初推辞，说教学任务重，后来听说是母亲的老同事，才答应抽空去一趟。
第一次见面是在杨云生老师家里，张允若老师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沿；林老师则低着头，时不时捏捏围巾角。“起初两人都不说话，就我跟你的姆妈干着急。”父亲后来笑着跟我们说。还是杨云生老师机灵，提议大家一起包饺子。母亲和吴老师（杨云生老师的妻子）去厨房和面，父亲和叶组长去准备馅料，留下张允若和林老师在屋里。不知怎么的，话题就从教书说到了读书，张允若说起复旦大学的图书馆，林老师说起南昌工学院的实验室，竟越聊越投机。后来又见了两次面。第二次是在县烈士公园，张允若老师特意买了一斤水果糖，林老师则带了自己晒的笋干；第三次是在电影院，最后一次见面时，张允若老师终于鼓起勇气，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是他写的自白书，说自己虽然有过错误，但这些年一直在努力改造，希望能有个温暖的家。林老师看完信，红着脸点了点头。“
这事儿成了！”杨云生老师第一个跑来报信。父亲记得那天下午，招待所的院子里飘着桂花香，他们几个老师围坐在一起，连供祜老师都破了例，喝了半杯白酒。叶彦福组长拍板：“先给人家把喜事办了！”
婚礼很简单，没有婚纱，没有喜宴，大家聚在一起向他们说了一些祝福的话。杨云生老师特意写了副对联，上联是“风雨同舟共度岁月”，下联是“相濡以沫同筑家园”，横批“新生”。父亲作为男方介绍人致了辞，母亲则拉着林老师的手说：“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
第二年春天，政策开始松动。张允若的右派问题得到纠正，县里给他恢复了名誉。他们商量着要回南昌，父亲和母亲帮忙联系了回南昌工作调动的事宜。临走那天，张允若特意来家里告别，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本《唐诗三百首》，扉页上写着：“感谢二位恩人，让我有了家。”林老师则塞给母亲一包糖。再后来，听说他们又调回了上海。父亲每次收到张允若老师从上海寄来的信，都会兴冲冲地念给我们听。
十几年前的一个暑假，张允若老师回过一次金溪，张允若老师送给我父亲一张照片：两位老人站在黄浦江边，身后是东方明珠的灯光，张允若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却笑得像个孩子；林老师挽着他的胳膊，脸上的皱纹里盛满了幸福。
现在想来，1972年的那个冬天，不过是历史长河里普通的一年。但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却因为几个普通人的相遇，生发出一段温暖的故事。父亲和杨云生老师或许没想到，他们的一次“牵线”，不仅成就了一桩婚姻，更让两个漂泊的灵魂找到了归宿。就像母亲常说的：“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难的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说不定就改变了别人的命。”窗外的山雾渐渐散了，晨光透过玻璃洒在我的书桌上。我轻轻抚摸着纸页上的字迹，仿佛还能触摸到1972年冬天的温度——那是木炭的暖，是桂花的香，是两颗孤独的心终于靠在一起的，最朴实的烟火人间。
